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判决的一天晚上，王艳玲梦见妈妈回来了。梦里的赵春华开口就责备她：“你是不是为了把我救出来，花了不少钱？”

“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是什么意思？初中都没能毕业的赵春华完全不能理解。她怎么都想象不到，因为摆了一个天津路边随处可见的打气球摊位，一场牢狱之灾从天而降。

2016年10月12日，她的气球射击摊被收缴，法院一审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刑3年6个月。

在看守所的85天里，算上200元钱的行李寄存费，她总共花了800元钱。

喝汤，吃咸菜，就馒头。失去自由的日子，她花的钱反而更少了。

很多时候，其实她也吃不下。一想到因为被刑拘没能参加女儿的婚礼，她就内疚地抹眼泪。

“妈妈对不起你，宝贝请原谅妈。”她最牵挂的就是女儿，还托律师传话，“不要打钱了……别影响你们生活。”

生计

“天津之眼”摩天轮附近，是天津城最繁华的地方。晚上9点半之后，海河岸边陆陆续续出现一些热闹的小摊位：卖熟梨糕的、放孔明灯的、套圈的、扎气球的……很多人会驻足玩上两把，试试手气。

赵春华的摊位在一排射击摊的中间，没有什么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比起擅长招呼的同行，身高1米55的她毫无存在感。虽然带了凳子，但她从来不坐。局促地站在自家摊位旁边，她只能用热切的目光眼巴巴地看向路过的游客。

20元可以打18发“子弹”。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上能有几百块钱收入。她把收来的零钱仔细展平，放好，贴身带着。够了一定的数量，就去银行存起来。

出嫁之前，王艳玲和赵春华睡在同一张床上。小屋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娘俩出门从来不上锁。

家里没有能放钱的地方。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台旧的老式电视机，就是全部的家当。因为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和女儿外出从来都不锁门。

“摆射击摊的天津老太”是赵春华后来被外界所熟知的代称。再过两天，她就要在看守所里迎来自己的54岁生日，但在律师徐昕看来，她“看起来有60多岁”。

在内蒙居住的20多年里，长期种植木耳的重体力劳动拖垮了她的身体。她患有高血压、心脏供血不足，胳膊生了骨刺，只能抬到一半的高度，因此干不了重活儿。一出力气，肝脏的位置就会感到疼痛。但她和家人都不知道病因——查了几次没有确诊，也就不想再“浪费钱”。

摆射击小摊打气球像是老天赐给她的一份“福利”。赚的钱比打工多，还不需要出太多力气。“离家近，自由。”她说服女儿，花2000块“巨款”从一位老人那里把小摊盘了下来。

8月到10月的每个下午，除了刮风下雨天，赵春华都会骑上半个小时的三轮车，去大胡同都行商城一楼进货。500个一包的专用小气球，批发价只要五到八块钱。她图快，回去用嘴一个一个吹起来，装进大号的编织袋子里。

晚上9点多，再骑到大悲院码头附近，把气球装到三轮车展开的板子上。

日子看似在一天天变好：十一黄金周，小摊生意不错。闺女花500多块钱给她买了一只崭新的华为手机，换下她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款诺基亚。忙活进货之余，赵春华还跑去大胡同商城，想给王艳玲置办点结婚用的东西。她不爱打扮，但破天荒地为自己买了一身好看的裙子，上红下黑，又庄重又喜庆。

她想象着成为丈母娘的那天，穿着这身新裙子，听新女婿叫一声“妈妈”。

裙子只花了100多块钱，再贵，她就舍不得了。

母女

赵春华还是没能穿上这身新裙子。

10月12日，河北区鸿顺里派出所的一次巡查打碎了她的梦。“刚摆完摊，一枪还没打呢。”后来，儿子和赵春华一起被刑拘的老赵回忆，大概9点40左右，民警开始巡查，收了所有摊位的枪，带走了13个人。

“当时都觉得没事儿，”老赵说，以为配合民警回去做个鉴定就行了，“顶多罚点钱。”

赵春华也显得特别平静。她告诉女儿，自己在派出所，可能是因为“枪的事儿”。王艳玲跑到派出所门口等妈妈，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午夜12点，王艳玲看到妈妈被带出来，赶紧冲上去抱住了她。

“没事儿，应该两三天就放出来了。”虽然焦急，听到民警的安抚，王艳玲还是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手。

如果二审维持原判，那可能是母女俩3年半中的最后一次拥抱。

晚上回到家，王艳玲没怎么睡觉。平时娘俩儿挤在一张床上，身边一下子变得空荡荡。房间里的“家用电器”不时滴声大作，显得格外刺耳——那是她买回来的一氧化碳报警器，如果用来取暖的煤炉燃烧不充分，报警器响了，就需要开一会儿窗，忍着凉风，透透气。

煤炉是必需品。外面阳光好的时候，屋里才可以感觉到暖和些。到了晚上，隔着一层单窗，即便烧着炉子，坐着不动也会觉得双腿发凉。

电暖气显然太奢侈了，“电字一块八一个，烧煤8毛钱一块”。一天烧6块煤，一个月的取暖费用不到150元钱。

因为拆迁搬出之前租住的房子后，这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家已经让赵春华母女非常珍惜。3年前刚来天津的时候，赵春华找了份在厂子里做饭的工作，每个月有1800块钱的收入。王艳玲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2000元，娘俩儿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出租屋外面有露天“厨房”，赵春华最擅长的料理是炖菜，娘俩经常在家吃茄子炖土豆。

一天三餐在自家“厨房”里解决。外面胡同露天放着煤炉和锅，简单的油盐酱醋摆在窗台上，能自己做的，赵春华都尽量不买。

两间平房的租金是一年7200元。除此之外，赵春华还要自己缴纳一万多块钱的养老保险。

“剩下的钱，连吃饭都不够。” 王艳玲说。

但她现在已经没有了吃饭的心情，她被这件事情“打懵了”。看到一起摆摊的“大人”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以前，有什么事情都是妈妈顶着，这个要强的小个子女人，即便在离婚的时候也没有流露出太多脆弱。

“为了我妈，我不能懵。”王艳玲上网查判例，找资料，请律师，她辞了工作，每天在公安局和看守所之间跑来跑去。

仅有的两次见面都是在法庭上。赵春华被两个看守架着出来，戴着手铐，脚上有链子，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苍老而憔悴。

法庭上不让说话，娘俩儿只能对望着。赵春华在这边哭，王艳玲在那边哭。

屋外搭起了一个简陋的浴室，帘子一遮，洗澡的时候，头顶的木板透风。

“心碎了。”王艳玲没想到，平时老实本分的妈妈真的变成了一个“犯人”的样子。而赵春华至今都弄不明白，自己摆摊打气球用的“玩具枪”怎么就犯法了。在她前53年的人生里，和“警察”唯一的接触，就是骑三轮车拐弯的时候，看一眼交警的手势，让走再走。

她在看守所里也舍不得买菜吃。就连提前预定的咸菜，也怕订多了浪费。王艳玲前后送去了3800元钱，到1月2日律师帮忙提起上诉时，赵春华才花了800块。

曾经，赵春华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女儿成家。除了干活，她唯一的“爱好”就是省钱。王艳玲曾想带她去坐一次摩天轮，被她忙不迭地拒绝了：“有啥好看的，我天天就在那看。”来天津几年了，她们从来没舍得吃过一次狗不理包子。

等待判决的一天晚上，王艳玲梦见妈妈回来了。梦里的赵春华没有瘦，开口就责备她：“你是不是为了把我救出来，花了不少钱？”

上诉

10月29日是王艳玲大喜的日子，她一度想推迟婚期。但赵春华托律师告诉她，“那样就一辈子不理你”。

“宝贝你要过自己的日子，把精神打起来，和家人好好相处。”赵春华带回来的嘱咐里面面俱到，让王艳玲照顾好爸爸、姥爷和新成立的家庭，唯独没有提到自己。“妈妈肯定没事儿，妈妈会好好的，还要出去给你看孩子呢。”

“强忍着，几次要哭都憋回去了。”结婚那天，王艳玲看起来一直高高兴兴的，跟所有幸福的新娘一样。

这一天，与赵春华一起被抓后取保候审出来的人告诉王艳玲，她妈妈在看守所里哭了一整天。

结婚后的第2天，王艳玲又开始奔走。去看守所给妈妈送衣服的时候，她才发现，赵春华没几套像样的衣服。“自己缝的棉裤和棉袄，几乎都送去了。”她去买了两套保暖内衣，怕妈妈在里面挨冻。

射击摊位打气球的游戏奖励规则。

往年除夕，赵春华母女俩会一起包一顿韭菜鸡蛋馅儿的饺子，看着春晚守岁。王艳玲一想到母亲的样子，就会忍不住流眼泪，她不希望自己成为新娘的第一个年，就没有娘家可回。

“钱剩不下多少，但是在一起就行啊。”1月1日是王艳玲的生日，她带着老家舅舅凑来的几万块钱和脸上浓得化不开的愁容，来到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找到曾经代理过福建少年网购仿真枪案的徐昕教授，请他接手母亲的上诉。

出路

1月3日上午，徐昕在天津市河北区看守所里，第一次见到了赵春华。

“北京来的律师，那得多少钱？”预设了各种问题和答案的徐昕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他表明身份后，赵春华问出的第一个问题。

她对外界的热议一无所知。没有自由的生活把她脸上的皱纹又刻深了一些，跟狱友交流过后，她甚至想“早点进监狱”，这样才有可能“争取早点减刑，早点出来”。

徐昕费了很多口舌，甚至拿出了律师证，才让赵春华相信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她曾经想到过上诉，但看守所里有经验的人告诉她，二审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很高，她很担心会白花钱。

“不要再花钱救我了。”她接受了即将开始服刑的事实。

反复确认眼前的法律援助是免费后，赵春华才在上诉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提起上诉。

所有的仿真枪都被收缴，屋子里堆着剩下的气球和玩具。

谈话结束时，她不再低垂着头，而是紧紧握住了徐昕的双手，不想松开。

“知道可以上诉之后，她好多了。”徐昕从看守所出来，告诉王艳玲。

王艳玲脸上刻了83天的愁容，化开了一点。

这些天她太累了。1月4号，徐昕向法院提交上诉状之后，她终于可以开始上班。在公司办公室里，媒体记者的采访电话还在不断打来。

“你说，有这么多人关注，我妈妈二审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改判？”她问身边的人。

“我觉得希望还挺大的。”对方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又自己回答。

现在她惦记的只剩下一件事情，配一副老花镜，7日送到看守所，作为给妈妈的生日礼物。

“眼睛确实不行了，看不清。”看守所里不如家里方便将就，赵春华对女儿说出了唯一一个请求。

“但别配太贵的，最便宜的那种就行。”

【原标题】被“气枪”打碎的生活:摆摊大妈被判3年半提起上诉,错过女儿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