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神秘且极具挑战性的职业，天天面对的不是复杂的人体损伤，就是一具具冰冷的尸体。要么24小时待命，要么随时奔赴事发现场。这个群体凭借科学仪器或手术刀，以丰富的学识与缜密的思维，鉴定一起起伤情事故，破解一桩桩命案疑团。他们守护着社会正义和公道人心，解死者未尽之话语，慰生者难言之疾痛。他们，就是法医。

情杀、仇杀、劫杀——连日来，改编自部分真实故事的网络剧《法医秦明》，让法医这一神秘职业走向公众视野。复杂的损伤、恶心的分尸现场、恶臭的腐尸骨骸，法医们天天都要接触。面对这些常人难以面对的一幕幕，黄埔区公安分局的女法医莫传莹（广州仅有的两名能出现场的女法医之一），向我们讲述了她17年来探寻真相的“尸检故事”。

首次出现场：见到腐尸扭头就走

能说一口流利粤语的莫传莹头发后扎，穿一身洁净的休闲装。体形偏瘦的她走起路来，高跟鞋打在地板上咚咚作响。她说话时脸上堆着笑容，含蓄而温婉。如果以平常装束示人，你一定会以为她是一名标准的职场女性。事实上，她是一名从业了17年法医工作的“老手”，一名解剖过几千具尸体的资深法医。所有惊心动魄的故事，隐藏在她娇柔形象的背后。

“实际上，我以前胆小得不得了，高中时从来没想到过将来会做法医。”1994年，当莫传莹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时，出身警察家庭的她对自己能否接受这个专业一点信心都没有。她填的本来是临床医学，结果被调剂到法医学，怀着毕业后能转行的心态，莫传莹走进了中山医科大学法医学系。

1999年7月，学医五年后的莫传莹从中山医科大学法医学系毕业。同班的女同学几乎都转行了，但她还是选择到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从事法医工作。第一次跟老法医到殡仪馆解剖，对她来说印象太深刻了。当时，老法医就淡淡地说了一句:“把编号为XXX的尸体搬出来。”

这是莫传莹第一次到殡仪馆，她见几百具死尸排成一排，堆满了一大间屋子。编号在死者的手腕上,她得把每一具尸体翻开来看清楚才能找到。好不容易找到了编号,闭着眼睛硬着头皮把尸体拉出来。一拉尸体的手,整个尸体的皮和肉身都分离了——皮是拉起来了,肉身还躺在那里,吓得她魂飞魄散。为了把尸体完整地搬出来,最后,她把尸体抱了出来。

在殡仪馆解剖尸体，相对于“出现场”那可不是一个等量级。

莫传莹记得第一次“出现场”是2000年的夏天，案发地在黄埔某社区一出租屋的5楼。案发地尸体被棉被裹得严严实实，腐败的尸液渗到被子里面。莫传莹逐层打开包裹的被子，恶臭不断传来，她看到死者的上半身颈部被铁线饶了好几圈，整个人已经腐烂,眼睛可怕地向外凸出,长长的舌头外露。

莫传莹回忆，当时她手一软，钳子掉了，扭头就走。好在没几分钟，另外一个经验丰富的法医赶到，两人一起工作才算是壮了胆。解剖的时候，法医的手不能发抖，要一气呵成，死者的内脏要完好地、一块块地切割下来。法医还得要把腐烂的皮肤，一条条地分割开来，看哪一块肌肉出血，哪一块组织受伤，哪里最恐怖就要“研究”哪里。

莫传莹并不讳言，她和所有的女孩一样,爱美和干净。但是法医的工作却是最臭、最脏的。在法医的工作中,除了要学会克服恐惧的心理,还要克服现场恶劣的条件。因为这项工作太脏、太累了，目前从事尸体检验工作的女法医寥寥无几。她当年大学同班的几位女同学如今大多转岗，而像她这样“出现场”的女法医在广州只有两位。

工作的目标：让尸体“开口说话”

凡黄埔区发生命案，莫传莹都会到现场勘验。法医的工作,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小心推理、大胆求证。莫传莹总结,自己之所以能坚持把这项工作做下来,是因为她从中找到了工作乐趣。“尸体是会说话的，这给我们留下了破案的证据。”莫传莹认为，法医最重要的工作是捕捉死者身上的蛛丝马迹，让尸体“开口说话”。

2008年5月，广州市黄埔区某中学初一学生邹小勇（化名）离奇失踪。家长报案后的第九天，遗体在他放学回家的小路边隐僻的小山包上被发现，全身皮肉、器官荡然无存，仅剩下一副骨架以及一点残留下来的头发，但校服却完好地穿在身上，作案手段残忍离奇，让周围村民感到莫名恐慌。

莫传莹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一旦发现腐尸，作为法医的她往往就会莫名紧张。一是尸体腐烂程度越高，尸检的难度越大。二是案件如果没能及时侦破，社会流言扩散，会搞得人心惶惶。就这单命案，当时社会就流传三种猜测：一是说杀人窃取器官卖，二是出车祸抛尸逃逸，三是绑架勒索不成杀人撕票。但经调查，公安局得出上述三种传言皆与“真相”不符。

莫传莹仔细勘验现场发现，死者头部有一处大伤口，而尸体不远处有一块石头沾有血迹。这块石头跟头部的伤口是否有关联？为证明两者间的逻辑关系，莫传莹向广州市公安局要来特用荧光剂，喷洒在沾血的石头上。“案发后，有过一场暴雨，石头上长了青苔。喷洒特用荧光剂，在暗色下能辨认血迹成分。”

果不出所料，通过技术手段很快证实，死者邹小勇是被人用石头砸死，而非其他手段。其躯体内脏部分缺失，是因被虫子蛀空和吃掉，而非被挖掉。出车祸毁尸灭迹的说法，也不攻自破。但谁是凶手，怀有何种目的行凶，警方也觉得较为棘手。再通过现场排查，警方在死亡现场不远处的公路边，发现了一辆自行车，为死者生前所骑。

经过案发路段的视频调取，警方很快锁定了死者同父异母的哥哥邹某是重大嫌疑人，但此时并无直接证据证实其杀人。

据莫传莹回忆，当时警方询问邹某，其表现异常镇静并否认诸多事实。为了从证据上坐实案情，公安提取邹某的一只鞋回实验室，经DNA化验，邹某鞋边残留的血迹，正是其弟弟邹小勇的。最后，邹某承认因与弟弟长期关系不和而萌生杀机。这起案件的告破，正得力于法医细心的工作，让尸体能“开口说话”。

生活小癖好：不吃虫或蜂蛹食品

伤情鉴定和尸检，构成了法医的主要核心工作。前一个是要分析伤者的伤情状况，后一个是为命案提供病理分析和结论。莫传莹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实际上两份工作都具有挑战性，前者琐碎要做很多解释工作，后者得克服早期的恐惧心理。

“后来我发现一个诀窍，就是进入恐怖现场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带入工作的角色,一心就想着怎样才能找到更多的有力线索和证据，就来不及想其他的事情。对恐惧的注意力的分散和工作中精神状态的高度集中，就逐渐克服了恐惧。”莫传莹发现，聚精会神地工作往往会使尸检工作“柳暗花明”。

莫传莹记得，有一个案件，死者是被勒死的。死者后脑勺有一个伤口，从伤口特征分析像是用棍棒打击造成的，但现场找不到棍棒之类的物件。伤口是怎么造成的呢？夜深了，躺在床上的莫传莹还在思考案件，她突然想起——假如头部撞到一个平面上也可以造成类似棍棒打击的伤口，现场空间很小，不排除死者的头会撞到墙上。

第二天，她又回到现场复勘，果然在一处墙壁上找到了血迹和脱落的石灰屑。她判断，死者是被案犯推撞到墙上，然后被勒死的，最后DNA鉴定也证实了她的判断。

还有一案，一士多老板娘遭杀害，多家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报道。莫传莹现场勘查分析及确定死因，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方向，案件在案发后一星期告破。

时至今日，黄埔区平均每年有1000多例活体检验，莫传莹从工作至今17年的时间里，验伤已经超过上万例。而尸检的具体数字，她已经记不清了，十年前的数据已经接近2000例。为了精确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她以前会把尸体上的蛆虫抓来量长度。为此，她从来不敢吃与虫或者蜂蛹有关的任何食品。

法医这一特殊职业从业人数较少，数据显示，整个广东省目前公安系统有900余名法医，以男性为主。在莫传莹看来，女性从事法医，确实有某些地方比不上男性。但女性也有心思细腻的特点，善于从细微之处着手。“目前，整个法医群体的学术氛围其实很浓。全国、全省、全市都建立了法医学会，顺应网络的发展我们也建立了各种群，经常集思广益探讨一些伤情鉴定和疑难问题。”

不过，让莫传莹觉得有些遗憾的是，法医作为警队的技术工作人员，很多基层同行读书时间长技术水平高，但在职位晋升上并不占优。莫传莹表示，2016年国家下发了专门文件，公安系统内技术人员，要不同于普通公务员的技术序列改革。她和同行期待，这一改革能在广东尽快推进，以惠及法医这个特殊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