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总竭力想搞好同事关系，甚至希望能跟同事成为知心朋友。但无论我如何努力，总感觉同事跟自己若即若离的，不好不坏，不咸不淡。一次同学聚会，一位比我早出道的高中同学谆谆告诫道，最好别指望与同事做知心朋友，官场上的同事很难有真正的情谊。 

我很是惊讶这种说法，总觉得有点危言耸听。但随着工作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我发现真正的同事情谊，在官场确实是一种奢侈品。这种奢侈品不仅少见，而且易碎。同事之间，任何情谊常常都会被那顶悬在半空中的破官帽击碎得荡然无存。即使眼前没有竞争，相互间也都处处提防着那将来某个时间可能会出现的竞争。因此，平常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起来，生怕被别人了解得太多，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命门所在。

对于那些一门心思爬官的人来说，同事之间的情谊就更不多见了。如果有，那也仅是一块跳板，需要时，供他一脚踩上去求个飞黄腾达鸡犬升天；不需要了，就一脚踢开，或者用斧头劈了做柴烧。

翻看历史，官场上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明朝焦芳即是一例。明英宗天顺八年，焦芳考上了进士，为了爬官，他打听到大学士李贤是自己的同乡，便设法接近刻意讨好他。每次去李贤家，焦芳都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虚心请教学问，且什么事都抢着去做，跟厮役无异。李贤看不下去了，便直言：“你已考取了功名，没必要如此奴颜婢膝刻意讨我欢心。”焦芳却将谦卑装到底：“学生才学疏浅，又无依无靠，我怎敢在你面前卖弄呢？我的谦恭是发自内心的。”见焦芳这样说，李贤心里很高兴，觉得焦芳本质上是个谦虚老实的人，便先后举荐他为庶吉士、编修、进侍讲。

等在官场上站稳脚跟后，焦芳觉得李贤再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价值，便弃他而去，另攀高枝。朋友说他如此不厚道，焦芳却厚颜无耻地说：“官场上只认权势，情谊值几钱？”几经钻营，焦芳爬到了吏部左侍郎的位置。这时焦芳又想去巴结执掌朝政的大学士刘健和谢迁，但刘谢对焦芳的为人很是不齿，焦芳几次谄媚都受到他俩斥责。焦芳心里怨恨不已，但却奈何不得。于是，转而不顾名节掉头去巴结宦官刘谨，在刘谨的扶持下，焦芳最后做到了太子少师、华盖殿大学士。

然而有意思的是，焦芳这种将情谊当跳板，过河后拆桥的做法，很快就被别人现学现用，报应到了他自己身上。当时朝中有位大臣叫张彩，也是后来的阉党之一。他先攀附着焦芳，在焦芳的帮助下得到刘谨的赏识，最后当上了吏部尚书。官位坐稳后，张彩不仅要拆焦芳这座桥，还要劈了做柴烧，不断在刘谨面前说焦芳的坏话，使得焦芳在刘谨面前渐渐失宠。焦芳一名部下段炅，见焦芳失宠，就转而投靠张彩，俩人将焦芳做过的不利刘谨之事皆告刘谨，刘谨勃然大怒，大庭广众之下几次指着焦芳父子的鼻子破口大骂。焦芳自知大势已去，赶紧打了辞职报告，带着儿子告老还乡了。

见面三分笑，背后一把刀。对于那些官精们而言，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为了攫取权势与利益，他们不择手段。手段用尽，无非是一本厚黑学反反复复述说的三个字：不要脸。倘若有人要脸，还讲点情谊，倒成了官场的奇葩。

三国时期，广陵太守张超将地方政事交给好友臧洪管理。后来，张超在雍丘为曹操包围。为了救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上司，臧洪光着脚哭着四处求助。袁绍跟臧洪也是朋友，但面对臧洪求救，袁绍却按兵不动。最后张超被曹操灭了，全族被杀。为此臧洪恨透了袁绍，立即与他断绝了关系。袁绍兴兵围之，臧洪被袁绍所擒，慷慨赴死。

但令人寒心的是，对于臧洪这样的一位重情重义的壮士，却为非议“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后人议论此事时，都说臧洪脑子进了水，没有看清三国如同战国一样，正是所谓的纵横时代，是没有道义的社会。在乱世中讲道德、讲仁义，是“居今之时，行古之道，殆矣”！

怪哉！是否讲仁义道德，竟还要审时度势；是否讲同事情谊，还要看能否“立功”。不过如此，倒也好理解为何官场轻情薄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