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赵女士通过媒体发声，对于动物园拒绝担责且仅赔偿定损的15%感到不满，将提起法律诉讼。根据双方披露的信息，我在此斗胆预测，园方绝不能推脱得那么干净，并非只有道义责任没有法律责任，其确定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文|刘昌松 

7月23日，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发生了一起东北虎致游客伤亡事件，赵女士在东北虎区下车时被老虎咬伤，其母下车营救时被老虎撕咬致死。近日赵女士通过媒体发声，对于动物园拒绝担责且仅赔偿定损的15%感到不满，将提起法律诉讼。(10月16日澎湃新闻)

现在双方各执一词，赵女士方认为，野生动物园履行安全告知义务上还显不够，巡逻员未下车施救，现场没有麻醉枪等设备，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主要责任，其提出了274万元的赔偿要求。野生动物园一方则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充分的安全告知义务，安全保障措施也是到位的，政府调查组也有了“不属于安全责任事故”的结论，因而他没有法律责任，只愿意在定损的基础上，承担15%的道义责任。目前对赵女士母亲死亡，双方共同定损为124 .5万元；对赵女士的受伤，双方未形成一致定损，赵女士方主张159万元左右，动物园主张75.4万元。按照园方的说法，我计算一下，应该是只愿承担约30万元的道义责任。双方差距也太大了。

根据双方披露的信息，我在此斗胆预测，园方绝不能推脱得那么干净，并非只有道义责任没有法律责任，其确定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首先应明确，赵女士购票，动物园提供服务，双方之间确实形成了游园服务合同关系。但这种由《合同法》确立的服务关系，只限于一般层面———只要购票即应允许游园，未让游园即应退票并赔偿损失；购票不游可依约不予退票，损失由游客自负等方面。至于发生了野生动物伤人事件后的责任，则不是游园服务合同所能阐明的，而应由《侵权责任法》进行规制。

侵权责任一般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即原告主张被告侵权，应由原告证明被告有过错应担责。但法律也规定了少数例外情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告主张被告侵权，由被告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证明不了即担责。动物园的动物侵权即是如此。《侵权责任法》这样规定：“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第81条)。也就是说，法律在此首先推定动物园管理者有过错，直接令其担责；然后又规定动物园作为被告可以证明自己管理上没有过错，来推翻法律的推定。举证责任上实行的正是“原告主张，被告举证”之倒置规则。动物园免责的法定情形是唯一的，即证明自己“尽到了监管职责”。

具体到本案，赵女士方主张园方侵权应当担责，依法不由原告赵女士方证明园方有过错，而应由被告园方证明自己尽到了管理职责，没有过错，才不承担责任；园方证明不了自己没有过错，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当然，赵女士方虽没有举证义务，但有举证证明对方有过错的权利，其行使了这一权利就会大大增加园方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难度，令其完成不了举证责任，承担败诉赔偿的风险。

本案中园方称，东北虎园内有11块安全警示牌分布于游览线路沿途两侧，间距30到100米不等，履行安全告知义务似乎很充足了。但赵女士方提出，当时虽然签订了协议，但园方的检票员并没有特别提醒赵女士方注意“自驾车游览六严禁”的规定。这恰恰提醒了园方，应在此多尽些提醒义务，事后园方在新修订的协议中，三个条款下画线并加粗，进行了改进，实际上等于间接承认了安全告知义务上还有些许不足。

园方又称，其巡视员事发时就在园内，见到赵女士下车就用喇叭喊话，让她回到车内；老虎袭击赵女士后，巡视员立即启动巡逻车赶到山坡下，同时用设备呼叫隔壁两个园区的巡逻车也赶过来，似乎尽到了安全保障职责。但赵女士方提出了园方没有配备麻醉枪、猎枪等设备，安全保障不到位。园方仅称“麻醉枪、猎枪等属于国家管制器具，有严格的管理和使用办法”是不够的，还需证明获得它们来保障游园安全存在法律上的障碍。而《枪支管理法》明确规定：“野生动物保护、饲养、科研单位因业务需要，可以配置猎枪、麻醉注射枪。”可见，园方未配备猎枪、麻醉枪等，“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如此危险的游览项目，不作这些必要的装备配备，确实难以说“尽到了管理职责”，进而难以为自己开脱免责。

毋庸否认，赵女士作为成年人，明知猛兽区的危险性而擅自下车，自身过错很大，但园方将自己的责任开脱得干干净净，法律上的理由也不那么充分；所谓政府组织的调查组也认定其不属于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也只是其不承担行政责任的依据，而其民事责任的有无和大小，有赖于法院根据双方的举证情况和举证规则作出认定，让我们共同期待事件的进展。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系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标题】野生动物园老虎咬人事件，如何厘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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