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万常住人口，有60万是“无壳蜗牛”；一个普通家庭平均三四十元的收入，有二十多元要交房租，而且只能租一个逼仄的“一房一厅”，一家几口过“蜗居”生活，收入更少的工友，只能被迫群租……这些对比鲜明的数字，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房租飞涨、民生多艰的生动注脚。

这样的情形连官方都看不过眼里，于是，在短短七八年内，广州先后修起了多处平民宿舍、劳工安集所和劳工住宅。虽然这只是杯水车薪，但官方在降低租金的同时，还尽力配备图书馆、礼堂、花园与浴室……细节处的人文关怀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省城房租飞涨 愁煞60万“无壳蜗牛”

平民宿舍、劳工安集所、劳工住宅……这些听上去颇有“底层关怀”的称谓，其实都折射了20世纪30年代老广州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那就是：房价租金一日千里，“无壳蜗牛”没处安身。我们以前也说过，从1929年到1936年，也即陈济棠主粤的8年期间，广州市政建设可圈可点，工商业也颇为兴旺，被后人称为“黄金八年”。

不过，经济一发展，房价租金也就水涨船高。据1928年的一项调查，广州有80万常住人口，有60万是需要租房的“无壳蜗牛”，平均每家的房租开支要占到生活费的四成以上。这说的还只是常住人口。另据调查，1931年～1933年，广州一下子又涌入了数十万的外来人口，房源极度稀缺，房价更是涨势惊人。市中心黄金地段的房子，被炒到了近万银元/市井（一井相当于11平方米）的天价，折合下来，一平方米总要卖到七八百银圆（相当于四五万元人民币），月收入大多只有几十银圆的普通市民只能望洋兴叹，而更低层的劳工阶层更是辛苦几辈子都买不起。

房价涨，租金当然也跟着涨。1932年12月的一期《中央日报》曾用“一日千里”来形容广州房租的上涨，文中写道：“仅以最近五年内比较，则前时足供小家庭居住的两房，其租金不过十元（注：银圆，下同）……倘仅赁一房，前月租不过三数元……而现在则区区一小房，月租八九元，一厅两房，最低限度，非二十元不办；然此犹指旧式之平方，如为新式洋房，则其租价尚倍于是……房租既滔滔未已，平民生计，乃大受打击……故在今日之广州市，住之一字，已成为亟待救济之问题。”

“马上市长” 修筑平民宿舍

房租如此高昂，“蜗居”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一家老小能挤住一个小套间的，已经算不错的生活了，底层劳工十几人“群租”一间小房的，也比比皆是，至于连“群租”的钱都出不起的，只好流落街头了。

“广州大，居不易”，官方总得想点办法，当时，主政广东的是南天王陈济棠，担任广州市长的则是被孙中山先生称为“吾党革命德行之神圣”的林云陔。林云陔为官十分清廉，放着政府配给他的雪佛兰轿车不坐，偏偏要骑马上班，美其名曰要多多锻炼，其实是为了节约汽油费，所以被市民送了个外号：“马上市长”。这个“马上市长”一向醉心于市政建设，早在1919年，他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就曾追随孙中山，在上海办了本《建设杂志》，随孙先生返粤后，曾三任广州市长，主持重修了镇海楼，并开始筹建海珠桥和市立中山图书馆等工程。

不过，在操心这些大工程的同时，林云陔也没有忘记深受蜗居之苦的城市平民。1929年到1932年，也即在他最后一届任期内，广州先后在小北三眼井上街和东较场修成了两处平民宿舍，并对外招租。其实，这两处平民宿舍都是因陋就简，由以前医院和贫教院的房舍略加修缮改建而成的。虽说一个房间里要放上十多张床位，但蚊帐卧具一应俱全，又有杂役，打扫清洁。此外，两处宿舍都配备了图书室、礼堂、公共浴室和花园，还有自来水供应。虽然，对天天忙得“两眼通红声沙嗮”的劳工一族来说，图书馆和礼堂多少有点“中看不中吃”，但这样的居住环境比在阴暗潮湿的犄角旮旯里“群租”，还是强太多了。

根据当时广州市社会局的规定，在平民宿舍长租一个床位，每月租金只需8角，日租只需4分，这样的价格也比在外“群租”便宜很多。因此，平民宿舍一开张，“未有家室之平民”就纷纷前来求租。奈何两处平民宿舍，加起来也不过五六百个床位，远远无法满足众多贫苦“无壳蜗牛”的需要。

“拆屋市长” 筹建劳工短租房

1932年3月，刘纪文接任广州市长之职。至今，坊间说起刘纪文，一是津津乐道于他是宋美龄“初恋情人”的传说；二是说他在1927年出任南京市长后“大拆大建”的作为。主政南京期间，刘纪文曾修起了长12公里的“中山大道”和玄武湖公园，可也留下了“铁腕”的名声，据说当年南京城里那些连总统姓甚名谁都不知道的孩子，却个个知道“拆屋市长”的大名。

劳工安集所：每晚租金只需两分钱

到了广州后，刘纪文依然延续着“大兴土木”的风格，在《广州市施政回顾》一文中，他对海珠桥、市府合署大楼等大工程的修筑情况如数家珍。难得的是，在同一篇施政报告中，他还颇为自豪地介绍了自己任内修建的劳工安集所和劳工住宅，篇幅之大，超过任何一项大工程。可见，虽然有着“拆屋市长”的名声，但刘纪文对平民百姓的“居住难”也不是一点都不关心的。

刘纪文任内修起的两座劳工安集所，都位于当时刚刚落成的海珠桥脚，一座位于南岸斜坡，一座位于北岸斜坡，共有床位500多张，一张床一晚上的租金只要两分钱，比平民宿舍还便宜了一半。唯一让人感到不方便的是，劳工安集所的床位只在晚间出租，早上住客必须离开。官方给出的理由是，为了避免劳工养成贪图安逸的习惯。这听来有几分道理，但我觉得，贫苦的“无壳蜗牛”太多，官方提供的“廉租床”太少。既然僧多粥少，做成“短租”，所谓“床铺轮流睡，明夜到我家”，多少还公平一些。

除了两座劳工安集所，刘纪文任内又修成了三所平民宿舍，分别位于河南、东关和西关。这样，广州的平民宿舍达到五所之多。

劳工住宅：一厅一房月租三元有诚意

不过，劳工安集所和平民宿舍都是安顿“单身一族”的，可有家有室的劳工也得有“立锥之地”呀。为此，当年官方还专门修起了四处劳工住宅，为有家有室的劳工提供一个栖身之所。这四处劳工住宅分别位于东堤八旗会馆旧址、河南义居里和河南同庆路等地，这些劳工住宅既有单间，也有一厅一房、一厅两房的套间，前者月租3元，后者月租为6～8元。这样的价格，拿到市面上比一比，真是“良心价”了，难怪刘纪文不忘在他的报告里提一笔：“本市劳工，当不致有栖身无所之苦矣。”不过，想一想60万“无壳蜗牛”的数量以及区区两三千张的“廉租床”和百来间“廉租房”的对比，这句话听来实在有点吹牛的味道。

遗憾的是，上文提到平民宿舍、劳工安集所和劳工住宅落成没多久，广州就陷入了日军之手，这些建筑有的被炸成了废墟，有的沦为日军的驻地。修建这些“民生建筑”花了好几年的光阴，但要毁掉它们，却只需短短几天。这样的结尾，难免令人深深皱眉，长叹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