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昊平

父母觉得丢了政府工作挺可惜，不仅工作稳定，而且有各种保障。我告诉他们，公务员如果不在实权部门，当不上大领导，其实工作很苦。至于保障，退休也是几十年之后的事，到时候整个社保体系是什么样子很难说，没准养老并轨了。

2014年12月23日，养老保险破除“双轨制”改革终于有了确切消息。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称，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

这一消息是否成为“公务员热”的又一针冷却剂，还不好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在并轨过程中，还会有许多的难题待解。但可以肯定，公务员曾经远超企业职工的养老福利，将逐渐进入历史。

11月30日，2015年度全国公务员统一考试举行。这次“国考”从报名开始，就因为“考录比大幅下降”而引人关注。与去年相比，今年招录职位增加了2700多个，达到22000个，但考试人数下降了10万人，接近90万人。

与此同时，这两年“公务员辞职”的消息接连不断，“公务员热降温”的议论流行一时，是真是假，各方观点莫衷一是。

南方周末记者近日专访了三位离开公务员岗位的人士，有原中央部委的处级干部，也有原地方法院的院长和基层的股级干部。他们为何辞职，对于公务员生涯有怎样的感受，辞职前后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对所谓“公务员辞职热”有哪些看法1 部委处级官员变身“市场人”34岁的单陵（化名）现在是一家新闻网站的多媒体部产品总监。今年5月，他从供职10年的某中央部委辞职，放弃了副处长的身份，成了一个“市场人”。

半年的体制外经历，给他带来的收获是，“应该说，出来后我的思想更解放了，办事时不再自我束缚。”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职业前景不明朗”我1980年生于北京，2004年研究生毕业，学的是传播，进入某部委宣传处。工作6年后，2010年被提拔为副处长。在一般人看来，这样的提拔速度已经算快了。

但我却在那年产生了离开体制的想法，我不想做一成不变的工作。再说那年我30岁，不再被当成年轻人了，应该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

由于做宣传工作，我平时接触媒体多些，对外面也有更多了解。政府部门限制太多，我觉得还是该到体制外寻求发展。这不是说在体制内就不行，而是去体制外可能更好。但我没有立即行动，一直在观望。直到2014年1月，我意识自己已34岁，明年35岁是道坎，之后换行业更难。

这几年，公务员辞职新闻不断，但是否“公务员热”在降温，也不好说，因为没有数字支撑。你要说采访我，我在路上简单总结了一下。我认为公务员辞职有三种，第一种是在单位内部成为“高级别”的领导，他们的辞职一般不是为了收入，而是追求自己的抱负；二是中青年公务员，事业发展遇到了瓶颈，看不到未来空间；三是刚入行的年轻人，到公务员队伍发现与自己此前想法不一样，而且收入也不高。

我应该属于第二种情况。除了想到外面闯一闯，职业前景不明朗也是一个原因。如果辞职前我被提拔为正处长，那可能会影响我的选择，毕竟“一把手”的掌控能力、工作弹性更好。

有不少人在说，“八项规定”出台后，公务员好处少了，不少人辞职，但对我来说肯定不是这样。因为我在单位的宣传部门，不是核心部门，没有审批权，平时也没有人巴结我们，没有所谓的寻租空间。“八项规定”出台后，大家只是吃饭少了一些，对我来说也无所谓。过去吃饭主要是沟通感情，也没有什么利益可谈。

下决心后，我开始搜索就业信息，在网上投简历。本打算花一年时间找工作，没想到一个多月就定了下来。第一家与我达成意向的民营企业跟我过去所在的行业有关，打算让我从事政策开发和维护政府关系。

同时我的一个朋友也介绍了一个建筑设计企业，让我担任传播部门北京分支机构的副总。虽然行业换了，但工作内容跟过去差不多，想了想，我选择了朋友介绍的这家公司。

对我来说，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但父母觉得丢了政府工作挺可惜，不仅工作稳定，而且有各种保障。我告诉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公务员如果不在实权部门，当不上大领导，也没有什么地位，其实工作很苦。至于保障，我退休也是几十年之后的事，到时候整个社保体系是什么样子很难说，没准养老并轨了，公务员也没什么特别待遇。

父母虽然有顾虑，但还是尊重我的选择。如果家人强烈反对，估计我也很难走出这一步。

“那就写报告吧”今年3月份，我确定去向后，先跟单位领导通了个气。领导挽留了，但机关跟企业不一样，老板挽留员工可能是加薪升职，这一点在机关做不到。领导先问我是不是觉得现在的工作岗位不适合，如果不适合看能否换个岗位；至于升职，领导说“下一次应该有机会”。

我想了想，单位也没有什么腾挪空间，2013年“大部制”改革中，我们部刚刚与另一个部委合并，短期内也没有上升的希望。见我去意已决，领导说那就写报告吧。只花了两三天时间，我就办完了辞职手续。

辞职后我没有立即去上班，而是休息了一个多月，其间还带着家人去国外玩了一趟。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从过去的工作模式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对新的工作充满期待，觉得很开心。

我是今年5月去新单位上班的。去之前，我对企业的行为模式、组织方式都有心理准备，总地来说没有超出我此前的认识。但也有落差，政府组织严密，办事讲究规矩。这一点虽然被指责效率低下，但办事按程序走，心里还是有数的。民营企业办事虽然快，但没有章法，变数大，刚开始心里没底。

工作一两个月后，我发现公司老板有一些承诺不能兑现，原来说好我去后要开展的工作迟迟开展不了，我觉得不能继续等下去了。即便这样，我也没有后悔离开机关单位，因为我之前预料到企业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

我决定再次跳槽，就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新闻网站，这家网站的领导我以前认识，我准备从政府部门辞职时他们就表示可以过去。我现在的职务是多媒体部产品总监，需要推销产品，也要拉广告。

以前在政府部门时积累的人脉对现在的工作有没有用？应该有用，但不是很大。以前我跟一些部门的人还比较熟，但我们不是业务部门，人家不用求我办事，现在也不会因为我的面子就跟我合作。

就工作而言，以前在机关都跟熟人打交道，工作上的事比较好办。现在与客户打交道就不一样了，你对他们是可有可无的，他们可以跟你合作，也可以不跟你合作，但这些都在我的预期内。

2 法院官员为何重做教授胡充寒，男，湖南岳阳人，生于1965年1月，曾任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2004年任广东佛山市中级人民副院长，2012年任佛山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2013年9月，他辞去公务员身份，再次回到高校，担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教授。这次辞去法院副院长职务，对我来说只是回到了我一直想回的讲台。此前我一直在大学教书，1997年，我32岁时就被评为湘潭大学的法学教授。1998年，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原佛山大学）准备创办政法学院，向我发出了邀约，我觉得是个机会，就南下广东了。

2002年，佛山科技学院政法学院正式成立，我被任命为院长，属正处级。本来在此一施手脚，但没过多久，又面临着新的机会。2004年，佛山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打算调我到佛山中院担任副院长。

本来我不想去，我的兴趣是做学问，不想当官；而且我还是兼职律师，当了几个企业的顾问，一旦进法院，兼职就得放弃，收入也会受影响。但我又想体验下法官这份职业，觉得学院跟法院之间总是隔着一层，想知道究竟差别在哪里。

我就提出在学校和法院两边都兼着的要求，既当法官又当教授。但市领导不同意，要求去法院就必须将人事关系全部调过去。出于对法院的好奇，我最后下决心去了法院。

在法院期间，除了刑庭，其他的部门我几乎都分管过，还是法院的新闻发言人。

去了后，我很快就发现不行，法院的行政化倾向很明显，一天到晚各种文山会海。我告诫自己不要体验太长，时间长了人容易变虚，会荒废学业。2008年我就提出要回到学校，但领导说不行，因为当时正赶上换届，需要保持稳定。

一直拖到2012年，又赶上换届，这时我已在副院长位置上干了两届，需要调整一下。我虽然是正处级，但职务并不是“正处职”。法院院长是副厅级，只有党组副书记兼常务副院长是正处职，我是民主党派，兼着九三学社佛山市委的副主委，不可能成为党组副书记的。

要成为正处职的干部，就得离开法院。后来，佛山市委安排我去政协，担任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酝酿时我不知道，最后才告诉我。

去了政协后，我又开始想着离开。在法院担任副院长期间，我读完了知识产权博士学位，并在2010年成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3年7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正式同意我过去。9月，我向佛山市政协递交了辞职报告。政协领导极力挽留，认为我还年轻，能力很强，机会还有很多，也说了“很快就要换届”的话，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的九三学社佛山市委主委，兼任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如果留下，换届时我也可能有同样的机会官居副厅级。

我就跟领导说，讲台是最适合我的舞台，不在乎等一个行政级别。政协领导、市委领导找我谈了几次后，发现我确实想走，就在2013年11月批准了我的辞呈。

2013年11月1日开始，我正式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领工资。原来在法院每年的工资收入有二十多万，到了高校只有十几万。

但我跟年轻人不一样，经济方面已没有什么压力，换工作，收入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而是个人兴趣。公务员收入虽然高一点，但不自由，不能在外兼职，法院领导出国要审批，高校羁绊就要少得多。

虽然我的兴趣在学术，但我不认为在法院的10年，耽误了我做学问。这10年高校评价机制不行，老师们都忙于发表论文，应付评职称。如果我这10年都呆在高校，估计也是做这些事。

重回高校，我觉得学校机制是悲哀的。我现在可以做到觉得有价值的文章才去写，但对年轻人，还是要鼓励他们多写，并希望他们尽量多写点有价值的文章。

法院的任职经历，让我开始反思我们到底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过去我们讲“通识教育”，但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进行的是“法学教育”，而社会上需要的是“法律人才”，是实用型、高素质、国际化的法律人才，这是我们法学院应该多培养的人才。但在10年前，我可能会更加注重培养“法学人才”，鼓励学生考研、读博。

回头看，法院的10年对我还是有很大启发的，至少对中国的法治现状有了直观印象，在法院期间，经常面对不同的信访人员，也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法治建设的难处和痛处。

3 股级干部的压力和选择萧葫（化名），男，40岁，中部某县股级干部，已经停薪留职两年，一直在北京打工，准备彻底辞职。我是1995年从省农业大学大专毕业的，毕业后回到了老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虽然财政收入进入全省前十名，但至今还保留着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帽子。

参加工作后，我一直想在仕途上有所收获，首先要弥补学历的不足，我通过自学拿到了本科文凭，但在地方，如果没有一点关系，想往上走真的很难。我目前的身份还是县农委下属一个二级单位的副主任，主任是副科级，我这个副主任也就是个股级。

这些年县里组织过各种公考，我也参加过几次考试，有一年报考了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副科级岗位，我笔试是第二名，面试的感觉也不错，但最终没被录用。

在县里工作，经常去乡镇检查工作，完了吃喝。我们那边有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只要请客吃饭，必须给每人发一包香烟，哪怕是坐着一个7岁的小孩，也要给一包烟，民间婚丧嫁娶是这样，官方的请客更是这样。玉溪牌现在拿不出手了，一般是“硬中华”，讲究点就是“软中华”。

我们在县里谋差的“好处”之一，就是家里香烟不断供。我本人不抽烟，但家里来客可以招待，逢年过节送长辈、送朋友省得买了。2012年底“八项规定”后到乡镇吃喝少，也没人发烟，不少同事开玩笑说“没油水”了。

我平时喜欢写点小文章，2012年市里日报准备开一个我们县的专版，每周一期，当时县委宣传部问我愿不愿意去当负责人，但级别升不了，我想自己快40岁了，换个地方升不了级别意义不大，就没过去。

我们县是人口外流大县，全县有50万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我兄妹三人，姐姐、姐夫在广东的民营企业打工，已是公司高管，年薪都三十多万元，公司配车，还提供了别墅作宿舍。后来我弟弟也过去了，现在一年也有十多万的收入。我几个表哥早年在北京收废品，现在都注册了公司，每年收入能有上千万。

而我在老家呆着，官升不上去，工资涨不上去，现在每个月2000元，跟他们比起来压力不小。

2013年初，我决定出来闯一闯，就去我表哥那里。说实话，我对公务员的身份还是有点留恋的，觉得将来养老更有保障，于是跟单位领导请假。领导答应了，但我也自己也很识相，请假期间单位给我发的工资，我全部拿出来，让单位给同事们发福利，这样在外才踏实。

在北京我给表哥管财务，实际上跟个看大门的差不多，一天24小时待命，有车进厂装货随时都要开门，帮他们接电话，去机场接人，什么活都干，一点空闲都没有。今年夏天好不容易去广州姐姐那里，准备休息几天，上午飞机刚落地，下午就被叫回北京了，因为厂里实在太忙了。

尽管忙，但现在每年有10万的收入，我也觉得可以接受。我也知道不可能一直这样请假在外面打工，早晚会被外面知道的。这边发展得好，我还是打算回去将工作彻底辞了。

相关内容 2014年的国考职位中，边远、基层岗位的比例超过了76%，不少不愿去边远、基层的人放弃了报考公务员。“不像以前只要是公务员，再苦再远也去，恰恰说明了现在的求职者更加理性了。”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