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道|太监在皇宫内到底读不读书?

中国国家历史公众号  2016-10-23 11:24

文┃郑云鹏(专栏作家)

明代题材的影视剧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群飞扬跋扈的太监,他们口含天宪、目不识丁、无法无天,仿佛是一群只知道欺压良善的大老粗。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来看看明代专门为宦官设立的学校内书堂,其中真实的情况就可知晓一二了。

明太祖朱元璋。

对宦官约束最严的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开始外派宦官出访周边少数民族,参与一系列经济活动,而且在这些活动中,多涉及文墨工作,这时的候很多宦官并不是目不识丁,至少应该具备一些粗浅的文化知识。

识者多以清修《明史》所记载一事为例,说明太祖约束宦官之严: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在宫中立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于宫门之中。但是观之《明太祖实录》中并无立铁牌之记载,而王振后来毁铁牌之事也经常被拿来作做为太监专横的证据,此一事据明史学者胡丹老师考证,更是子虚乌有。

洪武年间,明朝首都在南京,正统朝已经以北京为都城,宫门铁牌能移动千里之外乎?况且明太祖自身已经以宦官广泛参与政事之中,若有南京铁牌,岂不是自打脸庞之举?掌内府礼仪的太监、精通书算的小内使、保管内府图集文册的宦官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是目不识丁的白丁,必须是具备一定知识水平才能胜任,所以洪武朝宦官已经有很多人精是通文墨了。

“永乐帝”朱棣。

制度性的宫廷宦官教育开始于明成祖永乐年间。朱棣以靖难之役夺取天下,期间战场上多有宦官立下赫赫武功,比如郑和、王景弘、王彦等人,再加之建文朝廷多有宦官暗中“反水”,为其通风报信,才使得他顺利夺取帝位,建文遗臣的大规模不合作导致他对前臣的大规模的杀戮,朝中文官力量的缺失,夺位之不正,这一切都成为他不得不信任宦官力量的因素。

据晚明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记载,内书堂读书始于宣德年间,最开始的教授的老师是大学士陈山。此说被大量学术著作引用,作为明代专门的宦官学校内书堂起源之时。可是考诸史册,此说并不确切。明代史学家焦竑曾在他的巨著《国朝献徵录》中,引用大学士李贤为御用监太监阮浪所撰写的墓碑,其中里面记载来自安南的阮浪十岁之时时候,就因为俊秀聪明,被朱棣所喜爱,选入了内馆读书。

这里所说的内馆应该跟明中后期的内书堂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另外一则史料印证了宦官教育机构出现在永乐朝的说法。钱溥在其为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端所作的墓志铭中就提到:梁端在洪熙元年被选入内书馆读书,由此可见至迟在永乐末年,内廷就有了专门负责宦官教育的机构——内书堂。只不过宣德年间,内书堂发展基本定型,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理而已。

《司礼授书》所反映的明代内书堂

至于设立内书堂的目的,其实也很简单,明自成祖以后,宦官开始全面渗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各领域,明代不立宰相和独特的监阁体系又要求宦官来填补权力制衡的真空,此刻宦官参政随之明代政治体系的发展,恰恰成为了明代保持政治稳定的必然要求。

通俗一点说,宦官也是官,也是明代国家政治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只不过明代正规法典在纸面上从来没有把这一制度记录在案而已,当然明代的文人士大夫们也不愿意承认明代宦官干政的合理性,对此避而不谈。不管他们的认知如何,明代宦官切切实实成为了明朝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参与政务就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所以旨在培养文化型宦官的教育机构——内书堂也就应运而生了。

内书堂乃皇宫内正规的宦官教育机构,类似外廷的国子监。内书堂对学生的选拔、教学以及教师的配备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毕业之后的宦官有机会进入司礼监等重要内官衙署,在内书堂读书的宦官们常常自比为外廷翰林,要知道入翰林院的都必须进士出身,非十年苦读并获得殿试优秀成绩的人,是难以进入的。由此可见,内书堂培养出来的知识型宦官其学识知识水平确实很高。

北京国子监。

内书堂的生源,按照刘若愚《酌中志》的记载,每年都要选取十岁上下容貌俊俏、聪明伶俐而且可以造就的小宦官二三百人入学(当然入学年龄上也有特例,很典型的就是魏忠贤,留待后文交代)。内书堂位置在皇城东北,司礼监第一层大门稍南,有十余株松树之处,即为内书堂所在。入学的内书堂学生要参拜孔子牌位,类似于民间书院的入学仪式。而孔圣人牌位所在北面一间就是内书堂教师的休息室。

说到内书堂所设立的课程和教材,跟那些埋头科考的读书人有同也有异。相同的是四书五经还有一些儿童启蒙读物《百家姓》、《千家诗》、《孝经》等等。相异的教材有《内令》(明太祖以来历代皇帝对宦官的戒谕)、《忠鉴录》(收集各朝代奉公守法的贤宦事迹)、《貂珰史鉴》(记载历代宦官善行)、判仿(对于具体公文的处理意见,这也是为将来那些能进入司礼监的宦官们提供岗前培训,以便于他们更加熟练的“批红”)。

内书堂的课业是比较繁重的,除了这些必修课,还有种种“选修课”。有志于出人头地的宦官往往会在课后业余时间翻看一些野史、笔记等杂书来丰富自己的知识。比如《大学衍义》、《资治通鉴》等书,还有诸家笔记野史。

国子监相当于古代中央大学。

内书堂的教师是“高配”,其标准甚至超过了中央国立大学“国子监”。内书堂的学业教育由翰林院负责,翰林院素称“清要之地”,不仅是因为明中期以降“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更因为翰林院的翰林们很多都有机会成为内书堂的教师,而他们培养的宦官里面说不定就有一些进入司礼监,成为司礼监掌印、秉笔或者随堂太监。这种师生人脉关系也是一种官场上的重要资源。专门任用翰林院翰林做内书堂教师始于景泰年间。教师数量三到六人不等,而教学年限从三到二十年不等。

内书堂的教学是非常严格的,有着一套严格的奖惩制度。年长而且有势力的六到八人会被任命为学长,稍能写字者被任命为司房。如假设有背不过书、写字不堪或者污损书仿乃至犯规有罪的学生,都要被教师记录在案,然后交给提督太监责罚。如果是其他一些小过错,轻一点的就由学长用界方责打,重一些则需要在孔圣人像前罚跪,再重一些就要处以扳著几炷香的处分。所谓扳著,就是犯事学生向着孔圣人像直立弯腰,用两手扳着两脚,而身体不许弯曲,一有弯曲则界方如雨般无情责打。时间为一炷香或者半炷香工夫,受到责罚的学生或者头晕脑胀或者昏厥倒地,严重的甚至呕吐成疾。有些人常常行贿学长,用这种酷刑来责罚与自己有仇怨者。

内书堂每月初一、十五以及其它节令都会放假,每天天色夜幕之时,放学后的小宦官们也会有一些娱乐活动。比如排班题诗的接龙比赛,如果失误的则会被众人群起而侮辱。读书好的学生会有一些物质奖励或者精神鼓励,也会有一些拥有权势的大太监来此选择一些有前途的内书堂学生成为自己的名下宦官。

内书堂宦官。

如此严格教育背景下的内书堂宦官,自然地位也与众不同。就拿出行来说,其他内官衙署的宦官看到内书堂学生排班行走之时,必须拱手端立让过,就是司礼监的老资格太监也不例外。

内书堂有严格的考试考核制度。平时的小考不断,甚至还有皇帝主持的类似科考殿试般的重大考试。崇祯元年,皇帝就亲自主持了命题考试,崇祯十二年甚至还发生了一起宦官殿试作弊事件,作弊者顾三聘被杖毙。

内书堂毕业后的宦官前途可谓“一片光明”,首选途径当然是进入文书房当差。这就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离司礼监掌印太监或者秉笔太监的位置更近了。明中期以后,内书堂学习的经历成为司礼监秉笔或者掌印太监必须具备的条件,只有极少数情况是例外。就是明末最有名的大太监魏忠贤就也是内书堂毕业,而并不是惯常人们所说的目不识丁之辈。清修《明史》沈漼传中有载:“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李进忠、刘朝皆漼弟子。李进忠者,魏忠贤始名也。”由此可见,魏忠贤也是手握内书堂毕业学历,只不过他因为中年入学,学习能力有限,所以仅仅粗通文墨而已。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明代只有明穆宗时候的孟冲、明神宗时候的张明、明熹宗时候王朝辅是不识字而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这也是极少的特例了,况且孟冲就是因为不识字而被两宫太后排除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行列。

明朝太监魏忠贤。

另外,学习极为优秀者会被选派到东宫做太子侍读。这些人往往是内书堂学生中的佼佼者,要得到皇帝和外廷大臣们的赏识,才有可能获得这种待遇。而一旦成为太子侍读,就意味着可以跟太子朝夕相处,将来太子登基为帝,这些宦官自然可以水涨船高,获得高位。

典型的如王振,他的出身,并不是如《罪惟录》中所说是因为他做地方教官时候成绩不好而自宫入宫,明实录和智化寺碑文都有明确记载,他永乐年间就入内书堂读书,应该是成绩表现极为优异,宣德年间就入司礼监,后又被选拔为太子朱祁镇的侍读。王振在任职期间,尽心尽责,导帝以正,得到了外廷和太后的一致好评。从而为他在正统年间掌握大权打下了基础。

王振石刻像。

更多的内书堂毕业生是进入了宦官二十四衙门任职或者在宫内为宫女们教书。这些人进入二十四衙门多是从事文牍工作,相比较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下层宦官来说不啻天渊,而老成稳重者会被安排教授宫女诗书,这也是一份清要之职。

据明史专家方志远先生估算,整个明代内书堂累计培训出十万多名弟子!这些内书堂毕业的学生成为明代知识型宦官群体,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展露现头角,以自己的知识为明帝国政治体系的运转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考诸近三百年明史,多有内书堂毕业背景的宦官为明朝提供了“正能量”:范弘、王振导帝以正,最后殉国土木堡(至于世人多以王振为土木堡之变罪魁祸首,实则天大冤案,笔者将另外撰文考证);来自安南的宦官阮浪、阮安,一忠心侍奉南宫困厄的太上皇明英宗被陷害致死,一为北京城市和宫殿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死后囊中钱财不过十两;其他如稳成持重的萧敬、正直忠谨的田义、陈矩;严谨忠心的黄锦、王安;殉国自焚的高时明......他们对明朝的贡献甚至可以说不亚于文官士大夫阶层。

冯保《清明上河图》题跋。

不仅是政治领域,那些内书堂毕业的宦官在文化领域也做出了卓越贡献,吟诗作对、笔墨风流、琴棋书画这些也成为了一些知识型宦官们擅长的领域。比如冯保,他就是内书堂毕业的高材生,对于琴棋书画多有涉猎,而且书法水平也很高,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上的题跋就是他亲笔所作。张雄,诗词水平极高,连皇帝都心悦诚服;鲍忠,闲暇之时,躺在巨石之上,取一落叶书写诗词,飘飘然真有深山隐士之风骨。

成化朝的司礼监太监戴义,精通琴艺,他的楷书甚至可以媲美书法家沈度(沈度书法之美,被明成祖朱棣盛赞为“本朝王羲之”)。南方有一个善于琴艺的妇人,她游遍两京十三省还没有遇到对手。后来她听说了戴义的大名,前去拜会。戴义一曲琴罢,恰如行云流水,又似天籁之音,妇人泪如雨下、面如死灰,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当即就把自己携带的美琴在阶石上摔得粉碎,然后拂衣而去,此后终生再也不谈鼓琴之事。

内书堂毕业的宦官们不但接受了文化知识教育,而且忠君思想的灌输也为他们忠心君主和王朝奠定了基础,内书堂这个机构确实使得明朝宦官整体知识层次大大高于其他朝代,也成为明代宦官良性干政的一个重要保障。

编辑 陈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