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还来不来？”

“来！”

“还去不去别的地方买保健品？”

“不去！”

不足4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挤着将近200名老人，年龄多在70岁以上。随着主持人一声高过一声的提问，花白的脑袋摇晃着，躁动着，急切地表达着。

这间会议室，是浙江嘉兴闹市区一栋不起眼的商业大楼的一角。在这栋9层楼房里，驻扎着不下10家各种名号的保健品公司，天天组织“开会”。

这个小房间也曾坐着74岁的管英东，和大多数来这里的老人一样，她在不同的公司登记过自己的信息，积极地来“开会”，参加旅游团，购买吃不完的保健品。

直到2016年10月，在一个新开张的保健品公司组织的旅游途中，管英东突发脑溢血摔了一跤，最后在堆满保健品的家中去世。

在这座富庶的东南小城，“银发生意”如火如荼，成为中国快速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浪潮的缩影。

管英东之死仿佛一颗石子投入水面，波纹迅速荡开，水面又恢复了平静。穿梭在这栋大楼的老年人依然络绎不绝。

“开会”

在嘉兴市年份最老的小区百花新村，当处于昏迷状态的管英东被从杭州接回家时，人们才得以窥见这位老人晚年生活的最后模样。

不足80平方米的昏暗屋子里，桌上、地上满满堆放的都是保健品，还有说不上名字的养生枕头、养生洗脚盆、养生按摩仪等保健仪器。有的拆了封，有些未经拆封，胡乱地倾倒在地上，堆积成了一座小山，没有下脚的地方。

亲戚们在保健品堆中扫出一条小路，把弥留之际的管英东抬进卧室。然而床上也堆着保健品，人们只好把它们拨到一边，给老人让出一个安息的空位。一个小时后，管英东离开人世。

管英东家在这个几乎全是退休工人的居民小区算不上特别。她和丈夫以及30岁出头的残疾女儿生活在一起，两位老人每个月共7600元的退休工资，手头不紧张也不宽裕。

然而，当一直掌管着家中财务大权的管英东倒下之后，家人通过查证银行账户才发现，这4年来她购买保健品至少花了30万元，多张银行卡里只剩下5元余额。

因为死得不太寻常，管英东成了小区的话题人物。坐在小区门口的花坛沿上，她80岁的丈夫李海官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回答老邻居的问题，“你家里怎么搞的呀？”

“脑梗塞，”他不愿多说时，就简单地回答三个字。布满皱纹的面孔上白色胡茬肆意生长，陈旧的毛衣下衬衫没有掖进裤腰，耷拉在外面——以前都是老伴给他准备衣服。

“吃保健品死的。”丧礼办完，地方电视台来了几次，街坊邻居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管英东对保健品的痴迷成了人们的谈资。

其实这个结论并不准确。去年10月24日，在一家保健品公司组织的千岛湖旅行途中，管英东突发脑溢血，跌倒在宾馆的床边，然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这家新开张不到1个月的保健品公司，还没来得及推介自己的产品。

由于长期信任保健品，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和肾炎的管英东已经不再按时吃药。

面对着满屋子的保健品，他和女儿李君(化名)决定暂时逃离这个“噩梦”，搬到了相隔几个街道的一座老年公寓。

李君至今仍然无法理解向来节省的母亲为什么会迷上保健品。“我妈妈原来是一分钱掰成几瓣花的人。”在他们居住的一楼窗台下，有一行用粉笔写就的清秀小字还清晰可辨：“本人不小心掉了拾元钱，请捡到能还我”，后面是管英东的地址和姓名。

在女儿的记忆中，噩梦是从4年前开始的。2012年，患有糖尿病的管英东在社区卫生站检查出血压偏高。为了省钱，她不肯去医院检查，也不肯买降压药。“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的药‘压不倒’，她才开始买保健品。”

一天，管英东夫妇在小区门口遇到了正在推荐保健品的“小宋”。李君回忆，“短头发，20来岁，嘴很甜”的小宋扶着管英东到家里，不停地推荐：“阿姨我这个东西，就是治您这个高血压的”。

第一次买保健品花了几百元，管英东的高血压并没有起色。一波未平，又被查出得了肾炎，小便总带有泡沫，住院也没能根治，总是反反复复。

曾经购买保健品的经历，让管英东成为了保健品推销员重点关注的对象。常有推销员上门，和她聊天，请她去“开会”、旅游。李君常常中午1点下班回家见不到母亲的人影，一问才知她又“去开会了”。

管英东生前多次参加过那种旅游，她去过杭州、海南甚至日本，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都是保健品公司赋予的。每次回来她都把门敲得砰砰响，高高兴兴的。

部分保健品的效果让她信服。在她常去的保健品大楼里，在某公司的留言板上她亲手写下“服药后，小便每晚一次”，也曾和其他老人一起署名赠送“健康锦旗”，感谢对方产品的“神奇疗效”。

直到几年攒下来的1万多元工资被母亲借走，李君才感觉到母亲的行为越来越疯狂。从几千元到几万元的保健品，“她买得糊里糊涂的”。

在这座老旧小区，保健品推销已经攻占了许多住户。塞在信箱里的传单大书特书“免费领取精美礼品”，而在小区内部看着温柔和气的小青年，常常会上前搀住老人的胳膊，叫着“叔叔”“阿姨”，甚至“爸爸”“妈妈”。

“就像上班一样”

为了讨个公道，李君去了管英东生前常去的保健品大楼。大楼“大隐隐于市”，坐落在嘉兴市最为繁华的街道。从4楼到7楼，每层至少有两三家保健品公司，冠以“xx堂”“xx生命科学”等名号。

附近居民没有谁能记清楚，这些保健品公司从何时起进入这栋大楼，甚至不知道这些公司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们只看到，每天早晨总有老人三三两两地从侧门进入大楼，自称是“来开会的”。

她坚持认为，正是在保健品公司怂恿之下，自己的母亲才不顾已经发出警报的身体，踏上了这趟回不来的旅程。

这次，300元去一趟千岛湖，还免费住“五星级酒店”的许诺，让管英东动了心，她为自己和老伴都报了名。

旅游和“会销”，都是保健品的推销方式。在保健品行业内部人士张伟(化名)看来，会销就是一种“洗脑”的过程，通常开会所瞄准的老人主要有3类，“有钱的”“有病的”和“保健意识高的”。高端保健品更倾向于采用“出去旅游体检，听课买药”的形式。

“最初来开会就是为了拿免费的鸡蛋。”在李君的回忆中，管英东每周至少3天去不同的保健品公司，“就像上班一样”。

在这栋大楼里，她也曾陪着母亲听过课，甚至和其他老人一起被邀请去吃过“年夜饭”。

在管英东生前常去的这座大楼，上午10点陆续有老人走出，手里拎着相同包装的30枚鸡蛋。有时，是一大袋抽纸、洗衣粉、大米…… “我们就过来玩玩，钞票也不拿出来的。”

一位老人告诉记者，她去参加某保健品公司的“会议”，一开始让他们掏出20元，有些人不愿意掏就走了，但是到最后，掏钱者不仅能得到30枚鸡蛋，还被归还了那20元，“赚了大便宜”。附近有两三栋这样的大楼，她一天可以去听四五场会议。

“别着急买，如果先买了，下次就不会来找你听课，也不会给你礼品了。”经常来这里参加保健品活动的王奶奶说，她是等到推销人员打了第10通电话才过来的。

决定在哪一步撤出事关成败，按照她的经验，这种“免费送礼”慢慢地就会变成“优惠券”，直到最后变成一盒盒保健品。被追问之下，她面露尴尬之色，承认自己买过几盒，但不愿意透露价格。

管英东最后接触的保健品公司坐落在4楼，一条20米左右的阴暗长廊尽头，门内，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布着一张长条形方桌，只有几个销售人员守在屋中。

相比于那些有会场的保健品公司，这一家的规模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在一墙之隔的另一家公司会场，布设着100多张座椅，墙上挂满了产品获奖情况、顾客感谢锦旗，墙上挂着“欢迎莅临”的巨大横幅。

大楼的上午和下午是两个世界。上午这里属于喧闹，楼里迎来那些刚买完菜、送完孩子去学校、专门乘坐公交车过来的老人。到了下午，楼道里安静得能听清楚隔壁幼儿园的儿歌。

一个下着雨的早晨，6楼长廊尽头，一家名为“宏康”的保健品公司特地请来“南京专家”讲养生课。不到40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屋子里坐着200余名老人，使原本不大的空间更加闭塞、沉闷。

还有20多位老人坐在门口简易的塑料凳上，一位老太太手上拿着布袋子，懊恼地说，这场会议实际上是7点半开始，她买菜来晚了，只能坐在外面的凳子上，“也可能拿不到礼品”。她不知道将得到什么礼品，但是依然坐着等待。

听众彼此间互不相识，但又觉面熟。当交谈声音大了，工作人员过来压低声音呵斥一句“别说话了”。

会议中途，不时有老人过来，看到相熟的推销人员，就会上前与他们攀着肩膀，亲热地寒暄，老友一样喊着“小张”“小李”。但门口的热闹影响不了会场井然的秩序——“专家”站台向来是镇场的重要砝码。

为了阻止管英东购买保健品，李海官曾跟着她来到会场。当一位四五十岁，戴眼镜的男专家介绍一类“经过专家研究”对身体有好处的“新型药”时，李海官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声质问：“你是专家？把专家证件拿出来看。”得到的回答却是“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证件？”

“我说既然你说你是专家嘛，一般人是请不动的。”李海官嘟囔着。

次数多了，他跟老伴就“不怎么聊天了”。

“保健品的专家，鱼龙混杂，有真有假。”一位从事过保健品行业的人士告诉记者，“如果是医生群体的话，一般讲课比较刻板，但如果你去听那些课，说得声情并茂，有点像成功学那些讲师的模样，十有八九他对医学基本上没什么了解。”

在嘉兴“养生大楼”的这堂课，“南京专家”就很会调动气氛。

“1分钟你能鼓掌多少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个实验！”在混浊的空气下，有些老人开始昏昏欲睡，“专家”此刻放弃了道德故事和哲理寓言，带领大家鼓掌。会场里立刻响起了“啪啪”的掌声，热闹从场内蔓延到场外，两名看上去不到30岁的销售人员走到场外，一边自己鼓掌，一边鼓动身边老人一起鼓掌，掌声持续了整整2分钟，活力重新回到人群中。

4个小时过去了，会议接近尾声，直到送礼环节开始时，气氛才变得真正活跃起来。会场内响起了激昂的音乐。

但此刻老人们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屏幕上，在嘈杂之中，现场工作人员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了一把红色、黄色印有“vip卡”的卡片，宣称这卡片可以在次日兑换100元奖品，而今天“买一张只需10元”。

因为“购买数量有限”，屋外的人群开始出现骚动，10元、50元、100元，掏出的人越多，销售人员手中的卡片逐渐减少，抢到最后几张的老人庆幸地挥舞着手里的卡片，等待着明日的“优惠”。

最后，在《感恩的心》音乐声中，和蔼可亲的“专家”与每一位来领礼品的老人一边握手，一边用温柔的声音说：“谢谢，谢谢你们来到这里。”

员工把老人们送到电梯口，笑容满面地嘱咐他们“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其中几位身体还硬朗的老人，从6楼往下走，一层一层地去敲那些保健品公司的门，询问有没有礼品。一些老太太还在互相交换信息：“明天是六楼开会，今天是五楼开会。”

管英东正是在参加完一场“会议”后，路过那家新开的保健品公司，发现“又有新产品了”，才进去看了看。然后就有了那次旅游。

在她死后，该公司支付了1万元医疗费。负责人称，后续赔偿要求已不在他们职责范围内，如不满可诉诸法律。该公司为出游老人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经保险公司鉴定，管英东死于脑溢血，不属于意外伤害险种范畴，所以无法理赔。

对楼里的那些老人来说，“管英东”始终是个陌生的名字。尽管他们也许一起开过“会议”。他们只是从电视机里得知，有个老太太参加保健品旅游去世了。

事后，这栋楼的保健品公司因此消沉了几日，但是风声一过，老人们又重新接到了推销电话。

预防针

这栋大楼“开会”的常客中，89岁的沈易(化名)是一位退休干部。

沈易非常不赞同一些保健品公司的做法，“骂医院，说医生都是强盗，说你们的钱都愿意花在医院上面，不愿意保健自己的身体”。但是他主张，“要是有病，肯定还是要去医院看。要是为了健康长寿，还是可以买买保健品的”。

他认为，保健品并非“都是骗人的”，“有好的也有坏的，不是都那么坏的，但是有一些价格很贵，就要靠你自己识别”。

他参加过旅游，买过打折后3.2万元的安宫牛黄丸，也买过8000元一份的鹿血。鹿血被儿子拿去检测，发现不适合老年人食用，又退了回去。

截至2015年末，中国大陆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亿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嘉兴的老龄化排名居浙江省第一，老年人口占比近25%。而这不过是中国逐渐步入老年社会的一个缩影。

很多人瞄准了这个日益壮大的群体。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虚假宣传、故意混淆食品与药品界限等问题，比比皆是。

卖牛初乳，是“宋美龄办的产品”；卖梅花鹿鹿血，是“国家认定的”；卖安宫牛黄丸，据说“有300多年历史”……“专家”们各显神通，盯住老人们的口袋。

沈易的月退休工资有8000元，全部交给儿子理财。“他比我有钱，但是知道我这种年纪大的人，都要买保健品花掉的。”但同时，老伴5000元的退休工资成为了两代人之间的妥协，可以用来购买保健品。

2016年暑假回家，在北京攻读博士的孙宇得知爷爷奶奶常去保健品公司“开会”，她想了一招：一方面将老年人购买保健品受骗的新闻做成剪报定期寄回家里，另一方面，将在正规商店购得的保健品带给他们。

令她哭笑不得的是，爷爷奶奶不再购买保健品了，但仍时不时地去“开会”。

在嘉兴“养生大楼”附近独居的陈老太，每天早晨都会来这里转转。“我已经花了14万元在保健品上了，积蓄基本上都用光了。”在楼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颤颤巍巍地伸出犹如被老树皮覆盖的手，比划了一个“4”字。

“我儿子和女儿都很反对我买保健品，都凶(本地话：批评)的。可是我就是要买啊。” 78岁的老太太有些惭愧，又有些不甘地说。“我女儿一直劝我去她家旁边的养老院，那里有老人一起打打麻将。我喜欢搓麻将，没有麻将搓，我就要跑出来的，心太野了。”

她一边说，一边接过了身边一位西装革履小伙子递过来的传单。上面写着一家保健品公司明日的参会地点和时间，她顺手一折，塞进了自己的布袋里。

让李君深感无奈的是，尽管她劝过很多次，让管英东不要再吃保健品了，要去正规医院看医生，母亲总认为病在医院是“看不好的”。这次旅游之前，她好不容易和母亲达成协议，吃完最后一次购买、有效期为一年的保健品，“就再也不买了”。

管英东果然再也买不了保健品了。

她过世后，丈夫在家整理遗物，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推销员还称号码是“国家卫生部”给的。生气的丈夫“砰”地一声挂断了电话，愤怒地说：“人都死了，骗子还打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