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香洲区教育局发布了香洲区托幼机构2015—2016学年年检情况，由于教师资质不符、保教员不足、硬件环境差、班级超员、上年年检问题未整改等原因，香洲区小灵童幼儿园和香洲区新城市中心托儿所分别被判不合格，引起社会关注。

近日有读者向南方日报报料称，在珠海上冲以北的城乡结合部存在着无证幼儿园，其既没有办学资质、教师资质不足，又缺乏食品安全和消防安全资质等。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界涌、沥溪、南溪等社区，确有部分简陋的出租屋被改造为幼儿园或托儿所，游离在监管之外。

走访▶▷

界涌无证幼儿园不少见

一间四五十平方米的出租屋内，20多个2岁—6岁不等的孩子挤坐在桌子四周练习写字，而在侧面一个更小的里屋还有大班的十几个孩子。

这是位于界涌牌坊附近的海媛幼儿园中的一幕。该园设在一处民居一楼，没有室外活动场地，也没有滑梯和游乐设施等，屋子四分之一的空间叠满了幼儿使用的简易床。到了午休时，老师们需要将桌椅移开才能摆好简易床。幼儿园的老师说，午餐都是园长在家亲自做好送过来的，尽管没有食品卫生许可证，但保证卫生安全。

在并不大的界涌社区，这样开设在出租屋里的幼儿园几乎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月保费为400元—600元不等。

报料人称，由于成本和收费低廉，这类山寨幼儿园在外来人口聚集的界涌村及周边地区生意兴旺，一个人开多家幼儿园是常事，有的已经营多年。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这些幼儿园大都是无证园长和无证老师上岗，尽管准备了教材，但身兼数职的老师们往往没太多时间教学，大多一个人需要照料20名小孩。有一名老师甚至直言不讳：“我们招人主要是招有带孩子经验的”。

据了解，一家正规幼儿园的开设，需要拿到消防安全合格证、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餐饮服务许可证和托幼园所卫生保健合格证六个许可证。

当记者以家长身份询问办学许可证时，一家幼儿园的负责人坦言：“像我们这种条件的民办幼儿园想要拿到办学牌照很难，我们拿的是工商牌照，会有工商部门监管。”记者在其屋内墙壁上看到，确实贴着一块工商营业执照，企业类型处写着：“学生服务中心”。

界涌也有条件较好的幼儿园，但收费是上述出租屋式幼儿园的两到三倍。记者走访时，界涌市场二楼一家崭新的幼儿园里只有零星几个孩子在玩耍。

香洲教育部门回应说，当年界涌在规划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幼儿园用地，所以这片区域长期没有公办幼儿园，导致无牌幼儿园滋生。

原因▶▷

低收入者愿选无证园

自2002年“村改居”以来，毗邻中山市三乡镇、坦洲镇的界涌成为香洲区最北的一个社区，现有常住人口近1万人，其中约9000人是外来人口。

今年是黄先生来到界涌的第七年，他的两个孩子都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摆在他面前的是两个选择，一个是将两个孩子送到附近唯一的正规幼儿园，每个月缴纳1200元的保育费；另一个是送往楼下500元每月的无牌托儿所。

“一个孩子还好，但两个孩子一起上一个月就是2000多元，如果在楼下这个托儿所上，一共也就1000元，还包三餐。”在附近工厂工作、月薪4000元的他只能选择了后者。

“有条件谁不想把孩子送到好一点的地方接受教育呢？老乡说这家幼儿园老师还不错，而且离家也近，接送方便，就把小孩送来了。”黄先生说，住在这边的居民收入都不高，年轻夫妇一般都要工作无暇看管小孩，无牌幼儿园尽管环境差点，但至少能保证孩子接受教育。

像黄先生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今年7月，香洲区表示，将力争用3年时间，构建以公益性普惠性幼儿园为主体的学前教育服务网络，全区已有20所幼儿园月保教费不超过1000元，今年将再投入2361万元，预计可使44所普惠性幼儿园达到上述标准。

《珠海市教育局2016年部门责任白皮书》也显示，计划到 2016年底，珠海市将实现保教费不超过1000元的公办属性及民办普惠性等级幼儿园比例达到50%。

事实上，界冲村已经规划建设一所市一级标准、3600平方米的幼儿园，设立9个班，预计可以解决300个—400个学位。

但新建幼儿园是否能有效抑制当地的无牌幼儿园的滋生？

教育部门2015年公布的幼儿园名录显示，在上冲检查站以北的京珠线沿线至少有花儿朵朵幼儿园、长沙幼儿园、上冲幼儿园、南溪幼儿园等6家规范级以上的普惠性幼托机构。

然而，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幼托机构负责人表示，今年这些正规幼儿园都未招满，尚有空余学位300个—500个。无牌幼儿园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周边幼教行业的健康发展。

出路▶▷

取缔还是帮扶？

近年来，珠海也在加大对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幼儿园的查处取缔力度。

“界涌幼儿园的现象我们早有关注，但整治确实存在困难。”香洲区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每学期都会给这些无牌幼儿园下发停办和整改通知，在幼儿园附近张贴通知，动员家长拒绝就读无牌幼儿园。

前山街道办相关人士坦言，“无牌幼儿园集中的区域外来务工人口众多，强制取缔的话会影响孩子的入学，可能还会引起学生家长不满。”

长期研究学前教育问题的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袁爱玲认为，这种出租屋幼儿园的出现是因为有需求，它虽然不符合相关规定，但确实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外来打工人群子女的基本受教育权。“但没有监管始终是不安全的，其他城市就曾出现无牌幼儿园儿童意外身亡的事情。”

“出租屋幼儿园是‘合理不合法’的存在，毕竟许多外来务工人员连普惠性的规范幼儿园都上不起。监管部门可以换一个治理思路，由取缔变为帮扶。”袁爱玲认为，无牌幼儿园的治理涉及到的不仅是幼儿的学前教育问题，也涉及到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以及如何融入城市的问题。“不光是政府机构，城市的公益组织、扶贫组织也可以发挥作用，共同帮助这些低层次的幼儿园逐渐规范化。”

■他山之石

随迁子女的学前教育是城镇化无法绕开的问题，而无牌幼儿园是“关”还是“管”，也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

一些城市探索调和“规范化”与底层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地区，适当放宽当地幼托机构在活动场地面积、大型玩教具设备、师资力量方面的要求，根据不同需要设立多样化的幼儿园准入标准。

上海在城乡结合地区设立“民办三级幼儿园”和“儿童看护点”的管理方法成为许多城市学习的对象。为解决城乡结合地区无牌幼儿园的监管问题，上海政府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提供普惠性服务的民办幼儿园，对无证幼儿园进行分级管理：

第一类是符合相关标准，又有设置需要的，帮助其改善办学条件后申办民办三级幼儿园合法办学资格；

第二类是无法达到民办三级幼儿园标准，但经过整改后能够符合安全要求又确有设点需要的，由街镇审批设立学前儿童看护点；

第三类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依法予以取缔。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曹丹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