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贺文集》

康保成 欧阳光 黄仕忠 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文|陈春声

我们都知道，大学负有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而在现代大学的制度中，这个责任更多的是通过其杰出人文学者的学术和社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大学也常常会以各种形式，表彰或纪念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以他们的学术经历和精神生活作为刚刚步入学术之门的青年学子的榜样，而我们也注意到，其中最多被提到的，还是人文学科的学者，人们在提到这些学者时，常常有着某种特别的情怀。

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比，人文学科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讲究“家法”和“学有所本”。与其他的学科门类不同，人文学科的学术发展，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经验知识或逻辑意义上的“取代”，而是更多地表现为艺术史意义上的“超越”。因而，人文学科的价值标准，也就更多地以本学科最优秀学者活生生的榜样为准绳，学术常常表现为一种思想与生活的方式，而不一定完全表达在看得见、可计量的论著上。在回忆文章中和接受采访的场合，黄天骥教授多次提到陈寅恪、王季思、董每戡、詹安泰、容庚等前辈学者的深远影响，他说：“中大的传统，既重视微观，又重视宏观，既注重实证，又重视理论。我在中大学习那么多年，受老师的影响，乃至受整个学风的影响，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都肯定是摆脱不了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的，在黄老师从教60周年之际，中文系的师友们发起编撰《黄天骥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贺文集》（下称《文集》），既是缘于对黄老师道德文章的敬重与推崇，更是具有延续文化传统和传承学术命脉的意义。

每年毕业季学校举行学位授予仪式，在人文学科的场次，执中山大学权杖的资深学者，一定是黄天骥教授。在某种意义上，这位在康乐园里工作、生活了60多年的睿智而宽厚的长者，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和符号。我们都知道，黄天骥教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在戏曲史、戏曲文献、戏曲文学、戏剧形态和诗词研究等学术领域有卓越贡献，师承王季思、董每戡、詹安泰教授的学术传统，他和他的学生们形成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文献考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文献与文物研究相结合、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学术风格，《全元戏曲》和《全明戏曲》更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大文化工程。这类工作在学术积累上的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彰显，嘉惠一代一代后继的研究者，历久而弥新。而从学生的眼睛看上去，对这位渊博而可亲的老师印象更深的，恐怕还是课堂上的诲人不倦与声情并茂，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循循善诱与亦师亦友。我们讲大学老师负有立德树人的责任，不但要教书，还要育人，黄老师就是一个典范。《文集》里的许多回忆文章都讲到这一点，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一种师德的影响和感召，这就是为人与道德的力量。

黄天骥老师那一代学者经历过战争年代的烽火、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火红岁月和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有着后来者不易理解的关切和情怀。他在接受校报访问时曾真情地说道：“我们那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新中国的成立，经历过那段被外国人指着鼻子说是东亚病夫的日子，因此对民族的复兴无比渴望。”“我对中大同学最大的希望，就是要爱国。”我们在庆贺这位卓越学者从教60周年的时候，一定要牢记他的教诲和嘱托，这也是这所由伟大革命先行者首创的大学的文化传统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都知道，大学负有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而在现代大学的制度中，这个责任更多的是通过其杰出人文学者的学术和社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大学也常常会以各种形式，表彰或纪念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以他们的学术经历和精神生活作为刚刚步入学术之门的青年学子的榜样，而我们也注意到，其中最多被提到的，还是人文学科的学者，人们在提到这些学者时，常常有着某种特别的情怀。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学者身上，寄托了社会对民族文化精神传承的希望。黄天骥教授无疑就是这样的卓越人文学者。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