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7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陈东琪认为，2017年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增大，经济增速低于6.5%的可能性比较大，要防止经济增速处于6.5%之下的大幅度波动状况发生。但他认为，也不要太过忧虑，要看到经济增速下行幅度在减小，而且经济结构也在改善。

2017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

随着国内外形势日趋复杂，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陈东琪认为，2016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规模估计会超过72万亿元，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球是一个动力比较强的中高速增长。

2017年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增大，经济增速低于6.5%的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是2010年以来第一次破6.5%。但是，陈东琪认为，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不要太过忧虑，要冷静客观地看待。

“我们要有所防范，防止经济增速处于6.5%之下的大幅度波动状况发生。”近期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记者专访时说。

2016年12月14-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上述会议提出，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建立房地产发展的长效机制。由于2016年房地产和金融对经济的贡献率在前三季度接近20%，在2017年去资产泡沫、去房地产泡沫的情况下，上述两个行业对经济贡献率有望降低。

如何看待2016年的经济增长，如何看待2017年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如何解决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让我们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陈东琪怎么说。

陈东琪

陈东琪，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宏观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1989-1990年和1992-1993年，先后赴美哈佛大学、贝克莱加州大学等院校进修货币金融理论和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已发表200多万字的论文和研究报告，曾获1988年度、1992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提出的“微调”、“稳中求进”的经济政策主张被政府采纳。

6.5%增速下结构在改善

《21世纪》：有人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大，有人说经济已经企稳，你怎么看待2016年经济？

陈东琪：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止了经济增长由6.9%更快下降到6.5%以下，防止了经济滑坡，做出了贡献。

特别是流通领域的房地产去库存，工业领域的钢铁、煤炭去产能，这“两去”改变了市场预期，使市场的价格比前几年回升了，整个市场的活跃度提高了，去库存也使房地产销售增加，对GDP产生了直接的贡献。所以，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但经济总量还是减缩了0.2个点。

这是因为：

第一，出口的情况不是很好，出口成本提高，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了出口空间。2016年前10个月的进口和出口都是负数，最近两个月稍微好一点。但全球经济低迷，外需紧张使得我们的经济总量没有改变下行趋势。

第二，三季度以来的消费增长动力有所减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最高月份的10.7%减缩到最近的10%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率下降，消费增长动力不强。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减缩，三季度的增长实际扣除物价之后只有6.3%，比GDP的6.7%还低了0.4个点，收入增长减缩意味着消费能力受到了限制，这就是2016年比2015年经济增速还下行0.2个百分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民间投资增速在缩减。虽然8、9月份的民间投资增长在低位有一个触底回升的迹象，但全年的民间投资增长还是比前几年的平均水平有所减缩。企业面临两头的挤压，供给侧的成本比较高，需求侧的销售不好。这使得民间投资，尤其是工业领域制造业的增长有疲软迹象。

从中长期阶段来看，2016年GDP总量规模估计会超过72万亿元，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球是一个动力比较强的中高速增长。这个速度大概是全球增长速度的2-3倍，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是欧洲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

这个增长对于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总量的贡献都非常大。虽然低于印度，但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在减弱，持续性面临挑战。中国从1978年之后经济高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让中国经济的超级繁荣阶段基本结束了，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增长阶段。

《21世纪》：权威人士说中国经济是L型走势，下一阶段经济还会下降，增长潜力何在？

陈东琪：在解读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时也不要太过忧虑，要冷静客观地看待。

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以下台阶的方式下行，幅度也在减小；另一方面，横向来看相对水平还是不错，更重要的是在6.5%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我们的经济结构在改善。

主要表现在：

第一，服务业结构。2016年三个产业中服务业的份额第一次超过中等收入国家42%的水平，大约在43%。中国第一产业大概占9%，第二产业大概不到40%，中等收入国家的结构水平是10%、38%、42%。在三个产业中，服务业的增长动力比较强。我国人均GDP收入超过8000美元以后，对于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在扩大，对于工农业产品的消费比重在下降。

第二，工业领域新兴的智能制造份额，出口成套设备等，说明我国出口结构、工业内部结构都在改善。

第三，消费者的消费品结构。现在物质消费占比在下降，非物质消费的比重在提高，精神消费、文化消费、养老消费、旅游消费等比重在提高，总的来说就是经济结构在进一步改善。

第四，GDP能耗减少。中国经济6.7%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能耗在减少，2016年单位GDP能耗进一步减少。虽然大气污染还在延续，但是单位GDP的用电、耗材等都在减少。

2017年不确定性增大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要抑制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新一年经济会受影响，增速将怎样？

陈东琪：2017年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增大。

第一，外部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入主白宫之后，他的竞选承诺无论实现多少，对中国来说都有负面影响。当然我们可以去谈判、沟通、协调，去做相应调整。

首先，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还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在汇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逐步放开，尽可能走向市场化。

实际上，美国是用定量宽松、口头加息等方式对美元汇率进行进一步的调控，美联储操控汇率的能力在全球应该是最强的，虽然不是通过直接变汇价的方式来操纵，但它以数量的方式进行操纵。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理由指责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应该说中国是主动使汇率市场开放，开放市场的意愿更强。

其次，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农业补贴很厉害。对中国来讲，入世15年以来，中国付出了很大代价，以替代国的范畴来定义中国的产品倾销。从WTO的法理来讲，中国是一个自然的、自动的市场经济国家，欧美日用所谓替代国的范畴来定义中国的产品倾销，都是违反WTO原则的，这需要国家进一步进行谈判。

最后，2017年中国的出口有不确定性。

一方面，虽然2017年世界经济复苏的情况可能会比2016年好一些，但墨西哥等一些国家的政策导向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对我们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的成本在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会受到影响。例如劳动力价格提高，上游产品价格在提高，制造业上游产品价格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是比较高的。虽然我们劳动力成本的绝对水平低，但是提升速度快。以上内外两个方面，对于2017年的出口负面冲击比较大，但也可能会有正的出口增长。

第二，房地产的不确定性。

我认为有两个方面：

一是，2016年比较行政化的去库存在2017年应该会有变化，会用市场化的方法促使去库存。2016年各个地方、城市都采取行政办法，使得房产销售价格增长了约30%-50%，2017年不可能再以这个水平增长了。

一二线城市房产价格水平很高的话，中国企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负担。实际上，高房价增加了企业成本，挤压了企业利润，同时也挤压了消费者的有效消费。因此，中央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发展机制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调整的方式逐渐从行政导向往市场导向发展；另一方面，经济杠杆由市场方式来调控。

二是，相对于一二线城市来讲，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量很大，去库存任务也很大。2017年房地产总体来讲，对经济贡献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压力。

第三，汇率波动对于国内资本供给的冲击。

现在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还是很强的，特别是民营资本把眼光放在国际角度，也有意愿放在国外去投资，相对来讲增加了外汇的需求。总量资本里的资本流出，导致资本的有效供给受到冲击，这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关系到我们稳定投资、稳定民间资本。

最近出台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好的长期制度性预期，但是还应该有很多政策来稳定民营资本，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成长起来的民营资本在国内投资的预期。

第四，财政收入的压力。

因为经济增速在减慢，虽然财政收入规模不小，但财政赤字增长非常快。这使得我们的财政收支缺口在增大，实际的赤字率在不断提高。

防范经济大幅波动

《21世纪》：2017年还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经济增速放慢的话，通过赤字刺激经济有多大空间？

陈东琪：2017年赤字率扩大的空间不是很大。

在运用财政政策上，现在欧美日都在讲要运用更宽松、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全世界的财政赤字空间都不大。如果把赤字率拉得很高，财政风险就很大，包括相关金融风险、政府的债务风险。

在紧货币、宽财政的大背景之下，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强调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是主流。但是我个人觉得，拓展空间还是受到影响，全球的拓展空间都不是很大。

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多年来产生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空间在缩小，财政政策的扩展空间也在缩小。所以，要寻求更有效率的方法，把扩大的这部分资金用在更有效的地方，带来有效需求，才能促进下一轮的经济增长。

我认为2017年经济增长中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的，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放慢，这是考虑了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总的来看，世界经济还是处在暂时调整之中。所以，我们把经济增长速度按照客观趋势主动进行微调，这是客观要求，是正确的。

从客观角度讲，我们2017年经济增长要实现6.5%还是有难度的。预计2017年的经济增长在6.5%之下的可能性比较大，要保持在2016年6.7%的水平难度很大，可能会出现2010年以来第一次破6.5%。

原因是：一、欧美日的保护主义对我们出口的限制；

二、世界发达国家的这种做法引起世界贸易的紧缩预期也会对我们产生影响；

三、国内经济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比如我们要加大去钢铁产能的力度，虽然很多产能贡献率很低，但也是有的，新动力的形成还是需要时间的，特别是新的消费动力需要收入的支撑。

我们要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放慢的状况，2017年要改变居民收入与GDP增速不同步的现状，要求我们着手抓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只有这样才能有消费能力。

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投资依赖于有效消费，消费依赖于收入。没有收入或者收入放慢都会减弱消费动力，进而导致投资生产出来的东西购买者减少，产品库存就会增加。即使去了产能，产量还会出现缺口，供大于求还会出现。再加上经济的转型还在继续，产业的转型、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也在持续，转型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

所以，我们要有所防范，防止经济增速处于6.5%之下的大幅度波动状况。

虚热实冷是全球现象

《21世纪》：解决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有多大空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会对中国有输入因素吗？

陈东琪：全球经济的两个问题一是需求疲软，二是供给转型和结构转型。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出现共振，相应的增长速度就一定减慢。

对于2017年世界的经济增长，一些重要的专业机构表示，经济增长调高的预期是否能实现，还要看各国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特别是中国、美国、欧洲这些大的经济体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实际上，全球的金融资产泡沫很大。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市场都在超预期，美元指数炒得很高。我的看法是，由于工业品在世界的有效需求短缺，需求不足，欧美等发达国家又给世界经济中投入了大量的货币，世界经济出现了没有经济复苏、没有经济加速增长的资产平涨。

包括美元在内的这种泡沫在不断增大，一旦这种泡沫破碎，反过来又会影响全球的实体经济。

现在美联指数上升，资产价格上涨，股市上涨，经济没有加速，没出现同步。虚实分化、表里背离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化现象，这对世界经济而言是个很大的问题。

主要是全球经济确实处在长周期调整当中，一定要经过经济的调整、衰退。但在调整与衰退时介入政府的力量，投入大量货币，使流动性大幅增加，却没有刺激有效需求，只是带来资产价格上涨。这种虚胀实缩，虚热实冷，全球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尤其是美国，中国也不例外。

面临这个环境，一方面中国经济在稳增长政策安排上要更为谨慎，在操作上更为有效；另一方面要推进改革，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特别是供给侧制度创新。

我们一定要从中长期的战略考虑来做短期的措施安排，花更多精力和时间推动市场的国际化，为下一轮的经济做更好的准备。

房地产问题要内外兼治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遏制房价，要用土地财税等手段建立房地产发展的长效机制，过去房价调控后依然不断上升，你怎么看？

陈东琪：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很特殊的市场，不仅是投资的市场，还是消费的市场，但根本是个消费的市场。

房地产原来是国家行政分配，现在走向市场化有十多年了，走得还是很快的。因为从产业角度讲，房地产的发展带动公民财富的巨大增加，其价格也增加了很多。劳动者的工资增加相对房地产的规模和价格而言滞后了一些。主要原因是供求关系，即房与地的供求关系，房的供求关系主要受地的供求关系影响。

因此，我们要考虑对房地产采取长远角度的调控，通过改善土地的供应和土地需求这种供求关系，来改善房地产的供求关系。对大城市土地供应适当增加，毕竟我们有一定的土地量。可以适当增加房地产土地供应量，这是个牛鼻子，是关键。如果政策有所改变，对房地产整体的供求关系应该会有所改善。

但是，房地产这种现状不仅是由土地供应紧张造成，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投资渠道窄。也就是说，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稳定，既要看房地产，也要看房地产之外，要内外结合。内，是房地产市场本身，房与地的供求关系；外，是拓展多样化的投资渠道。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炒”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投机性的，另一个是投资性的，这其中可能更多的是投机性。

单纯靠增加投机供应，不是实现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唯一之策，投资渠道拓宽才是关键。我们要从供给侧、需求侧考虑问题，疏通投资渠道，好好研究资本市场、债券市场，逐步开放股票市场化、国际化等。

解决房地产长效机制问题不是单纯从内部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内外结合。解决任何一个市场都应该从全局来看，多样化角度来看，单纯封闭在房地产内部来解决房地产问题，这种循环是走不出来。

《21世纪》：目前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美国投资了，据说美国税负比中国低，国内企业很多跑国外去投资，你怎么看？这有什么办法解决？

陈东琪：要解决实体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解决创新积极性问题，确实要稳定预期，稳定预期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和世界市场进行比较。

我觉得曹德旺等民营企业家，我们还是要重视的。我国制造企业、工薪阶层的税都是比较重的。所以，要制定一个中长远的发展规划，研究进一步深化结构性减税的政策。

这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供给侧的创新，二是需求侧需求的扩大。民营企业家对一线市场最敏感，虽然我们的劳动成本比别人低，但其他成本相对较高，很多产品中国比美国价格都高。

但也要考虑到我们自身资源贫乏、人口多的客观因素。中长期考虑，今后的税制改革是个很重要的内容，深化结构性减税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同时，通过稳定、持久、创新的机制建设来稳定民营资本投资，提升制造企业创新的能力。

（编辑：李博，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dingjun@21jingji.com，libo@21jingji.com）

更多精彩专访和年度特刊文章，请戳：《年度重磅丨2017，改革与新增长》

推荐

阅读

信息量很大！安邦内部研判2017中国经济：亟需打破闷局（建议收藏）

本期编辑 黎雨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