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前人的经验之谈。

当下，反“四风”，亦即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些主义或风的表现，人人耳闻目睹，公职人员也大都有切身体会，就概念而言，实在无须多说。其中的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相互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因为奢靡的表现即在挥霍浪费钱财，过分追求享受。后果也是众所周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的高度概括，向为谈及此类问题者所乐道。

但是，道理归道理，生活归生活。随便翻翻手边的书籍，也可发现这是历朝历代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事情。

《燕翼贻谋录》载：“（宋真宗）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乃有诏曰：“金箔、金银线、贴金、销金、间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之物，并行禁断。非命妇不得以金为首饰。许人纠告，并以违制论。寺观饰塑像者，赍金银并工价，就文思院换易。”大概是效果不彰吧，祥符四年、祥符八年相继又诏，前一个说：“宫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装饰，不得用五彩。皇亲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胜除宣赐外，许用绫绢，不得用罗，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缣帛。”后一个说：“自中宫以下，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如此下诏，称得上三令五申，而且规定得非常具体，像后面这次，“销金、贴金、缕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捻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阑金、盘金、织金金线，皆不许造”，多详细啊，“然上之所好，终不可得而绝也”，上梁不正，也就别指望下梁纠偏。就说这年二月，未来的仁宗皇帝五岁生日，真宗便奢靡了一回，“宰臣以下称贺，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仁宗继位之后，“俭朴躬行”是出了名的，同时也“申严其禁，上自宫掖，悉皆屏绝，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力度加大了，“然议者犹有憾，以为有未至焉”，用今人的说法，“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奢靡之风带来的恶果，前人也是意识得到的。如何治理？宋孝宗说得很好：“革弊当自宫禁始。”淳熙三年（1176年），他“召宰执，宣示中宫袆衣”，告诉大家：“珠玉之属，乃就用禁中旧物，所费不及五万缗。”龚茂良等曰：“不因宣谕，无由得知支用之俭。”你不说，我们不知，还以为奢靡得很呢。这里流露出的实际上是将信将疑的态度。孝宗回答得斩钉截铁：“朕安肯妄有所费！”他接着问“近来风俗奢侈如何”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可以坐实茂良等的态度：“辇毂下似稍侈，皆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以故流传民间。彼若知圣意崇朴，亦必观感而化。”茂良等应该是故意这么说，也许在他们看来，那些所谓宫禁之俭纯粹是自己所虚美。他们不是接着搬出祖宗来说事了吗？“仁宗尝以南海没入大珠赐温成皇后，后时为贵妃，以充首饰，戚里靡然效之，京城珠价至数十倍。仁宗禁中内宴，望见贵妃首饰，不复回顾，曰：‘满头白纷纷，岂无忌讳！’贵妃惶恐易去。仁宗大喜，命剪牡丹遍赐妃嫔。不数日间，京城珠价顿减。”必须承认，龚茂良他们是忠于职守的官员。金章宗完颜璟初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诸陈设物，日用绣工一千二百人，二年毕事。金主以多费，欲辍造”，看张汝霖怎么说：“此未为过侈，将来外国朝会，殿宇壮观，亦国体也。”台阶搭得多妙啊。然而，大金“其后奢用浸广，盖汝霖有以导之”，朝中有这样的佞人，宫掖奢靡便几成必然。

明朝叶权《贤博编》云：“杭州之奢侈，钱氏时已然，南宋更靡，有自来矣。”他的这个“奢侈”，足以把人给弄糊涂，从所举的例子来看，“城中人不事耕种，小民仰给经纪，一春之计全赖西湖。大家坟墓俱在两山，四方宾旅渴想湖景，若禁其游玩，则小民生意绝矣”。这怎么会是奢靡之风，不是杭州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表征吗？“且其风俗华丽，已入骨髓，虽无西湖，不能遽变”，就更可以为之佐证了。由此来推断，应该是彼时治理官场上的奢侈之风殃及了民间这条池鱼吧。

在《新唐书·魏征传》中，借着“阿史那结社率作乱”，以及“云阳石燃”“自冬至五月不雨”等人为和自然的灾异征兆，魏征有道上疏。他比较了贞观之初与上疏之时（贞观十三年）的十大不同，其中第五大说的就是奢靡之风：“在贞观初，不贵异物，不作无益。而今难得之货杂然并进，玩好之作无时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广而冀农业兴，不可得已。”这句“上奢靡而望下朴素”，说到了点子上，诸多需要杜绝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大臣法则小臣廉，京官贪则外臣无畏”嘛。 

【作者】田东江（系《南方日报》编委、理论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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