“男儿漂泊为本分，女子漂泊为家贫！”在东莞纪录片《自梳女》片尾东莞自梳女游丽梅的这句话，让人颇为感慨，它道尽了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命运的悲哀，也反映了那个年代东莞自梳女伟大的牺牲精神。

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是上个世纪初，珠三角一带蚕丝业衰落，年轻女性漂洋过海到南洋打工，没有谈婚论嫁而形成的一个特殊女性群体。为了养家糊口，减轻父母的压力，为帮助兄弟姐妹，她们在十几二十岁的青春年华便为肩负着养家的重任，远赴异国他乡，一去就大半个世纪，最后孑然一身，或老死他乡，或落叶归根。

如今，东莞只剩下22个自梳女，平均年龄96岁，最大的有106岁。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自梳女”将成为更加陌生的名词，自梳女这个独特的群体和这段历史将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抢救性挖掘“自梳女”历史已经迫在眉睫了，在市政协、市侨联等相关单位的努力下，常平镇拟将义和堂“十姊妹”屋改建为东莞首个自梳女博物馆，《自梳女访谈录》一书也正在采写中。

东莞自梳女多数是为家庭而不嫁

对于自梳女这个独特而神秘的群体，很多人都会好奇他们为何不嫁。这里面自然有妇女对封建社会的婚姻、夫权的不满，毕竟在盲婚哑嫁的旧时代，男女都基本无自主选择婚姻的机会，不喜欢便是自梳女选择不嫁的原因之一。

在东莞纪录片《自梳女》中，望牛墩镇上合村的伦松胜老人表示，“那时候人很孤傲的，个个都不肯嫁……不喜欢，有人问也不肯嫁。”

当然，也有因经济独立决定不嫁的。他们比较自立，也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成本，同时又担心婚姻会束缚她们的自由，所以决定自梳。今年98岁的横沥村老人邓亚尚就曾表示，自己不结婚的原因有一部分原因是受不了别人管束，“要自立”。她另一半原因就是为了养家。她表示，“给人家打工，如果结婚有了家庭，主人家就不会再聘用她们，那样就没有办法赚钱帮补东莞的家人”，最终她和十几个好姐妹相约“梳起”，终身不嫁。

是的，正如邓亚尚老人一样，东莞大多数自梳女自梳的原因，是为了照顾家庭而牺牲了自己。这些老人，基本是上个世纪上半叶下南洋打工的，那个时期，珠三角蚕丝业受到欧美殖民国家冲击而衰落，加上时局不稳、战火纷飞，人们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用老人们的话说，都是因为“没饭吃”，他们在自己十几二十岁这个青春年华起，开始肩负着养家的重任，为了养家糊口，减轻父母的压力，为帮助家人而自梳，只能远赴南洋打工。

今年95岁的常平镇老人叶瑞娣少时家境贫穷，她一门心思赚钱养家，根本无暇考虑婚事，到了35岁，索性去了马来西亚，到工厂当厨师。这一去就是50年，期间一直对家人念念不忘，赚了钱就往家里寄。

记者还从常平镇侨联秘书长箫效辉提供的资料中得知，2015年12月去世的常平镇自梳女周月笑也是因为当年家里太穷了，她不忍家人挨饿才下南洋打工的。据周婆婆的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农村许多家庭处于贫困状况，而妇女下南洋去打工是那个时代里能赚到钱养活家人的重要途径。她们一般从事“保姆”类的工作，积攒了一些钱以后就托人带回家，养活父母，扶助兄弟姐妹成家。自己回乡时，买面粉、油、糖、米等食品和布匹，用大藤笠装着，坐船带回老家。尽管年轻时也有人追求周婆婆，但她一心只为赚钱养家不敢多想其他，就只好“梳起”，独身度日。

周婆婆就是东莞自梳女的缩影，和周婆婆一样，许多自梳女为了家人的生存，全心全意在外国打工。

老来多病返乡安度余生

对于时代造就的命运，许多自梳女回首往事，多少还会伤心，而对于自己的选择，大多数人并不后悔。打工期间有些人会遇到一些好雇主，比如横沥镇的邓凤珍，常平镇的叶瑞娣和寮步镇的游丽梅等，雇主对她们都很和善。但多数人还是因为人生地不熟，自己又不识字，只能做些家政工作，艰苦备尝。所以在纪录片《自梳女》中，老人们回忆起往事，说得最多的就是“凄凉”二字。

今年106岁的东莞最老自梳女、望牛墩镇上合村的陈有娣回忆刚到新加坡时的情景：每天要洗7个人的衣服，刷7个冲凉房，还要做其他很多事情，自己不识字，连时钟都不会看，都要求别人教。今年98岁的莞城老人魏林好当年在新加坡遇到很不好的雇主，家里的小孩经常打骂她，不让她出门，一家人外出时，就把她锁在屋子里，甚至有时还不让她吃饭。

然而，让这些老人没想到的是，她们当年那一去南洋打工，基本大多就是半个多世纪。年轻时背井离乡，艰苦备尝，等年老了，很多人都积劳成疾，那时候落叶归根便成了她们最大的心愿。因此，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一些东莞原籍的自梳女开始陆陆续续回国，回到自己的故乡。

然而，一开始她们由于没有中国国籍，无法享受我国公民应有的福利，更没有村分红及其他的收入，加上没有子女，生活上有诸多不便，颇为凄凉。为了晚年有个落脚的地方，来自东莞同一个地方的自梳女通常会集资建立一座“姑婆屋”，共同生活，避免老无所依。

比如，邓亚尚回到东莞后，就与其他自梳女一起集资在横沥镇建了一座“姑婆屋”，一起生活。邓亚尚表示，因为没有家庭，她们最担心的就是老了以后无人照顾，虽然姐妹们一起生活，但是大家年纪越来越大，没有了工作能力，生活也就无法保障。

再比如常平镇，如今还存在着三座“姑婆屋”（又称“十姊妹”屋），是由在海外的常平原籍自梳女约500人自发筹钱寄回常平重建。其中成意堂、合意堂早已改为商用，唯有义和堂近20年来，一直由自梳女周月笑管理，直到2015年12月她去世为止。

不过，让邓亚尚和她的姐妹们没有想到的是，她们原本赖以养老的“姑婆屋”并没有成为她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站——政府和社会并没有忘记她们，在养老院里，有专业护工照顾她们的晚年生活、养老费用、医疗费用都由当地政府负责，而那些住在亲戚家或独住的自梳女，也有亲戚或社工照看，政府每个月都会有如社保养老金、高龄津贴、低保金等补助。

随时间推移，原先住在“姑婆屋”里的自梳女，有的去世了，有的被亲戚接走了，有的住进养老院了。尤其是2011年9月，东莞首批四名自梳女恢复了中国国籍后，陆陆续续，所有自梳女基本都早已恢复中国国籍，她们开始享受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各项福利待遇，在南洋漂泊了大半辈子，终于能在故土平静地安享晚年。

东莞自梳女今只剩22人

记者还从市侨联提供的资料获悉，目前东莞市在世的“自梳女老归侨”越来越少，从上世纪90年代的100名左右，到今年1月份，只剩下22个，而且都年事已高，平均96岁，其中年纪最大的是望牛墩上合村的陈有娣，出生于1911年，至今106岁，最小的是寮步镇游屋村的游丽梅，生于1935，至今也有82岁。

此外，在上个世纪，东莞这样的“姑婆屋”还不少，多个镇街都有。如今，这些“姑婆屋”基本已经人去楼空，也有不少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了……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自梳女”将成为更加陌生的名词，自梳女这个独特的群体和这段历史将退出历史舞台。

也就是说，抢救性挖掘“自梳女”历史已经迫在眉睫了。

致公党东莞市委副主委、东莞民俗专家黎平告诉记者，致公党东莞市委会多次探访东莞市的自梳女，与老人们谈家常，诉真情，了解老人们的生活近况。从3年前开始，由东莞市政协提出采写《自梳女访谈录》起，致公党东莞市委相关工作人员就多次去访谈在世的东莞自梳女。虽然已经访谈了所有当时在世的自梳女，但因为老人都年事已高，访谈只能多次进行，目前还在做收集整理工作。

此外，致公党市委会、市侨联、常平镇等单位去年就开过研讨会，拟将常平镇义和堂“十姊妹”屋改建为东莞首个自梳女博物馆，目前还在筹备阶段。

“自梳女这段特色历史是中国华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黎平表示，自梳女是特色时代的产物，承载着厚重、悲情的历史，那段历史，那些命运，以及自梳女的抗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不应该被忘记。

自梳女简史

“自梳女”是珠江三角洲特有的女性群体，盛行于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等地的鱼米之乡，不知何时又漫延至东莞。这是封建制度下产生的畸形风俗。除自梳外，还有一种是少女迫于父母之命、不能“梳起”只好违心出嫁，但婚礼完毕后，却长居娘家，不与丈夫同居。这种妇女名义上已结婚，但实质亦是独居，与“自梳”名异而实同。这种婚后独居的现象，在粤中被称为“不落家”。

还有一种名义上已婚，实则是独处的叫“买门口”的。这种情况多产生在一些小康家庭。这些家庭的父母既不愿女儿梳起，又拗不过女儿独身终老的决心，又恐女大不嫁“驮衰家”（在宗法迷信观念统治的社会里，一般人认为凡大年大节，有已长成的女儿留在家中，不吉利，可能招致家中财丁两损），只好采取“买门口”的折中办法。即替女儿找夫家时，言明女儿不落家，宁愿花一笔钱给女婿纳妾为代价。以后逢年过节，该女子则由夫家迎回去；若迎而不去，则任由其往乡中姊妹处度年、度节。家资富有者，更由父母另拨房屋给女儿居住，以免留在娘家招来左邻右里的闲言闲语。

“自梳”“不落家”“买门口”等习俗始于何时，已很难查考，但据任志成书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番禺县志》称：“国朝百年来，番禺一邑，其所称贞女者志不绝于书，而其甚者，相约不嫁，联袂而死。”可见“自梳”之举，清中时期已成风气了。

清朝之后，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番禺、中山、东莞等地区的手工业比较发达，妇女谋生的门路多了，如养蚕缫丝等，足以赚钱养活自己。她们目睹了桩桩妇女婚后的悲惨命运，感到悲哀，故以“自梳”的方式独身终老，永不嫁人。这是对封建婚姻以及夫权压迫的反抗。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来自东莞市侨联、常平镇侨联以及纪录片《自梳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