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感恩节餐桌上，烤火鸡是不可缺少的菜式，以庆祝佳节；但在欧美，尤其是美洲大陆，火鸡却是很普通的一种肉食，而且在感恩节和圣诞节这两个大日子，火鸡更是传统的食品。

火鸡是美洲特产，在欧洲人到美洲之前，已经被印地安人驯化。火鸡的名字在英文中叫“土耳其”。因为欧洲人觉得它的样子像土耳其的服装：身黑头红。欧洲人很喜欢吃烤鹅。在移民到美洲之后，还没有养好鹅就有了吃鹅的要求，于是就吃火鸡，竟然发现火鸡比鹅好吃。而且北美洲有很多火鸡。于是烤火鸡成了美国人的大菜，重要节日中必不可少。这种风俗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在一六二零年的圣诞节，大批来自英国的移民抵达美洲大陆的朴里茅斯山。当时，那儿物产贫乏，只有遍布山野的火鸡，于是他们便捉火鸡，作为过节的主菜。

感恩节为什么要吃火鸡？

1621年，当普利茅斯的英国殖民者与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Wampanoag Indians，北美印第安人阿尔琴族一部落，后移居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部）庆祝头一个感恩节时，他们狼吞虎咽的食品要丰富得多，而不仅是火鸡。由于当时龙虾、鹅、鸭子、海豹、美洲鳗和鳕鱼都很丰饶，这些东西极有可能是第一个感恩节的主要菜肴。历史学家只能确定有两种食品出现在那一年秋天的感恩节菜单上——鹿肉和野鸟。

如果我们不能肯定火鸡曾出现在头一个感恩节盛宴上的话，那火鸡又怎样成了如今感恩节的主要“吉祥物”呢？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在16世纪某一年的收获节上，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正在吃烤鹅。这时传来消息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在前往攻击她心爱的英国途中沉没了，女王高兴不已，于是又要了一只鹅来庆祝这一捷报。因此鹅也就成了英国丰收季节的爱鸟。当清教徒们从英国来到美国时，烤火鸡代替烤鹅成了主要菜肴，因为北美大陆火鸡数量更为丰富，比鹅更容易找到。

新近获得“全美人类学家协会”褒奖的明茨坦承，他自己都不清楚感恩节算不算“古老的习俗”。或许，我们只能说，它是人们因为生活的馈赠而对上苍表示感谢，它通过仪式性的饮食来进行庆祝，这些活动即使不是普及于全世界，至少也是很普遍的。

在明茨看来，感恩节的食品是与新大陆的食物种类相联系的，与庆祝者们最初来自哪里无关。换言之，人们是在其美洲新家园里才学会品尝或者准备这些感恩节食品的，或许还经过了原住民的“点拨”。

“玉米肯定是极其重要的一种，”明茨说。它不仅是美国东部林地地带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在今天的美国东部的广袤地区、南方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以及远至印加帝国的遥远南方都广有分布。简单讲，玉米是美国的“土特产”。

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巨大的产业来塑造和满足的。欧洲人并没有吃火鸡的习惯。但是，登上新大陆的欧洲开拓者们逐渐学会了放弃其传统的食品选择，将感恩节吃火鸡定义为成为“美国人”的标准，于是，火鸡就成为了美国家家户户的感恩节必吃食品。

时过境迁，火鸡如今已经变成一种经济意味，而非文化性的食品选择，尤其是在人们已经为吃红肉（未煮前颜色是红色的肉类，尤指牛、羊肉）而担心健康的情况下，它也已经成功地从主要是一种节日食品，进入可替代性肉类食品的范畴。

这种转变当然不是由美国食品行业“创造”的。但广告、时间压力、保存限期和人们有关“选择”及“自由”的概念，全都有助于引导和塑造我们对于自己的食品及应当吃什么的看法。

明茨认为，从一个更大的视野范围来看，美国人的食品习惯是由人口及战争等的巨大力量来塑造的。他专门写过一本《品味食品品味自由》的书探讨这一主题。比如，当亚裔及拉美裔人口数十年来不断涌入美国时，他们带来了新的食品选择，从而导致美国人的饮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美国人下馆子就餐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人颇爱吃中国人发明的豆腐，并干脆学会了这拗口的发音“Tofu”。

感恩节代表着“吃”与“玩”

对普通的美国人来说，感恩节代表着“吃”与“玩”，一大家子人“放松”与“休息”的一天。这一“主旋律”与现代人快捷、忙碌的“消费主义”生活是否和谐，应该怎么变一变呢？

“现代消费主义并没有消除庆祝感恩节的深层价值，而只是影响了庆祝的方式。”明茨如此解释道，在吃的方面，感恩节的庆祝食品总是拿来与其他一些情感因素融在一起。比如，感恩大餐通常是和家人一起吃，当然，并不一定非得是家人，你也可以选择别的同伴。

在现代美国人的生活中，代际之间的地理距离，尤其是祖父祖母同孙辈之间，一般相隔很遥远，这可能是美国家庭结构本身最为重要而普遍性的变化。它就使得感恩节这样的节日在维系这样的跨代家庭关系中变得更为重要，不过，与欧洲尤其是欧洲乡村地区相比，美国的这一文化特征十分明显。

火鸡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具有维持钾钠平衡；消除水肿。提高免疫力。调低血压，缓冲贫血，有利于生长发育。富含胆固醇，维持细胞的稳定性，增加血管壁柔韧性。维持正常性功能，增加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