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相当关键的一年。基本判断是，经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了，但触底过程可能还有反复，需要多次验证。

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增速放缓后，中国经济何时触底成为世界关注的话题。

“2017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相当关键的一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分析，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明年应该是中国经济有可能实现触底的关键性年份。

刘世锦认为，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总体上能够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只要宏观政策得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平稳触底的可能性很大。

刘世锦建议，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应当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优化配置，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就是要与中国经济质量追赶新阶段相适应，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纠正资源配置扭曲、激励产业升级、营造创新环境，创造必需的制度和政策条件。

中国经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

《21世纪》：你对2017年经济走势怎么看？

刘世锦：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高投资85%左右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而制造业投资较大程度上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通俗地说，高投资触底，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只“靴子”落地。

目前基础设施、出口已经大体触底，房地产正在触底过程之中，是近期增长回落的主要变量。今年一季度后，一线城市房价快涨拉动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回升。但这是一个短期现象，大概半年或一年以后房地产投资会回归常态，所谓常态就是低速、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增速放缓后，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为困难、同时也最有希望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

因此，我认为，2017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相当关键的一年。基本判断是，经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了，但触底过程可能还有反复，需要多次验证。只要我们宏观政策得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平稳触底的概率还是较大的。

《21世纪》：如何理解经济触底？中国经济在触底之后，会不会大幅反弹？

刘世锦：说到触底，很容易使人想到“触底反弹”。我认为，平稳触底之后，经济是不会大幅反弹的。因为它并不是在原有平台上的波动，而是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切换。触底的确切含义是经济不再继续下降了，稳下来了，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

因此，既不会出现所谓的V型或U型的相当大幅度的反弹，更不会像有些人期待的中国经济又回到7%、8%，甚至更高增长速度的轨道上去。

有人担心说，中国经济稳得住吗？触底以后是不是还有可能继续往下滑啊？根据我们的研究，借鉴国际经验，所谓触底，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是找到了新的均衡点，因而是能够稳得住的。稳住以后，这个平台能够持续五年、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

由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

《21世纪》：如果能够平稳触底，中国经济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

刘世锦：实现触底之后，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也就是中速增长期。这才是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新常态。中速增长期是“由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的阶段。所谓质量追赶，大体上处在“后历史需求峰值”与“成熟增长”之间，其特征是通过提升增长质量实现中速增长，进一步缩短与先行者的距离。

《21世纪》：中速增长进入质量追赶阶段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将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

刘世锦：质量提升阶段大部分仍然是“追赶型”的，也就是说，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吸收甚至模仿上，只是“标的物”由过去的“铺摊子”转到“上台阶”。质量追赶过程中当然会有创新，但大多是适应性、扩展性的创新，那些根本性、具有颠覆意义的创新也可能出现，能够形成直接增长推力的比重应该不大。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不应过于强调创新而忽略追赶，事实上，追赶的空间远大于创新。这不仅涉及到对创新驱动的如实评估，也涉及到具体的战略和政策选择。

比如，如果把重点放在追赶上，就应当采取更为开放且选择性更强的政策，鼓励支持那些有助于质量提升的“引进来”、“走出去”活动。实现某个质量追赶目标，能拿过来还是要先拿过来，以降低成本、缩短周期。

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解决观念问题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你对此有何建议？

刘世锦：市场经济中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市场相互开放，各种要素相互混合和融合，某个企业完全依赖某种资本只是少数，甚至是偶然，往往发生在初创阶段和较低水平。

从现实情况看，完全独资的国有企业数量已经不多，且多为出资者。规模居前的企业，基本上是上市公司，投资者中不仅有大量国内社会投资者，也有大量的海外投资者。有些企业股权结构中，国有资本只是相对控股。

这些企业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正是由于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变化，才带来了这些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增强。要求企业只拥有某一种类型资本，与要素市场开放、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是内在矛盾的，降低而不是提高了对企业发展的要求。现在是摒弃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按所有制划分企业的时候了。

只有通过企业内外不同类型资本的混合融合，国有资本才能更好发挥其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在国有资本职能既定的情景下，以有限的国有资本尽可能多地影响非国有资本，只有在开放的股权结构和市场结构中才能实现。

当前，在混合所有制推进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些思想问题、观念问题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就是混合所有制怎么混啊？还是要由国有股份占大股，处在一种完全控制的地位上吗？如果是这样，有些民营企业就不愿意进来。他说我把资金投进去了，最后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决策权，积极性就不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讲得很清楚。除了一些有明文规定的特殊的行业之外，所谓混合所有制下的股权结构要按照有利于提升效率角度做出安排。有些可能是国有占大股，有些可能是民营占一个比较大的比重，甚至让它控股，具体要服从于企业治理结构的需要。这个方面需要解决认识问题，还需要解决一些具体的法律问题。

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需要在相关行业领域有大的举措，在明确方向和底线的前提下，给地方和企业更大的自主探索的空间，形成一些成功案例作为示范，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开征房产税是大势所趋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您如何看待一线城市的房价问题？

刘世锦：我们要顺应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的客观规律，一线城市房价上升，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些地方真实需求的增长。从长期来看，这种需求压不住，也不应该压。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相当多的还是采取了抑制需求这种治标的办法。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使房地产发展进入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需要认真反思和调整我们的城市化战略和政策，把着力点放到供给侧上，加快推动立足于治本的改革措施。比如，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取的土地出让金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种做法已经不具有可持续性了。十八届三种全会提出要改革这种土地财政模式，开征房地产税，为地方政府开辟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当然，这是一项复杂的改革，会影响到老百姓的具体利益。老百姓作为基本生活需求的第一套住房，要不要征税？如果要征的话，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征？与第一套房相区别的投资和投机性的房子怎么征税？也有人提出，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实际上把土地出让费用都交了，再收一道税，大家觉得不合理。对这些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拿出务实可行、合情合理的办法。不能因为有难度就不推动这项改革。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城市化发展一定程度后，这是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这也是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

另一项重要改革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方向、原则是清楚的，关键是如何加快落实，不能再拖下去。如果农村集体土地能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宅基地逐步进行流转，一线城市房价过高状态就会改观。这些改革对大都市圈的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城乡协调发展，也至关重要，同时还会带来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空间，还会通过土地资本化吸收经济中过多的流动性，对资产泡沫形成抑制作用。

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你认为应该如何振兴实体经济？

刘世锦：振兴实体经济，要抵制各类经济泡沫的诱惑和干扰，将资源导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活动。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

我们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服务业中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吸引大量资源脱实向虚，直接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力，同时导致金融和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必须高度警惕、及时纠正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危害，把资源尽可能地引导到提升要素生产率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