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长，衣衫薄，来日方长。

多年后，他乡亦是故乡

若不是13年前的那场人生中的变化，或许我很难想象，此刻我在哪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如何，春节又在哪里过？

多年后，我的许多同龄人和我一样远离故土到外地谋求生存，但每到过年时他们还是要返乡去过春节，他们的根和思念仍然牵挂在远方。而我和身边的这帮乡亲们，却早已在十几年前就从土里将乡根拔起，也逐渐学会了将根种活在了新的“故乡”，从此成为故乡的陌生人。

重庆老家。

重庆 · 过年

儿时村子里的年味

那场关于移民的搬迁发生在2004年。在那之前的16年里，我每个春节都感受着乡土的热情和富产，让浓浓的春节情伴随了整个童年。

我出生在重庆东南边陲的一个小村庄里。从小对于春节的记忆，是从进入腊月后春节食材的紧张准备开始的，伴随着老妈口中唠叨着的那些节日话语忌口和嘱咐。

杀年猪、推汤圆、磨豆腐、腌咸鱼……在内地乡村，90年代末物资尚不充裕，我还是个对过节感到欢天喜地的孩子，大人们却不得不在忙碌的农活中抽出时间，考虑这一年的团聚和庆祝。

儿时过年的开始，始于腊月里的杀年猪。年猪一定要在过小年前后杀，图个吉利。杀猪匠是镇上几个少有手艺的屠夫，每家每户都得排着队伍提前预约，还要找七八个壮汉配合摁猪。从记事起，每年我都要帮奶奶在门前的小平地上挖好土灶，架上一口硕大的铁锅，让柑橘树枝把水烧得滚烫。只听那猪起先是高亢的嗷叫，到后来逐渐低沉，最后只剩喘几口粗气便悄然无声了。

乡下人能把过年的所有事务，都与来年的运气对应起来。比如年猪临死前的嚎叫，能判断来年是否万事顺利；猪血接得是否顺畅，代表财气是否旺盛……

杀了年猪，过年准备只是开了个头。早年间乡下没有冰箱，猪头、猪尾代表着“有头有尾”，必须腌制后作为团年饭的一道必备菜。猪屁股的肉最好吃，所以用来灌腊肠。猪腿上的肉肥瘦得当，外婆总爱背来分给我妈和小姨。其余的肉，都要用新鲜的松柏枝熏上几天，再挂到厨房的灶台上，供一年使用。

除了年猪，主妇们还有好几样年货要准备：一是把糯米泡上几天，用石磨磨出汤圆浆，再用滤布控干后晾晒成汤圆面，以备一年之用；二是用黄豆做豆腐；三是将糯米混合少量粘米蒸熟，再将米粒冷却、晾晒成“阴米”。据说这种做法老家已流传了几十年，只有过年前后的天气最适合晾晒。除此之外，主妇们还会为孩子和男人们做一些油炸的小面食和丸子，方便他们解馋和下酒。

长江里的河虾。

重庆人爱吃的折耳根。

柑橘是当地重要的经济作物。

除了饮食上的特殊安排，过年还有长辈们不断叮嘱的各种“忌口”。比如团年饭菜的数量要偶数，吃饭前需要先叫逝去的“老辈子”们吃饭；过年不能摔碎任何一个杯碗瓢盆，不然不吉利；初一早上要吃手包的汤圆，表示团团圆圆；整个过年期间，不能被叫起床、不能睡懒觉，不能说带有“死”字的话或诅咒他人的玩笑话，不然可能意味着一年要生大病……

在这些礼节中，还有一项非常特殊，是初一早上的祭祖。在老家，大年初一全家要到祖先坟上烧香燃鞭，以祈祷先人保佑子孙一年的平安。事罢后，孩子们还要随父母一起爬山，所谓“步步高升”。下山时还要从山里折回一只小树枝，表示有柴（谐音“有财”）。每到这个时候，老家的那座“七星山”人满为患。

七星山。

广东 · 过年

广东过年习俗大不同

2004年8月，随着重庆三峡库区退耕还林的需要，我与600多名同乡人远迁到千里之外的广东江门。还记得从一个火炉搬到另一个火炉的盛夏里，江边上送别的乡亲们敲锣打鼓站满了码头，而在广东迁入地小镇的饭店前，本地人也把门口挤得满满当当。

无论是语言还是风俗习惯，广东与重庆相差迥异。我们的新生活，也从这些悬殊的认知和奇怪的被“参观”中开始了。

2015年1月，在广东的第一个春节，第一次亲身感受“他乡”的年味。那一年，无论是从老家过来广东访友的，还是村里回到重庆老家过年的都不少。大家坐下来寒暄，不厌其烦地聊着两边熟悉又陌生的人和事。

那时，乡亲们对于广东的气候也还不够了解，好几家人想学着腌制咸鱼和腊肉，结果因为天气太高纷纷生了虫，以失败收尾。就连从老家搬来的泡菜，也变了味道。

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话听不懂，风俗也不懂，对环境和本地人有着一份天生的陌生和距离感。

为了缓和这种气氛，广东本地政府从第一年起就立下了要给移民们拜年的习惯。每家每户一袋米、一桶油、一包水果作为礼品，到了腊月里还要请乡亲们在村子里摆上几桌吃顿大餐，这也的确让村里的人们感觉温暖了不少。

不过，乡愁仍是乡愁，团年饭后大家还是纷纷拿起电话问候老家人，听着远方响亮的炮声，也有人转身偷偷抹泪。

那年初一的早上，每家每户无一例外煮了汤圆，不过没有一家是自己手推的汤圆面了。整个正月里，由于新地方没什么亲戚朋友，少了很多走亲访友的忙碌。也有少数人会骑车到附近其他移民点找同样远迁的亲戚，似乎希望从中找到多一些年味。还有少数人也开始走向广东村落的集市和街道，探听些本地人的风俗习惯。

的确，广东过年的风俗与重庆大不相同。比如拜年要买年花，要在门上挂一把混合着生菜、芹菜、葱花和桔子的好彩头，要舞狮子表演，已婚人士统统还要给未婚人士发个小红包等等。

就红包这一项，老家是给有着真正亲属关系的小孩子才发，金额至少50元起，而且还流行两妯娌相互礼让不肯收。但在广东，红包一般就5-20元，最小的仅1元，主要是已婚人员发给未婚人员，图个彩头。我所在的迁入地，也没有杀年猪、磨豆腐之类的项目，就连团年饭很多都流行在酒店订餐，这在老家是万万不可能的。

还有件印象深刻的事：老家人春节流行守岁，一般会选择大年初一零点来一串响亮的鞭炮。到广东的第一个春节，大家也格外重视。零点的钟声还未响起，小院里的鞭炮声已此起彼伏了，还有的人特意买了大烟花燃放。那一年，本地人对这群平日里并不怎么交往的移民产生了新印象：有钱。可他们却并不清楚，这只不过是因风俗习惯不同而引起的一个“小误会”。从第二年起，移民们也慢慢学会了低调。

重庆 ↔ 广东

父母寻访移民故交

两地乡亲两地家乡

虽然在广东过了13个年，但每年过年的气氛却越来越淡，过年的仪式感和重视度也越来越低。若让我回忆起这13年都是怎么度过的，竟想不起任何一件特有意思的事儿来。直到如今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才算明白，过年其实要的只是一种氛围。

每一个搬迁的家庭，除非有大家族同时搬迁，都只有冷冷清清的两三口人，自然也少了老家大团年饭的热闹和味道。

十几年来，村里人早已适应并融入了广东本地的生活中，有的做起了小生意，有的在厂里升到了管理岗位，生活水平步步改善，也有人买了私家车。

当年移民时出生的小孩已经上初中了，本身原来就是孩子的已经长成了大人，结婚、生子。年轻人都在各自生长着，中年人在忙着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和婚姻，只有老人才在缅怀着过去的时光里缓慢前行。

重庆故乡。

去年的秋天，忙碌了大半辈子的父母卸下了手里的生意活儿，开始安度晚年。停下来的第一个月里，老两口已经完美计划了未来一年，第一个提出的要求竟是想走遍当年同时搬迁到广东的所有移民点。

“我想看看他们那边的山行地理如何，我想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到底好不好。”一个周末的晚上，老爸对我说。

从那天起，老两口先后采用了骑车、公交和让我接送的方式，走遍了13年前跟我们同一列火车来到广东的移民乡亲们，最远的广州增城，最近就在江门。

虽然相隔不远，但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都已几乎失去了联系。每到一个地方，老两口就会用手机拍下移民点的楼房格局和地理位置情况，当然还有和乡亲们合影。他们也会像在老家的规矩一样，在远房亲戚家里留宿一两晚再回家，离开时大家都一送再送。

每走完一个地方，老爸就像战场上的老革命家一样，在心里的广东版图上插上一面小旗，写上几个关键词。他也在这些对比中在一天天试图印证自己多年来内心的疑惑：“当年我们搬迁的地方真的好吗？跟其他地方比我们差了吗？跟老家比好吗？”

这么多年来，无论他的子女在这片土地上如何求得了生存和空间，他依然还在午夜梦回时思考当年搬迁的决定。与其说是在对自己拷问，不如说是另一种对于故乡的思念，也是另一种对放弃故土情节的权衡。

我也深知，跟老爸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存在于移民的大队伍中，存在于对老家回望而踟蹰的脚步里。

今年，隔壁赖叔家买了新车，他带着全家自驾回了老家过年，年后再携老父母来到广东过年；乔叔家的老家亲戚也在年前飞到了广东，来看看在他乡多年的老姐。交通的便捷，让回家的路变得更短，让团聚变得更容易。

再问村里人，你们还愿意回老家生活吗？十有八九，已经听不见什么回声了。

入乡13年，当年的老人们已经大多完成了人生的奋斗，愿意在一个温暖的地方安度晚年；当年的中年人们已经找到了奋斗的疆土，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当年的年轻人已经开枝散叶，找到了自己的心安之处；当年的娃娃还未对老家形成具体的认识，如今已经自然过渡。只有如80后的我们，身体里两种文化的交织已生出了一朵奇异的花朵，在夜深人静的时刻默默含香。

小时候在故乡河坝进行野炊的照片，现在已经淹没水下。

2010年3月，搬家6年后第一次回乡，在以前上小学的必经之路上。现在已淹没水下。

在他乡多年，他乡亦为故乡。其实，这样也好。

撰文：卡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