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估计大家都被中关村二小霸凌一事刷屏了。

被霸凌的小孩的父母发文控诉，称自己的孩子长期遭受校园霸凌，并被在厕所扣垃圾桶，因此出现失眠、易怒等症状，经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之后，家长向学校反映此事。但沟通未果，家长称“老师把这个事说成是‘过分的玩笑’，还让我们大事化小。”

诡异的是，事情一再反转。

就在昨天，中关村二小再发声明，称对此事的发生表示遗憾，但坚称此事不是霸凌。（原话是：校方认定该事件为“偶发事件”，尚不足以认定涉事学生构成校园“欺凌”或“暴力”。）

对于校方的这种反应，我感到深深的不安。

我想起了仅仅在这一年里发生的很多恶性霸凌事件：

2016年4月28日，重庆彭水县桑拓中学初二学生在厕所内被同学围殴杀害；

4月23日，山西运城15岁休学少年张超凡，在网吧被同校6名十五六岁的同学殴打致死;

4月22日，河北保定校园女生被逼下跪、脱衣，并被扇耳光；

3月3日，安徽黄山市田家炳实验中学一位高三女生被班上3名男同学下药……

而事实上，被中关村二小老师认为是玩笑的打闹和这些致命的霸凌之间的距离，远比我们想的要小得多。

从温顺乖巧的学生变成暴力可怖的凶手，也远比我们想象得容易。

在电影《浪潮》中，就已经赤裸裸的揭示了其中的原因。

豆瓣评分8.7分：

这部电影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进行了一场教育实验，尝试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在二战已经过去60年后，我们离独裁有多远？

结果答案是，5天。

周一，电影中的老师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纠正大家的坐姿，并且规定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周二，在课堂上，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文格尔试图给学生们树立敌对的对象。

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周三，他们给这个集体起名为“浪潮”，还确定了标志。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logo。

周四，已经有统一服装和口号的“浪潮”又确立了成员之间见面的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甚至连原不属于这个学校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

其中一个学生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周五，“浪潮”的成员聚集在一起为其中几个成员的水球比赛加油，比赛场馆坐满了白上衣，气氛热烈。有人对浪潮不满，对立一触即发，场上场下殴打成一片。

周六，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被视为领袖的文格尔老师召集了一个聚会，在他的一声令下，被认为是叛徒的其中一个成员被一拥而上的学生押上台，群情汹涌，甚至有严刑必下之意。

之后，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短短五天，浪潮中的每个人从一开始不愿意服从变成自动自觉的听从集体的指挥。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主动请求加入。

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当你成为团体的一员时，就将明显的感受到来自集体对个人的压迫感。就像在电影中，当其中一个女生不愿意穿上制服时，她明显的感受到来自群体其他成员（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对她的漠视与不尊重。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霸凌事件中，很多人不敢发声，不敢成为不合群的人。

那些把这次事件看做玩笑的老师都没有意识到，除了霸凌的受害者和施害者，那些旁观者也是事件的参与者。在日剧《胜利即正义》中就曾指出，霸凌的本质是氛围。

这种氛围，使得一次霸凌已远超过几个小孩在打闹的行为本身，而演变成了一群对一个人的欺压。

但如果只是“不合群”带来的伤害，或许我们还能期望有些学生可以勇敢的抵抗。

可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在校园霸凌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沉默的大多数”。

其中有更让人不安的原因。群体不仅能造成“不合群”的压力，还擅长于压灭个性。也就是说，在团体中，个人的差异和边界容易被模糊掉，集体的意识将取而代之。

在《浪潮》里，我们发现无论是原来是脾气暴躁还是温文尔雅的学生，最终都狂热地挥手敬礼、四处张贴“浪潮”的标记。

每个成员都热情的、毫无保留的拥抱集体提出的要求，他们声称自己从组织那里获得认同、安全和归属的感觉。甚至感受到集体赋予了自己生活更大的意义：

于是个人独立的主张、性格与怀疑都被慢慢磨灭，剩下的就是捍卫集体，不惜一切的成为集体的一员。

集体还特别擅长于树立对立的敌人。浪潮的成员聚合在一起，慢慢形成排外的习惯，不是成员的不被允许进入一些场合：

怀疑浪潮的人被嘲笑、责骂：

如电影中的提姆，曾经胆小懦弱的他，被“浪潮”极大的鼓舞，为了浪潮这个集体，他爬上了危险的建筑喷涂浪潮的标识，甚至可以成为扣动扳机的杀人犯。

正如阿伦特所说，此时，作恶的人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 “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会被集体与集体中的人认为是一种美德。

事实上，有75%的校园霸凌都是群体行为。在那些骇人的新闻里，我们也总会发现常常是“一群学生在欺负一个学生”的模式。

这也正是那些骇人的校园霸凌会发生的重要原因。在泼粪、强奸甚至杀人的当下，他们成为一个集体，只是“不假思索的去做”，回避思考，也无力思考。

让我们回到现实中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若干年后，当Ron Jones的学生Philip Carr Neel 拍摄关于这段故事的纪录片时，大部分当年的当事人都不愿意提起此事。

一群青少年只需5天就能被如此操控，这也正是教育为何重要的原因。唯有培养善于思考、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

可悲又可怕的是，作为北京名校的中关村二小的老师们，似乎全未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