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卸下了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两项职务，2008年3月，以访谈形式撰写而成的卡斯特罗自传《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卡斯特罗本人在病榻中为自传书写了《致中国人民》的序言。

2003年初至2005年中，法国《外交世界》主编、著名记者伊格纳西奥·拉莫斯与卡斯特罗进行长达100小时谈话的记录，最后整理成这部长达60多万字的访谈回忆录。卡斯特罗在书中讲述了古巴人民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历史，他个人的生活和革命历程，阐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理念，以及他对古巴和国际上重大历史事件和各国重要领导人的看法。以下为该书引言《引言：对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小时的访谈录》：

已经是清晨两点了，我们连续几小时地交谈着，地点是他的私人办公室。办公室简朴、宽敞，屋顶很高，几扇大窗户都被淡色的窗帘遮盖着。窗外是一个大阳台，从那里可以远远辨认出哈瓦那的一条主要街道。房间的尽头是一个很大的书库，有一张结实的、摆满了书籍文件的长桌，一切井井有条。在书架和沙发两旁的小桌上，分别放着先哲何塞·马蒂（José Martí）的一尊铜像和一座半身塑像、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和安东尼奥·何塞·苏克雷（Antonio José Sucre）的雕像，以及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半身塑像。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可以看见用金属丝做成的、骑在罗西南特（Rocinante）背上的堂吉诃德（Don Quijote）塑像。各面墙上除了挂着作为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时代主要助手之一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的油画肖像外，另外只有三个镜框，分别装着西蒙·玻利瓦尔的一封亲笔信、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题赠的照片，照的是一条硕大的箭鱼，题辞写道："赠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愿您在科希马尔（Cojímar）的深海里也扎中一条这么大的鱼，您的朋友埃内斯托·海明威赠"，以及1895年从遥远的加利西亚故乡来到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Angel）先生的肖像。

菲德尔坐在我面前，身躯高大，胡子几乎花白，身着一如往常的橄榄绿军装；尽管夜深了，他没有显露一丝疲劳，平静地回答着我的问题。有时他的声音轻微得象风的细语，我勉强能听清。2003年1月我们开始了第一次交谈，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数次回到古巴，又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交谈，直至2005年12月。

关于对话的想法是一年以前, 即2002年2月产生的。当时我来到哈瓦那在书展上做一个报告，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在场。菲德尔把他介绍给我并说："他是经济学家，美国人，但他是我见过的头号激进分子。在他的身边一站，我倒像个温和派了。"我们开始谈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问题和我刚参加过的、在阿莱格雷港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菲德尔对会议上引起争论的议题、专题讨论、参加者、前景等等一切都想了解。他表达了对"变革世界运动"的敬意："现在出现了新的一代反叛者，他们中有很多美国人。他们利用了一些新的、不同以往的抗议形式。他们使世界的主子感到战栗。思想比武器更重要；除暴力的理由以外，我们应该用一切理由来对抗这个全球化。”

像以往一样，菲德尔思绪如泉涌。他具有世界眼光。他分析全球化、全球化的后果及针对这些后果的办法。他那些既现代又精明的论证，充分表现出一种战略眼光、评价具体事物以及迅速做出分析的能力，他的许多传记作者都曾指出过这些素质。除了这些素质之外，还要加上他在长期的抵抗和斗争中积累的经验。

边听他说话，我边想到，年轻的一代并未充分了解他的经历，许多人沦为持续不断反古宣传的无辜牺牲品，"变革世界运动"中许多朋友，特别是欧洲更年轻的一代有时只把他看做一个冷战时代的人物、一个当代史上已过去阶段的领导人、一个很难对21世纪的斗争有什么贡献的人物。

今天，说起古巴政权，许多人感到害怕、对之持批评态度和反对立场，包括左派内部的一些人。尽管古巴革命仍然能激发热情，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使人们意见不和与分裂的议题。无论在支持古巴还是反对古巴的人群中，能够在评价古巴时严肃、冷静发表意见的人越来越少。

当时刚出版了一本我与马科斯副司令——这位墨西哥萨帕塔运动的星外来客式的浪漫英雄--访谈的小书。菲德尔读了这本书并且很感兴趣。我向古巴司令建议搞一个类似的、但规模更大的访谈。菲德尔没有写过自传式回忆录，而且可以肯定，出于时间的原因，他也不会再写。因此，我们的这一本可以成为一种"两人交谈出来的传记"：这是一份政治遗嘱，是他即将年满八十高龄时的个人经历总结；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菲德尔的公众生涯始自1953年进攻古巴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而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能幸运地在有生之年成为历史人物和传说人物的人并不多，菲德尔是其中之一。他是国际政治中最後一个"神圣怪物"（monstruo sagrado）。他属于那一代传奇的造反者：曼德拉（Nelson Mandela）、胡志明（Ho Chi Minh）、卢蒙巴（Patricio Lumumba）、阿米尔卡尔·卡布拉尔（Amílcar Cabral）、切·格瓦拉（Che Guevara）、卡洛斯·马里盖拉（Carlos Marighela）、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图西奥斯·利马（Turcios Lima）、迈赫迪·本·巴尔卡（Mehdi Ben Barka）；他们都怀着正义的理想，在二次大战后投身政治，踌躇满志、满怀希望，试图改变早期苏美冷战时代那个不平等和歧视人的世界。像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甚至包括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一样，这一代人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预示着光辉灿烂的未来，相信非正义、种族主义以及贫穷都能在十年的时间里从地球上消失。

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在越南、阿尔及利亚，还是在几内亚－比绍，半个地球上的被压迫民族都在造反，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处在无耻的殖民主义阴影下，在整个非洲和亚洲的一大片土地上，人民还忍受着老西方帝国的统治和欺辱，在理论上已经独立了一个半世纪的拉丁美洲，人民忍受着少数特权者的暴政，经常被华盛顿庇护之下的凶残独裁者[如古巴的巴蒂斯塔（Batista）、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略（Trujillo）、海地的杜瓦列尔（Duvalier）、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Stroessner）……]套上沉重的枷锁。

听了我的建议，菲德尔半开玩笑地露出一丝笑容。他用深邃狡黠的眼光望着我，不无讽刺地问："您真的愿意浪费时间与我聊天吗？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可干吗？"我当然回答他说"没有"。全世界有几十个记者，包括最负盛名的记者，一年年等待着与菲德尔交谈的机会。对于一个职业新闻工作者来说，还有比采访菲德尔更重要的对话吗？他是20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菲德尔·卡斯特罗难道不是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吗？他曾与整整十个美国总统斗争：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 肯尼迪（Kennedy）, 约翰逊（Johnson）, 尼克松（Nixon）, 福特（Ford）, 卡特（Carter）, 里根（Reagan）, 老布什（Bush padre）, 克林顿（Clinton）， 小布什（Bush hijo）。他曾与左右过1945年后世界进程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尼赫鲁Nehru）, 纳赛尔（Nasser）, （铁托Tito）, 赫鲁晓夫（Jruschov）, 奥罗夫·帕尔梅（Olof Palme）, 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胡瓦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 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 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 勃涅日涅夫（Brezhnev）, 戈尔巴乔夫（Gorbachov）, 密特朗（Mitterrand）, 江泽民（Jiang Zemin）, 约翰·保罗二世（Juan Pablo II）, 胡安·卡洛斯国王（el rey Juan Carlos）, 等人）]打过交道。他认识我们时代一些主要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比如萨特（Jean-Paul Sartre）, 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海明威（Hemingway）, 格林（Graham Greene）, 米勒（Arthur Miller）,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若奥·亚马多（Jorge Amado）,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明 （Oswaldo Guayasamín）, 亨利·卡尔捷-布雷松（Henri Cartier-Bresson）, 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 何塞·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 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及很多很多其他人。

在菲德尔的领导下，他的小国家（10万多平方公里，1100万人口）制造出一种世界级的大国政治，甚至敢于与美国较量，美国的领导人没能打败古巴、消灭古巴、连改变古巴革命的方向也没能做到。

1962年10月之际，由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美国政府抗议在古巴安置苏联导弹，而这些导弹主要是为了阻止再次发生1961年吉隆滩（Playa Girón，即"猪湾"Bahía de Cochinos）式的登陆：一次直接由美国武装力量执行的、旨在搞垮古巴政权的行动。

50多年来，华盛顿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和金融封锁[1990年前后，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和托里切利法案（Helms-Burton y Torricelli）使这一政策变本加厉]，阻挠了古巴的正常发展，加剧了该国困难的经济形势，给该国居民造成悲剧性的后果。此外，美国还通过设在佛罗里达的强大的"马蒂电台"和"马蒂电视台"对哈瓦那发动持久的思想攻势和媒体大战，企图照搬最黑暗的冷战时期的做法，把古巴岛淹没在宣传的汪洋之中。

另一方面，诸如阿尔法66（Alpha 66）、奥梅加7（Omega 7）一类敌视古巴政权的恐怖主义组织将总部设在迈阿密，他们在那里拥有训练营地，并在美国当局的默许下不断从那里往古巴岛派遣武装小分队搞破坏。古巴是近40年来受恐怖主义之害最大，受害人数最多（超过3000人）的国家之一。

尽管菲德尔本人不断遭受来自美国的攻击，包括许多直接危及其生命的谋杀计划，他在2001年9月11日针对纽约和华盛顿令人憎恶的袭击发生之后，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会为针对美国人民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而感到沉痛。我们说过，无论我们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如何，不会有任何人从我们这里出发到美国去搞恐怖主义活动。"他还曾这样强调说："如果有谁在这里发现一句贬低美国人民的话，那就让他们砍掉我的一只手好了。假如我们把两国政府间的分歧归罪于美国人民，那我们就将成为无知的狂热分子。”

面对来自外部经久不息的攻击，古巴政权的反应是千方百计维护国内的团结，坚持一党制原则，倾向于以严厉的手段处理不同意见，用他们的方式实施圣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San Ignacio de Loyola）的箴言："在一座被围困的堡垒中，任何异义都是背叛。"因此，国际大赦组织的年度报告总要批评古巴当局在自由方面的态度（舆论自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并提醒，在古巴有几十个"思想囚犯"。

不管引述什么理由，这种局面是无法辩解的，正如保留死刑也是无法辩解的，今天，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死刑已被取消，只有美国和日本是明显的例外。任何民主派都不会认为思想犯的存在和保留死刑制度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国际大赦的这些报告没有指出过古巴存在拷打、"失踪"案、政治谋杀，或者治安力量用武力镇压群众示威的例子，也从未有关于民众起义反对政府的记录。在革命成功后的46年里，没有发生过哪怕一次这样的事件。与此同时，在邻近古巴的、被称作"民主的"国家里――比如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共和国，甚至墨西哥，更不用说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了――，暗杀工会人士、反对派、记者、神父、市长、公民社会领袖人物的罪犯逍遥法外，虽然这样的事屡屡发生，但这些一般犯罪并未引起国际媒体的过分反应。

还应该补充下列事实。在上述一类国家里，在全世界大多数贫穷国家里，存在着对成千上万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长期侵犯，存在着骇人听闻的婴儿死亡率、文盲率、无房、无工作、无卫生条件的民众，存在着乞丐、流浪儿、贫民窟区、吸毒、高犯罪率、形形色色的犯罪……而这些现象在古巴未有所闻，几近不存在。

也不存在官方的个人崇拜。尽管菲德尔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报刊、电视以及街道上，但是在古巴不存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或其他在世革命领导人的官方个人标准像、塑像，货币上没有他们的头像，没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大街、楼厦，或敬献给他们的纪念碑。

面对着来自外部的不断骚扰，这个绝不放弃主权的小国在人文发展方面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果：根除了种族主义，解放了妇女，杜绝了文盲，明显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提高了整体文化水平……在教育、卫生、医学研究和体育领域，古巴跻身于效率最高的国家之列。

在外交方面，古巴继续表现为世界上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古巴政权支持过中美洲（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南美洲（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阿根廷）许多国家的游击队。从世界一端培训出来的古巴武装力量，参加了世界另一端地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的战争。古巴军事力量在安哥拉的行动最后导致南非共和国精锐部队的溃败，毫无疑问这加速了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该国种族主义政府的垮台。

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启蒙者及富有魅力之领袖的古巴革命取得了成就，同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不足：经济困难、官僚机构可怕的低效、小规模的但已普遍化的腐败、贫穷、停电、交通困难、配额制、日常生活的艰苦、自由在某些方面所受到的限制等；但无论如何，对于地球上千百万穷人来说，古巴革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榜样。在拉丁美洲各地或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抗议着、斗争着，有时甚至牺牲生命，为着建立受到古巴社会主义模式启发的政权。

当古巴的主席由于自然原因消失以后，会发生什么呢？当然会发生变化，既然在古巴的权力结构中，没有一个人（无论是在国家层次、党的层次还是在军队中）拥有他那样的权威。 这一权威来自他所拥有的四重特点：国家的缔造者、革命的理论家、成功的军事首领，以及46年以来古巴政治的舵手；还有不少人提出他的另一个特征：坏现象的主要批判者和反对者。

一些分析人士预言，就像柏林墙倒塌后在东欧发生的情况一样，古巴现政权会很快垮台。他们分析错了。在古巴发生类似东欧变化的可能性很小，东欧曾有一个外部强加的体制，这个体制受到相当多人的唾弃，因而顷刻间崩溃。

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对手不愿承认，大多数古巴人对于革命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政治现实。这是一种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忠诚，与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发生的情况正相反，古巴的民族主义植根于反对美国兼并企图或帝国主义野心的抵抗史。

无论诋毁者是否愿意看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那个世界伟人祠里拥有一席之地；被敬奉在那里的，都是为社会正义进行过最持久的斗争，都是最坚决地支持过地球上被压迫人民的人物。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同时不排除我对2003年三四月间古巴当局对70个非暴力不同政见者判处长期徒刑、对一艘船的三名劫持者判处枪决之事件的不同意见，我认为这样一个等级的领导人，一个受到西方众多媒体如此猛烈抨击的领导人，如果不对影响了他一生的伟大战斗、不对他仍在全力以赴进行的斗争提出个人的见解，提出他本人的直接佐证，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菲德尔，这位演说频频不断的人，一生中只接受过几次屈指可数的个人访谈。50年里，只发表过四次与他的长谈。其中，与詹尼·米纳（Gianni Miná）两次，与弗雷·贝托 （Frei Betto）、 托马斯·博尔赫（Tomás Borge）各一次。我在等待了几乎一年之久后，被告知他接受我的建议，并准备与我进行他的第五次长谈，这次长谈后来成了迄今为止最长最完整的一次。

我进行了充分准备，好像要参加一场马拉松跑步。我一遍遍地读着几十本书、文章和各种报告。我咨询了许多朋友，他们比我更了解古巴革命的复杂历程，他们给我指出了一些问题、命题和批评的方向。在这本访谈录里，我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由头来源于他们的建议。

当我们在他那个安谧、昏暗、宁静（出于将一部分访谈拍摄成一部纪录片的需要）的个人办公室坐下来安心工作之前，我想对这个人物就近多了解一些，在他的平日工作中、在他处理日常事务的环境中观察他。在此之前，我仅仅与他进行过短暂的、非常具体的交谈：有时是我在古巴岛上进行采访，有时是由于某个类似那次哈瓦那书展的活动。

他接受了这个主意，邀请我陪同他在几天内到不同的地方巡回，不仅在古巴国内[圣地亚哥、奥尔金（Holguín）、哈瓦那]，还陪同他到了外国（厄瓜多尔）。我们一起乘汽车、坐飞机，一起散步、吃午饭、吃晚饭，讨论着当天的消息，就他以往的经历，就他当前的关注交谈着……想到什么谈什么，没有进行录音。事后，我凭记忆在笔记本上补记这些对话。

就这样，我发现了一个内心深处的、甚至有点羞怯的菲德尔，一个有教养的、非常有风度的菲德尔。他注意倾听每一个对话者的谈话内容，本人谈吐朴素，毫不造作。他的举止和表情带着一种古老的礼性，对别人总是很关切，尤其是对他的合作者、卫队，语调从来都很平静。我没有一次听过他发号施令，但他却对周围显示出绝对的权威，这要归结于他那具有震慑力的个性。只要有他在场，就只能听见一个声音，即他的声音。他是那个大事小事做决定的人。尽管他向领导党和国家的政治官员征求意见，并表现得彬彬有礼、非常正式，但最终是由他来做出决定。切·格瓦拉死后，在菲德尔活动的权力圈子内，没有一个人具有接近他的思想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给人一种孤独的印象，没有亲密的朋友，没有同等水平的思想搭挡。按照我能做出的评价，他是一个过着几近斯巴达式俭朴生活的领导人，看不见一丝奢华，用着简陋的家具，吃着健康的粗茶淡饭，着装是修道士兼士兵式的。连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为数不多的、不利用职权发财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他的工作日――每周七天――通常在黎明时分的五六点钟结束。不止一次，他在深夜两三点钟中断我们的交谈，带着微笑和疲倦告诉我，他还得去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他一般只睡四个小时，间或在白天的任何时刻再睡上一两个小时。但他也是个很能早起的人，对这一点人们提及得不多。外出、走动、开会、访问、讲话，一环接一环，没有间歇，节奏紧张。他那些年轻的、三十上下的优秀助手们，在一天的工作结束时，都累得散了架子。他们站着睡觉，精疲力尽，无法跟上那位快80岁的、不知疲倦的小伙子的节奏。

菲德尔不断向部下要记录、报告、电报、国内外新闻社的消息、统计数字、电视或广播综述、电话内容、从经常进行的国内民意调查中搜集来的意见……他的求知欲无止无尽，他不停地思索、考虑、给他的助手鼓劲。他是典型的反教条主义者。没有什么东西比教条、戒律、规定、体制、神圣真理更与他格格不入。他是一个本能的犯规者，也是一个永远的叛逆者，当然这后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他总是警惕着，行动着，带领着他的小参谋部――他的助手班子――发起一个又一个新战役，一次又一次地重组革命。他的主意层出不穷，思考不可思议之举，想像无法想像之事。用这样无比勇敢的头脑，他确实无法想出不惊世骇俗的主张。

一旦经讨论确定了某项计划，任何障碍都无法阻止他前进。他坚信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后勤将跟上"，戴高乐如是说。菲德尔也这样认为，且说到做到。他对正在做的事满怀热烈的信心，热情就这样拉动了意志。那些主张好像变魔术似地在我们的眼前变成了现实；事物、事件变得可触可摸，言语变成了事实。这应该就是个人魅力吧。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具有人应有的美德，同时具有巨大的个人魅力。他与公众交流的娴熟才能仿佛浑然天成。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吸引听众，控制听众，使他们触电、兴奋，报以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很熟悉菲德尔，他这样论及后者面对广大听众的讲话方式："他总是以微乎其微的声音开始，内容方向不明。但他善于利用任何机会争取地盘，步步前进，直到猛击一掌，随即抓住听众。这是灵感，是无法抵御的、耀人眼目的潇洒风度，否认它的只是那些没有幸运感受它的人。”

多次被人们描述过的菲德尔的口才确实令人惊叹。我不是指人们所熟知的公众演说，而是指茶余饭后的随意交谈。他那连珠般的妙语朴实无华而又落地有声，他那雪崩般的言谈总是伴随着优美手掌的舞动，在空中回荡。

他具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感，他对关乎民族性的一切事物具有超级敏感。他引征古巴独立战争英雄何塞·马蒂的次数多于引征社会主义运动史或工人运动史上的任何一个人物。马蒂是他主要的灵感源泉。他反复阅读马蒂。科学和科学研究使他着迷，医学进步使他激动。他希望治愈儿童，治愈全世界所有患病的儿童。事实上，成千上万的古巴医生正在几十个贫穷国家里为最底层的民众治病。出于人道主义同情心和国际主义义务，他无数次表达在全世界播种健康、知识、医药和教育的宏愿。这是海市蜃楼般的梦想吗？难怪他所喜爱的文学作品中的英雄是堂吉诃德。看来他是一个完全受高尚志向本身驱动的人，一个为实现正义和公正的理想而斗争的人。这使人们想起切·格瓦拉的一句话："一场伟大的革命只能诞生于一种伟大的爱。”

他喜欢精确、准确、准时。他常就任何一个题目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数学计算。与他打交道，来不得半点粗疏。他记得最小的细节。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塔比奥（Pedro lvarez Tabío）经常作陪，在需要的时候，他向菲德尔提示某个具体资料、某一日期、某个人名，或某个情况……有时候需要提示关于菲德尔自身经历的具体资料，比如"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前夜，我是几点到达西波涅（Siboney）小农庄的？",于是，佩德罗回答说"司令，是几点几点 "。有时也需要提示关于某个遥远历史事件的次要方面，如："那个不想援助切的玻利维亚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叫什么来着？"于是，佩德罗回答道"叫某某"。菲德尔本人的惊人记忆力已经骇人听闻地准确，佩德罗是他身边的第二记忆力。

这样好的记忆力有时似乎妨碍他进行总结式的思考。他的思想是冠状的，一环套一环，节外又生枝，事事相关联。谈话不时偏离主题，总有额外插曲进入。由于联想到其他的想法，由于回想起某个情景或某个人物，一个主题的深入往往使他又想起了另一个平行的主题，这样一个又一个新出现的主题使他渐渐离开了中心主题，以至于对话者一时间担心他失去了线索。但是菲德尔却能沿着走过的路再走回来，重新回到主题思想。

在我们交谈的100多个小时里，菲德尔从未限制我们的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菲德尔不惧怕辩论。正相反，他希望辩论，鼓励辩论，随时准备与任何人对阵。他辩论起来根据绰绰有余，表达口若悬河，同时非常尊重对方，非常精明。他是一个精力无限、令人敬畏的、很有教养的讨论对象、辩论者；只有那些怀着恶意和仇恨的人才会讨厌他。

如果在这本书里缺少某个问题或某个命题，这要归结于我这个采访者的不足，菲德尔从来没有拒绝谈论他漫长政治生涯里的任何方面。一般来说，在一些访谈中，由于提问者和回答者之间的思想水平有差距，这些访谈实际上成了独白。在这样的独白里，提问者并不一定要对自己是否有道理负责。这样的访谈既不是辩论，也不是讨论－－既然记者并不是国务活动家－－而是从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被采访者那里获得一种对他本人生平和政治生涯的个人说法。在采访中，我从未想过要问及菲德尔的私生活、感情生活、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我认为有些界限是不应该越过的。任何再著名的公众人物也应该有权保护他不可侵犯的隐私。

2003年,在那些漫长的工作日结束之后,我写出了本书的第一遍草稿。时间就这样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但是文稿还没有达到付印水平。日子和历史流逝着。2004年9月，我又有机会来到了哈瓦那，并再次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会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对前几次谈话中的某些内容进行材料更新和补充。2005年，我又一次与他交谈了几个小时，我们都希望于再次更新资料后彻底结束工作。这一点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同时我们一致同意由采访者在对谈文本之外写一些补充说明，以便读者能够了解情况，了解整个访谈过程中涉及的某些方面是怎样展开的。要向读者讲清的是，我仅限于在必要的情况下加些新的材料。

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消失、国家专制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失败看来都没有改变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的梦想，这个社会相对公正，更加健康，教育程度更高，不搞私有化，没有歧视，拥有一种综合整体文化。古巴与乌戈·查维斯总统领导的委内瑞拉之间密切的新联盟增强了他的信心。

在生命的秋季里，菲德尔的新动力是保护生态、保护环境、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反对国内的腐败，他继续在战壕里作战，在第一线作战，领导着一场旨在实现其信仰之理想的战斗。看来，无论任何事物，无论任何人，都无法使他放弃这些理想。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IGNACIO RAMONET）

2005年12月31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