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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电影常常被直接等同于“搞笑”，这无疑是巨大的误解，喜剧并非仅仅止于让人发笑，搞笑不过是喜剧遮掩思想的外衣，而真正被隐藏的往往是一种高级的幽默，这种幽默往往由情境自己言说出来，并且达到自我颠覆的目的。卓别林的身体语言极其繁复，堪称搞笑，但卓别林的搞笑却往往让人感动到流泪，周星驰的作品表演夸张，形式浪漫而无拘束，也可称为搞笑，但笑过之后却发人深省，若有所思。

最近上映的小成本电影《驴得水》，能够口碑一路走高，就是在“喜剧”二字上，做出了新意。

▲从上映之初的8.2分涨到了目前的8.4分

电影的故事背景被严格限定在民国时期一个乡村小学中，这个小学因为偏远而导致饮水困难，无奈将取水的驴虚报为教师“吕得水”吃空饷，不想教育部特派员来视察小学，专程考察吕得水老师，无奈之下，校长和老师临时让一个铜匠顶替……

这是一部由舞台剧改编而来的电影，有一种“舞台式”的美学特征，人们在狭小的舞台相遇，人物在情境中的关系就成了关注的重点，紧凑的空间使得人物的矛盾和张力更为集中明显。

而把学校设置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则有意在地域上淡化现实对应的痕迹，让整部影片呈现出“乌托邦”般的荒诞色彩。但即使置身于如此“乌托邦”的环境中，人的社会性一刻也没有消失过，人际关系中人性碰撞的思考会超越时代本身。

扒掉人性伪装的外衣

整部影片人物不多，其中又以四位老师和一个铜匠为重点，他们不仅仅是实实在在的血肉之躯，更是某种人性特征的极端象征。

裴魁山对张一曼看似真心实意，但他真正要当的并不是与张一曼平等的爱人，而是她的救世主。在他看来，持性开放态度的张一曼是个罪人，自己愿通过“献身”的方式去拯救这个风尘女子。而当他“高尚”的计划失败，张一曼拒绝以性忠贞来回报他时，就立马变脸，对张一曼进行疯狂报复。

▲左边周铁男；右边裴魁山，各怀心事

周铁男似乎人格上优于裴魁山，但他的转变比裴魁山更为彻底，也更为戏剧性，仿佛一下子从英雄堕落成了牲口，前一秒还是义正辞严，后一秒就变得摇尾乞怜，当人性伪装的外衣被彻底扒掉，面临自我审视的尴尬局面时，我们才惊讶地得出一个事实：人的善恶是难以被一概而论的，所谓的原则更是自欺欺人。所谓的好人，不过是等着变坏的恶人，除非坦然地面对死亡，否则人的本质永不能被判断，这种萨特式“存在主义”的答案让人深感悲凉。

在所有人物中，张一曼是个特别的角色，也是唯一在人性上不忘本心的角色，张一曼对性的开放态度是男权社会攻击的标靶，但随着对张一曼的了解，我们意识到她内心清澈（片中张一曼独自唱歌正是渲染至纯的人性），且她“以性待人”的出发点并非出于恶意，只是自我天性的释放罢了，无论是面对裴魁山还是铜匠，张一曼的献身本身并没有玩弄感情的企图，与其说她伤害了裴魁山与铜匠的爱情尊严，倒不如说她刺痛了潜藏在每个中国男人心底层层遮蔽的阴暗世界：“女人的身体是男人的归属品。”

女性身体的代表着一种话语方式，必须严格遵守男性世界的语法。张一曼的口头禅：“我想睡服你”是一种语言上的幽默，实际是从语言的层面去颠覆男性的语法，男人拼命地想用道德伦理说服女人，女人却用身体去“睡服”男人，这既是言语上悄悄地瓦解和反抗，更是从精神层面对男性语法的嘲讽。

“性的开放”正确与否暂且存而不论，重点在于承担责任的却总是女性，裴魁山也曾与张一曼有过露水一夜，但审判来临时，裴魁山却成了检察官，而张一曼却成了犯人，双重标准无非道出了男权社会的内在逻辑：一切解释的话语权只归男人所有，女人只是道德捆绑的对象，是一件物品。

令人略有遗憾的是，影片中所有人物（包括张一曼）缺少一种反思精神。在本质上，他们都是被无形枷锁所奴化的对象。无论是顺从的女人，还是虚伪的男人，都是银幕给观众的一面镜子，反思的权利归于观众。

人性能否够通过教育塑造？

如果说电影是对观众的教化，我们不禁对教育本身产生了疑问，这也是整部影片立足的主要线索，影片中校长与老师们扎根乡土，改革教育，这本身是值得称赞的举动，即使他们用了虚报名额吃空饷的手段，但他们依然是有理想的人，同时富有奉献精神。

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个体人性上截然不同的两面，一边是为了某个理想甘于奉献的外在形象，一边是面临胁迫时暴露出的虚伪本相。这无疑又抛出一个新的问题：教育的本意是什么？

教育的价值当然是对人的改造，就像影片中的铜匠一样，当他吃到教育的甜头，得到了知识的滋养，他的眼界和认识自然变得大不一样，穿衣打扮面貌一新，还对出国深造产生了渴望，甚至在张一曼的启蒙下，他连性爱的技巧也突飞猛进，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泛教育”的启蒙价值。教育对于人提高认知打破蒙昧显然是有用的，影片中学校被安置在一座“雨神庙”中就象征着教育对愚昧迷信的替代。

可另一方面，铜匠的改变同时也让人怀疑教育对于人性的无力，在张一曼向他说出伤人的话后，铜匠由爱生恨，教育此时成了他肆意作恶的工具，教育不仅没把“驴”变成“人”，反而让“人”退化成了“驴”。这种改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大大的疑问：理想中和谐完美的人性能否够通过教育塑造？！

纵观整部电影，实际上被一分为二。前半部分到特派员第二次视察之前，电影制造笑料中慢慢烘托递进，叙事上严密且有条不紊，观众在欢笑中尚未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后半部分始于特派员二次视察，影片突然风云突变，前半部分单纯的幽默一扫而去，随后每一个笑料都似乎成了悲哀中零星的点缀，这些笑料不再只是承担让人发笑的功能，更像是一种尖锐的自嘲与反讽。而婚礼上狂欢式的高潮则犹如“搞笑”最后的晚餐，只为迎来结局那沉痛的一击。

好的喜剧总是包着悲剧的内核，它让人笑，却不仅仅满足于笑，在某些时刻，它让人笑得难受，笑得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