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在月度例行宏观数据发布会上表示，近期印发的多个涉及到生态文明指标的考核，对生态环境质量等体现人民获得感的指标赋予很高的分值和权重。赵辰昕提到的生态文明指标考核包括近期出台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以及发改委、统计局、环保部、中组部等基于此文件制定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

上述文件对评价考核的方式、主体、对象、内容、时间以及指标体系、结果应用、组织协调、能力保障等作出具体规定。其中，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包含7个方面、共56项评价指标，采用综合指数法测算生成绿色发展指数，衡量地方每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动态进展。具体来看主要指标的权重，资源利用权重占29.3%，环境治理权重占16.5%，环境质量权重占19.3%，生态保护指标权重占16.5%，增长质量权重占9.2%，绿色生活权重占9.2%。G D P增长质量权重仅占全部考核权重的不到10%。

绿色G D P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联合国统计署正式出版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在中国，2004年，当时的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就曾联合启动绿色G D P的核算项目研究，并于2005年提交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10多年来，有关绿色G D P核算方式研究不断推进，采用绿色G D P核算的呼声不断提高，直至如今，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终于占据了舞台中心。而伴随着环境考评权重的极大提升，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也将有了更多具体的实现手段和途径。

政府考核体系的变化，历来会成为左右经济发展方式、社会治理模式的关键性因素。考核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力量，在中国，政治考核深度影响着领导干部的仕途走向，也关乎一个地区或部门的荣誉和利益。在强政府的背景下，从公众到学者普遍都相信，只要政府下定决心，环境问题的治理将不会成为问题。因此，绿色发展考核体系的正式引入，将成为环境治理的大变量，也将给包括雾霾治理在内的诸多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机遇。

有了考核体系这一抓手，整个执政的目标和方式都将逐渐发生变化。不过，此种变化要发生并非易事，因为G D P的核算标准非常清晰、明确，GDP概念本身也是一个边界清晰、算法严谨的名词。反观绿色GDP，多出的两字意味着要引入几十个变量。尽管我们发现，此次中央发布的考核体系是绿色发展考核体系，并非绿色G D P本身，但新发布的考核体系变量并不会少，复杂性也不可低估。

以华北地区的雾霾治理为例，按照全年PM 2.5平均浓度计算，2016年河北省下降9.1%，达标天数增加16天。但因为冬季雾霾浓度连续爆表，居民感受反倒是在加重。这里的考核指标和公众目标出现背离，就是绿色G D P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再者，环境指标涉及方方面面，需要统一的计算平台，又需要考虑不同地方的基础背景，指标的设计、定量难度很大。至少到目前为止，绿色G D P考核研究领域还存在不少争议之处。此外，环境问题不像经济发展，服从清晰的行政边界。在一些行政边界模糊地带，一方的污染以曲折方式影响另一方，带来的考核结果也会十分不同。届时，考核的公平性又会成为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不得不指出的问题是，无论是什么样的考核，都是依赖自上而下的推动，地方政府最终需要负责的都是上级政府。但环境问题不能简化为一组数据，而是日常生活的切身感受，假如能够引入自下而上的推动，例如让官员接受公众的考评，绿色G D P考核中的边界模糊问题可能也就不成为问题了。

在刚刚结束的2017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曾指示：“要着力推动大气、水、土壤环境不断改善，尤其是对社会反映强烈的长时间、大范围雾霾问题，要科学深入开展成因、成分等分析，借鉴各方经验，采取更有力度和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取得更明显的治理成效。”显然，强有力的执行力永远是关键的。加大环境治理的考核权重，及时观照公众诉求，雾霾问题的解决正在迎来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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