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数据显示，广东的农民工人口已经达到2700万人，成为第一“民工大省”。

商品经济确立30多年来，第一代入城的农民工已经逐渐老去。他们大多早已返乡种田养孙。但还有一批人，不甘心重蹈父辈的农耕劳作，或只身一人或拖家带口“扎根”城市。

南都记者采访多位在珠三角地区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曾在去留间抉择，但最终选择留下。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社保，像是这座城市的“隐形人”。

但无论如何，家乡是不回去了，或者说是回不去了。

闯荡

20年来只回过老家4次，他觉得自己只适应广东的生活了

60多岁的胡德海背有点驼，这与他长期的职业有关。

但驼背并不影响这个男人的心情，他整天笑呵呵的，一笑，皱纹就把五官牵在一起。

他身上每一寸皮肤都黝黑发亮，走在南粤的街道上，很难有人分得清他的籍贯，但一说话，川普口音立马就让他露馅。

胡德海来自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他现在是广东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的一名家政搬运工，来广东已20年。

1997年6月，胡德海还是在家中耕田的农民。秀山少耕地，家中只有一亩山地，每年就种点苞谷，农闲时就跑到重庆当“棒棒”。

做“棒棒”不仅辛苦，而且入不敷出。家中一儿一女要读书，要添置文具衣物，尽管家人都很节省，但日子还是过得不好。

那个年代，当村中的男人开始去广东打工，陆续往家里寄钱的时候，胡德海的老婆开始不满意了——说他窝囊。外出的都是年轻人，像胡德海这样年纪的中年人，从没有过这种想法。然而老婆埋怨得多了，他也就决定出去闯一闯。

第一站，到的是广州。根本找不到工作——买方市场，年轻人进厂都不容易，何况他一个中年人。

辗转到了佛山，由于天生一股蛮力，胡德海终于在老乡的介绍下，进入如今的这家搬屋公司，一干就是近20年。

10月30日，上午9点，佛山市高明区西江新城，胡德海和5名工友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第一单活要求高，一本地人新居入伙，从旧屋搬家具上11楼，物业不许从电梯上，胡德海组织工友从消防通道抬。

家具的搬抬很讲究，特别是在楼梯转角处，这种看似粗重的活就变成技术活，经过近20年的历练，胡德海早已驾轻就熟，成为公司骨干。

胡德海说，之所以选择搬运工作，是因为自己是文盲，只能干这样的活。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份工作看似劳累，但自由度大，收钱也准时，干一单收一单，偶尔还会得到客人的打赏。

但搬家这个行业，工人流动性大，公司不会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工作也不会有任何保障。胡德海所在公司是当地的老企业，信誉好收费低，生意持续不断，搬运工尽管全是外省人，但极少流动，大多早已把广东当成第二故乡。

“从1997年离开后，我很少回老家，老婆只晓得要钱。”胡德海说，20年来，他只回过重庆秀山四次，每次回家都呆很短时间，他觉得自己只适应广东的生活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和交通便利的城镇转移，一些曾经热闹的村落人去楼空，甚至名存实亡。胡德海的家乡——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也不例外。

老去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但胡德海还没有回家养老的念头

相比家乡，胡德海更认同他生活了近20年的城市——有良好的治安，安逸的环境，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还有就是可以找到“知音”的慰藉。

11月1日黄昏，胡德海忙完一天的工作。这天收获颇丰，公司接了5单生意，劳累换来500多元的收入。他可以过一个开心的夜晚。

租住的岗头王村灯火通明，这里是城市有名的城中村，三教九流聚居之地。也是胡德海最留恋的场所。

在“握手楼”之下，胡德海不停地跟人打招呼，见到熟悉的单身少妇，就用家乡话调侃，偶尔也动手动脚，眼神暧昧。

初来这片南粤之地，胡德海思念家，思念妻子。之后，他发现，在自己身边，有无数和妻子同龄或者更年轻的同乡女性打工者，她们也迷茫和无助，和她们的关系开始是金钱的交易，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相知相恋。

对于家庭的愧疚，胡德海用每个月寄回的金钱来弥补。如今，胡德海说，除了不会说广东话之外，他已经是一个广东人了，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但还没有回家养老的念头。

在广东生活了20年，他没有任何资产，长时间的居住也没改变他在这座城市“隐形人”的身份，享受不到本地人的任何福利。但，他还是愿意呆下去。

家乡对他来说，已没任何吸引力，唯一留下的只是贫穷的记忆。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70年代。第一代农民走出田间地头，放下锄头，拿起锤头走向城市，成为最早的广义农民工。

1984年，大量农村人开始流向广东沿海等地区寻求就业机会。也是这一年，“农民工”一词诞生。

1992年，中国开始大步踏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农民工流动也随之风起云涌。也就是在这之后的第5年，胡德海走出家门。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5年，中国农民工人口已经突破2.7亿，比上年增加352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再创新高，达到17.9%。但在此前的高速增长之后，从2011年以来，全国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2015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072元，比上年增加208元。

2013年，广东省人社厅数据显示，广东的农民工人口已经达到2700万人，成为第一“民工大省”。农民工的流入地也在不断变迁，本省农民工在增加，外省农民工在减少。

抉择

留城还是回乡？邓燕家走到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佛山顺德区容桂，40岁的四川南充嘉陵区双店乡人邓燕，已经两年没有工作。

她有一个妹妹，家里是纯女户，缺少劳动力，生活不富裕，外出务工赚钱是唯一的选择。

2003年，27岁的邓燕决定南下打工。她来到广东，一直在佛山的五金厂工作。2014年5月，她的左前臂被工厂内的一台油压机轧断。

眼前的邓燕，显得异常憔悴，长期呆在家中，身体开始微微发福。为了清洗方便，她剪了短发；因为要长期为自己的工伤奔走争辩，她的语速显得快于常人。

一到佛山，邓燕就选择进入五金厂工作。佛山的五金厂大多有冲压设备，高风险，但收入也相对较高。邓燕心细且自负，自认一辈子都不可能出事。

“我工作两年，就把两个女儿接到顺德。”到广东时，邓燕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家乡太穷，邓燕想方设法给女儿好的环境，虽然工资收入低，但她还是鼓起勇气，毅然把孩子接到广东。

“鸟往高处飞，水往低处流。我们都想生活在环境好的地方。”在顺德区容桂镇，第一年，邓燕每个月有850元的收入，这对一个27岁的打工妹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她用120元和丈夫在城中村租住，还能存下钱补贴夫家。到2014年工伤前，邓燕每个月收入已经达到4000元。

为了扎根顺德，夫妻俩积攒了一点钱，加上东拼西凑借款10万元，2012年买了一辆货车帮企业拉货，每月开始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邓燕觉得，自己找到了想要的生活，也千方百计想留下来。

在广东的13年，邓燕之前并没有太留意自己的外来工身份。但在2014年，小女儿唐丹在顺德读初中，家庭高兴之余也多了一个烦恼，按照当地要求，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阶段，需要家长提供房产及社保证明。

夫妻两人都是外来工，也非常向往在顺德有属于自己的家。“曾经几次动了买房子的念头，但还是没有最后下决心。”邓燕现在都还有点后悔，因为当时顺德的房价并不高。

没有房产，只有社保这一条路。2014年，邓燕狠心辞掉高收入的五金厂工作，来到一家有社保的企业。然而，厄运降临。没多久，她永远失去了左前臂。

突然成为残疾人，给邓燕的“广东梦”蒙上了阴影。留城还是回乡？这个家庭走到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大女儿唐红刚18岁，是回乡的最大反对者。她中专毕业，现在顺德一企业实习。

五岁就来到广东，唐红已经完全融入当地。家乡四川在她心里已是异乡，那里虽有亲人，但却没有朋友，五岁的记忆也早已模糊。

小女儿唐丹已就读初中三年级，她对家乡几乎没有印象，顺德容桂就是她的家乡。

每年春节，邓燕都把两个女儿带回老家，摩肩擦踵，坐一整天的火车到达成都，然后乘长途汽车辗转奔袭南充，再坐摩托过盘旋山路。另外，还有无法通行的道路需要步行，两个女儿早已苦不堪言。

春节长假在老家，无论饮食和生活习惯，邓燕和丈夫都已经无法适应，女儿们更是归心似箭。

2014年7月24日，邓燕工伤认定。9月22日，经鉴定为3级伤残，赔偿79万，支付律师费6万，剩下73万。

2016年11月1日，清晨，顺德容桂，邓燕在洁净宽敞的小区内锻炼，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一片祥和。

夫妻俩用每年7000元，租下容桂二室一厅的房子，“我也想通了，人生一辈子都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邓燕说。

得到一笔“巨款”，生活中也多了很多纠结，亲戚伸手借钱的多了，给还是不给？如今在顺德还没有落户，到底该不该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做佛山人，做顺德人？

所谓“回不去”农村，其实是“不想回去”，邓燕和女儿都不愿意也不甘心重蹈父辈的农耕劳作。这是一种身份认同危机。但无论如何，家乡，她们决定“不回去”了。

对策

解决农民工孩子入学问题是突破口，留城还需加大户籍改革

包括胡德海和邓燕在内的农民工，曾创造了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

30多年来，尽管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做出很多无法磨灭的贡献，但他们却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他们为城市架建起一座座现代高楼的同时，还拥挤在脏乱的城中村；他们组装着一部部高科技智能手机，却干着超时的活拿着低廉的工资；他们生产高昂的时装，自己却穿着廉价的衣裳……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获得医疗、退休等社会保障。

如何让这一拨“回不去”的农民工能真正留下来？

“很多农民工之所以回不去，是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脱离农村生活很长时间，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不再是传统的农民。但同时，因为‘农民’的这样一个身份，让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这是困境所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王春超说。

近年来，他研究发现一个趋势：早年农民工主要是单身出来打拼，结婚后通常是丈夫或妻子独自出来，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是家庭的整体迁移，伴侣、老人孩子也跟随来到大城市。

王春超认为，“要解决留城农民工的困境，除了关注成年农民工这个群体本身，对他们家里的孩子和老人的关心或许是政策调整的重要突破口”。

目前对于农民工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两类人群的问题。一方面，年轻人最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大城市就读公办学校。“比如中山积分入户比较早，大家抢得最明显的不是积分入户，而是积分入学。很多人在老家有宅基地、耕地，不愿意放弃，但又希望孩子能在大城市读书。”华南理工大学劳动关系研究中心黄岩教授说。

另一方面，对于快退休的农民工，则是希望开通统一的社保补缴政策。黄岩对珠三角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调研发现，近期追讨养老保险的群体越来越多，“很多企业很晚才买社保，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福利政策区别对待，有的人50岁才买社保，但60岁就退休，还差5年没买，他们最希望开通补缴渠道。”

“我们不能简单地下农民工‘永远回不去’的判断，一方面，要努力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中西部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愿意回到内地的农民工回到家乡从事非农产业或继续务农。另一方面，由于多种原因不愿意回去或不能回去的农民工，要努力创造让他们尽快融入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使他们融入城市，享有过上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权利。”对于如何解决留城农民工“回不去”的窘境时，广东省政府参事、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这样答道。

陈鸿宇强调，除了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之外，全社会也应该为农民工进城、留城培育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社会氛围，“对于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的陈腐观念，应该坚决破除。”

注：为尊重当事人隐私，胡德海为化名，部分资料摘自南都《中国农民工三十年迁徙史》。

【采写】南都记者 郭继江 余毅菁 阳广霞

【摄影】南都记者 郭继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