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总裁拉加德9月30日宣布纳入人民币的特别提款权（ＳＤＲ）新货币篮子于10月1日正式生效，标志着人民币将以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开启新的征程，凸显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对中国和国际货币体系来说都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

历史性的里程碑

拉加德当天在ＩＭＦ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人民币“入篮”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重要一步，体现了中国在货币系统、汇率体系以及金融系统推进改革的成就，是对中国推进金融市场开放以及金融市场体系完善的认可。

拉加德表示，这是ＳＤＲ历史上首次扩大货币篮子，也是自1999年欧元取代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以来首次有新货币加入篮子，对ＳＤＲ是一次重大改变。她认为，人民币“入篮”让ＳＤＲ的构成更全面地反映当今世界货币和全球经济，对ＳＤＲ、ＩＭＦ、中国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来说都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

ＳＤＲ是ＩＭＦ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以弥补成员国官方储备不足，其价值最初由黄金和美元来确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1974年ＩＭＦ决定以一篮子货币来定义ＳＤＲ的价值，并选择了16个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超过1％的成员国的货币组成货币篮子。

为简化和方便定价，到1981年1月，ＳＤＲ篮子货币缩减到美元、英镑、日元、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5种主要储备货币。1999年1月欧元诞生后，欧元取代了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在ＳＤＲ中的地位。

人民币“入篮”后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加入ＳＤＲ篮子的首个新兴经济体货币，也是历史上被ＩＭＦ认定为“可自由使用”、将用于ＩＭＦ官方交易和借贷的首个新兴经济体货币。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塔米姆•巴尤米告诉新华社记者，以前从未有过新兴经济体货币被ＩＭＦ用作国际交易和借贷货币，人民币加入ＳＤＲ“精英储备货币俱乐部”打破了这一金融“天花板”，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表明新兴经济体不仅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日益重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

中国人民银行也表示，人民币“入篮”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和金融业改革开放成果的肯定，有助于增强ＳＤＲ的代表性、稳定性和吸引力，也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向前推进。

全球储备货币新征程

在人民币“入篮”之前，已有不少境外央行持有人民币资产，中国央行还与30多家境外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正式“入篮”将进一步提振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鼓励境外货币当局和金融机构增持人民币资产。

ＩＭＦ战略、政策和审查部门主任西达尔特•蒂瓦里认为，人民币“入篮”将为已经不断增加的人民币国际使用和交易提供进一步支持作用，巩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同时，人民币“入篮”将提高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吸引力，有助于全球储备资产的多元化。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告诉新华社记者，不管ＩＭＦ如何评价，人民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重要性和吸引力最终要由市场来决定。

他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人民币将在全球贸易和融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中国欠发达的金融市场可能会成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地位上升的主要障碍。

普拉萨德建议中国进一步推动经济和金融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发展兼具广度、深度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建立更好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增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吸引力。巴尤米则提醒中国要注意把握好金融改革的次序和开放的节奏，过快开放资本账户可能会带来金融风险。

中国驻ＩＭＦ执董金中夏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人民币研讨会上表示，人民币“入篮”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起点而非终点，中国将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和金融改革，包括提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增强汇率灵活性，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指出，在人民币“入篮”的评估过程中，中国与ＩＭＦ也非常注重风险防范管理，比如确保“入篮”之前中国外汇市场已建立起风险对冲工具。

针对部分市场人士对人民币“入篮”后的贬值担忧，中国央行官方网站日前刊文表示，国际投资者配置人民币债券资产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会带来相应资本流入，将助力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

普拉萨德认为，目前中国央行一方面允许更多让市场力量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另一方面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在汇率政策沟通和管理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他表示，近期数据显示中国工业生产已开始企稳，消费势头保持良好，整体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对资本外流的担忧也已缓和，充分说明中国央行可以在管理人民币汇率方面做得更好。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也表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正在增强，发展更具灵活性和流动性的外汇市场符合中国经济利益。

普拉萨德相信，如果中国继续推动金融改革，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人民币可以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全球第三大储备货币。他预计未来10至15年，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资产的比例将从目前的约1％升至10％－15％。

他表示，从原则上来讲，拥有多个储备货币会令国际货币体系更加稳定，但现实情况是金融危机后美元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他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正确方案是确保美国、中国、日本、欧洲等主要经济体执行良好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同时让全球资本流动更加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