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申遗”，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韩国人。

无论是暖炕还是端午祭，韩国人申遗总是一次又一次挑动中国人的神经。

“知道”（nz_zhidao）和你聊聊，韩国人真的是抄袭大师吗？

韩国人又准备“申遗”了！《北京日报》11月18日的报道称，这一回，他们瞄准了汉字匾额。说起来，这些年来挑动我们神经的韩国“申遗”项目真是不胜枚举。有一个“申遗控”的邻居，难免会让中国人很不爽。什么都是韩国人的，那“拷贝猫”（Copycat）是不是韩国人的啊？

生气归生气，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讲道理。

韩服“变脸”的那些年

国产剧《女医明妃传》热播时，一些观众就发觉它和韩剧《大长今》的画风相似：都讲宫廷女医的故事倒也罢了，明朝皇帝穿得和朝鲜王一样一样的。难道说，“韩服”也是从“汉服”抄来的？

“韩服”是韩族的传统服饰。现代韩服主要由赤古里上衣、巴基裤和高腰裙组成，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韩服形制。

根据现有史料，韩服的式样最早能上溯到朝鲜半岛的三国时期。

当时，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服饰虽各有特色，但大体呈“上衣下裳”的二部式格局，可划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系统。不过，它们与现代韩服的样子实在差得有点远。

那么，韩服是怎么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毫不夸张地说，同期的汉族服饰是这一过程的幕后推手。在历史上曾先后统一过朝鲜半岛的政权分别是新罗、高丽和朝鲜，它们的服饰都曾深受同时期汉族服饰的影响。

新罗自真德王三年起“始服唐朝衣冠”，到了文武王四年，连妇女服饰也被规定依从唐制。

到了高丽王朝，其服饰在近五百年内发生过三次“变脸”：初期，高丽继承统一新罗时期的旧制，故间接受到唐宋汉服的影响；中期，高丽开启了世子入元为质和聘娶蒙古公主的“亲元”模式，使其服饰盛行“蒙古风”近百年；后期，辛禑王下令改依明制，恢复了汉族服饰的“样板”地位。

明初，高丽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后，建立“朝鲜”。此后，李氏朝鲜延续高丽的“亲明”政策，一直以藩属国的身份对明行“事大”之礼，并通过“请服”与“赐服”的频繁互动，实现服饰的全盘“汉化”。正如朝鲜人崔溥的《漂海录》提到：“盖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

现代韩服是以李氏朝鲜的服饰为底本进行改良的，但基本没有跳出明朝汉族服饰的“窠臼”。

可以说，韩服的演变多以汉族服饰为蓝本，而最佳蓝本又往往来自中国王朝的赐服——“赐服”正是宗主国对藩属国的一种赏赐形式。

在中国王朝的朝贡体系中，不论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朝鲜半岛上的政权几乎从未缺席，而李氏朝鲜甚至是明朝最得宠的藩属国，在明亡后乃以“小中华”自居，虽向清称臣，却坚持沿用明制，以继承汉文化的正统为傲。几与明清相始终的李氏朝鲜延续了五百年，距今不远，显然会给现代韩国的文化打上深刻的“大明烙印”。

和服为什么就没事？

东亚诸国的文化或多或少都曾受到古代中国的影响。比如说筷子，韩国人用，日本人也用。奇怪的是，关于韩国人抄袭中国的流言很多，而关于日本人的就很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妨还拿衣服来说吧。现代和服脱胎于奈良时代，在平安时代经过较大的修改，并于江户时代最终定型。也恰恰是在奈良时代，日本接受过大量的唐朝赐服且仿照唐《衣服令》来规范朝参之服，开启了服饰“唐风化”的进程。只不过，和服在演变过程中很早就转向个性化发展，并逐渐内化了汉族服饰的影响，所以它如今的样子已和汉族服饰的形制很不一样。

除了和服，日本在建筑、语言等方面也保留了明显的“唐风”痕迹。

然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经常游离在“华夷秩序”之外，甚至很早就萌生了“对等外交”的意识，如日本圣德太子给隋炀帝的国书，在开头就毫不客气地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书”。在经历了入侵朝鲜半岛却被唐军大败的白江口海战后，日本才彻底服气，老老实实地派出遣唐使，用百分百的努力来学习汉文化。

此后，由于与元朝断了正常邦交，与明朝的邦交也断断续续乃至彻底中断，日本就再没有过全盘“汉化”的时候了，这使其在发展民族文化方面较韩国走得更远。

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加工能力向来为人所称道。以汉字的使用为例，东亚文化圈中曾通行汉字的国家，如韩国、越南等，都陆续废除汉字，而日本没有，尽管它在上千年前就发明了平片假名（有别于汉字的日语表音符号）。但使用汉字却未妨碍日本发展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反倒成了它对现代汉语进行“反输入”的桥梁——我们所熟知的很多科技文化词汇（诸如“科学”、“民主”）和网络新词（诸如“正太”、“萝莉”）都是从日本传入的。

为什么我们老觉得韩国人是拷贝猫？

日本人吸收发展文化的能力强，韩国人就真的是喜欢抄作业的拷贝猫吗？

事实上，曾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韩国“非遗”项目——江陵端午祭风俗、暖炕技术和拔河运动，在形式、内涵乃至起源上都跟中国扯不上太大关系。

另外，“申遗”既非“商标注册”，也不同于“专利申请”，并不具有排他性。即便是同源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国家也可以各自申报，互不相碍，更不受先后顺序的影响，这是因为传承与流变的过程可能催生不同的文化特质，它们都值得尊重和保护。

日韩两国虽然都曾大力学习汉文化，但其历史过程有很大不同。

韩国的最后一个封建政权——李氏朝鲜，深受明朝的影响。到了清朝，朝鲜使臣进京朝贡时甚至还穿着“山寨版”的大明服饰。可以说，正是李氏朝鲜近五百年的全盘“汉化”让现代韩国保留了相当显著的汉文化特质，但这一特质也是现代韩国比较抗拒的。

而日本对中国“大抄大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唐朝，在上千年的改良中，已发展出独具民族特质的文化，甚至不需要通过废除汉字来撇清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就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力。

另外，这与中国人看待韩国与日本的心态不同也有关系。

在历史上，中日之间常常是一种对等的外交关系。然而，在过去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中韩关系几乎一直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不少中国人看待韩国时仍残留着一种“自古以来”的优越感。试想一下，小弟居然剽窃大哥的文化去“申遗”，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中国人也不能忍。

很多中国人把“申遗”误当成争夺文化发源地的途径，而这种误会可能也恰恰反映了一种对本国文化不自信的态度，即需要通过确认文化发源地来巩固优越感。

然而，在当今社会，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输入，这种优越感往往显得底气不足——我们甚至对自己的文化也没有足够的认识与了解。比如，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于11月30日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试问我们身边有多少人不问度娘就能按顺序背出“二十四节气”呢？这恐怕值得所有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