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2017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之年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6-12-30 09:58

2017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相当关键的一年。基本判断是,经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了,但触底过程可能还有反复,需要多次验证。

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增速放缓后,中国经济何时触底成为世界关注的话题。

“2017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相当关键的一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分析,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明年应该是中国经济有可能实现触底的关键性年份。

刘世锦认为,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总体上能够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只要宏观政策得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平稳触底的可能性很大。

刘世锦建议,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应当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优化配置,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就是要与中国经济质量追赶新阶段相适应,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纠正资源配置扭曲、激励产业升级、营造创新环境,创造必需的制度和政策条件。

中国经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

《21世纪》:你对2017年经济走势怎么看?

刘世锦: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高投资85%左右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而制造业投资较大程度上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通俗地说,高投资触底,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只“靴子”落地。

目前基础设施、出口已经大体触底,房地产正在触底过程之中,是近期增长回落的主要变量。今年一季度后,一线城市房价快涨拉动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回升。但这是一个短期现象,大概半年或一年以后房地产投资会回归常态,所谓常态就是低速、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增速放缓后,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为困难、同时也最有希望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

因此,我认为,2017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相当关键的一年。基本判断是,经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了,但触底过程可能还有反复,需要多次验证。只要我们宏观政策得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平稳触底的概率还是较大的。

《21世纪》:如何理解经济触底?中国经济在触底之后,会不会大幅反弹?

刘世锦:说到触底,很容易使人想到“触底反弹”。我认为,平稳触底之后,经济是不会大幅反弹的。因为它并不是在原有平台上的波动,而是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切换。触底的确切含义是经济不再继续下降了,稳下来了,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

因此,既不会出现所谓的V型或U型的相当大幅度的反弹,更不会像有些人期待的中国经济又回到7%、8%,甚至更高增长速度的轨道上去。

有人担心说,中国经济稳得住吗?触底以后是不是还有可能继续往下滑啊?根据我们的研究,借鉴国际经验,所谓触底,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是找到了新的均衡点,因而是能够稳得住的。稳住以后,这个平台能够持续五年、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

由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

《21世纪》:如果能够平稳触底,中国经济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

刘世锦:实现触底之后,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也就是中速增长期。这才是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新常态。中速增长期是“由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的阶段。所谓质量追赶,大体上处在“后历史需求峰值”与“成熟增长”之间,其特征是通过提升增长质量实现中速增长,进一步缩短与先行者的距离。

《21世纪》:中速增长进入质量追赶阶段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将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

刘世锦:质量提升阶段大部分仍然是“追赶型”的,也就是说,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吸收甚至模仿上,只是“标的物”由过去的“铺摊子”转到“上台阶”。质量追赶过程中当然会有创新,但大多是适应性、扩展性的创新,那些根本性、具有颠覆意义的创新也可能出现,能够形成直接增长推力的比重应该不大。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不应过于强调创新而忽略追赶,事实上,追赶的空间远大于创新。这不仅涉及到对创新驱动的如实评估,也涉及到具体的战略和政策选择。

比如,如果把重点放在追赶上,就应当采取更为开放且选择性更强的政策,鼓励支持那些有助于质量提升的“引进来”、“走出去”活动。实现某个质量追赶目标,能拿过来还是要先拿过来,以降低成本、缩短周期。

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解决观念问题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你对此有何建议?

刘世锦:市场经济中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市场相互开放,各种要素相互混合和融合,某个企业完全依赖某种资本只是少数,甚至是偶然,往往发生在初创阶段和较低水平。

从现实情况看,完全独资的国有企业数量已经不多,且多为出资者。规模居前的企业,基本上是上市公司,投资者中不仅有大量国内社会投资者,也有大量的海外投资者。有些企业股权结构中,国有资本只是相对控股。

这些企业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正是由于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变化,才带来了这些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增强。要求企业只拥有某一种类型资本,与要素市场开放、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是内在矛盾的,降低而不是提高了对企业发展的要求。现在是摒弃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按所有制划分企业的时候了。

只有通过企业内外不同类型资本的混合融合,国有资本才能更好发挥其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在国有资本职能既定的情景下,以有限的国有资本尽可能多地影响非国有资本,只有在开放的股权结构和市场结构中才能实现。

当前,在混合所有制推进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些思想问题、观念问题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就是混合所有制怎么混啊?还是要由国有股份占大股,处在一种完全控制的地位上吗?如果是这样,有些民营企业就不愿意进来。他说我把资金投进去了,最后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决策权,积极性就不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讲得很清楚。除了一些有明文规定的特殊的行业之外,所谓混合所有制下的股权结构要按照有利于提升效率角度做出安排。有些可能是国有占大股,有些可能是民营占一个比较大的比重,甚至让它控股,具体要服从于企业治理结构的需要。这个方面需要解决认识问题,还需要解决一些具体的法律问题。

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需要在相关行业领域有大的举措,在明确方向和底线的前提下,给地方和企业更大的自主探索的空间,形成一些成功案例作为示范,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开征房产税是大势所趋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您如何看待一线城市的房价问题?

刘世锦:我们要顺应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的客观规律,一线城市房价上升,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些地方真实需求的增长。从长期来看,这种需求压不住,也不应该压。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相当多的还是采取了抑制需求这种治标的办法。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使房地产发展进入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需要认真反思和调整我们的城市化战略和政策,把着力点放到供给侧上,加快推动立足于治本的改革措施。比如,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取的土地出让金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种做法已经不具有可持续性了。十八届三种全会提出要改革这种土地财政模式,开征房地产税,为地方政府开辟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当然,这是一项复杂的改革,会影响到老百姓的具体利益。老百姓作为基本生活需求的第一套住房,要不要征税?如果要征的话,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征?与第一套房相区别的投资和投机性的房子怎么征税?也有人提出,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实际上把土地出让费用都交了,再收一道税,大家觉得不合理。对这些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拿出务实可行、合情合理的办法。不能因为有难度就不推动这项改革。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城市化发展一定程度后,这是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这也是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

另一项重要改革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方向、原则是清楚的,关键是如何加快落实,不能再拖下去。如果农村集体土地能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宅基地逐步进行流转,一线城市房价过高状态就会改观。这些改革对大都市圈的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城乡协调发展,也至关重要,同时还会带来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空间,还会通过土地资本化吸收经济中过多的流动性,对资产泡沫形成抑制作用。

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你认为应该如何振兴实体经济?

刘世锦:振兴实体经济,要抵制各类经济泡沫的诱惑和干扰,将资源导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活动。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

我们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服务业中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吸引大量资源脱实向虚,直接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力,同时导致金融和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必须高度警惕、及时纠正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危害,把资源尽可能地引导到提升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编辑 洪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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