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保 2016-09-06 11:05
乱象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二日,内阁大学士朱赓府邸门前不知何时被人扔下了一本小册子。拿到书后,朱赓匆匆一翻,顿时脸色大变,惊慌之下,迅速入宫进呈神宗。神宗阅后,同样怒不可遏,当即下令严查该书作者。而此时,这本题着“续忧危竑议”五个字的“妖书”早已“一夕之间自宫门迄于衢巷皆遍”。
那么,这本书究竟说了什么,以致上到皇帝大臣,下至市井百姓,都为之震动?原来,书中所论,正是当时朝野上下争执不已的太子册立之事,也就是所谓“争国本”事件。这篇只有三百多字的文章,直言不讳地警训:神宗虽不得已而立太子,但由于宠爱郑贵妃,将废太子而立福王,而促成此事的,则是以朱赓为首的一干奸臣小人。
看到此书,神宗不能不想到发生在五年前的另一桩“妖书”事件。当时,由于神宗迟迟不肯册立太子,群臣反复劝谏无果,众议汹涌,一本题为《忧危竑议》的小册子骤然出现,书中援引历代嫡庶废立之事,暗喻神宗之所以不立太子,乃是意属福王之故。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神宗迫于群臣压力,终于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原以为事情就此停息,孰料才过两年,此事又被翻起,甚至愈演愈烈,议论更加出格,怎不令他震怒?
整个晚明,可以说就是一个政治谣言迭起的年代。这些谣言,有的危言耸听、操弄黑白、不难辨明,也有的虚虚实实、捕风捉影、真假莫名,致使朝政失纲、人心不稳。政治谣言自古有之,但像晚明这样泛滥,却是无出其右。
大致地说,万历年间的政治谣言有这么几种。
一是士人笔记。明代士人的笔记,品种数量都超过唐宋,至于议论时局政事之大胆,更是前所未有。例如,嘉靖二十一年,嘉靖皇帝由于酷虐无度,险被宫女缢杀,如此丑闻正史自然讳莫如深、一笔带过,而在沈德符《万历野获篇》中却详尽叙述其始末,丝毫不给皇帝颜面。
二是街谈巷议。正如曾在万历年间担任过内阁首辅的沈一贯所说,“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扺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说到这,不能不提到一个特殊群体——“山人”。晚明的山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隐士幽客,而主要依附奔走于达官贵人门下,成为官场的边缘人群。这些人往往受所事官员指使,四处散播谣言,有的甚至利用谣言敲诈要挟官员,以至于万历三十二年朝廷特别下令,“其皇城门禁著申饬稽查,匿名文书依律不许受理,山人、术士、罢闲官吏,严加驱逐缉拏,毋容宽纵”。显然也是注意到了山人在政治谣言传播中的恶劣作用。
三是官员回忆。万历五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回湖北江陵葬父,经过河南新郑,专程探望了罢黜在家的原首辅高拱。二人相见潸然泣下,感慨不已。万历六年,高拱去世。可能在张居正心中,他们这一对由政坛宿友变为宿敌的恩恩怨怨从此可以落下帷幕了,但他不会想到,一年前那感人的场景或许只是高拱出色的“表演”,就在被逐归家的这一段时间里,高拱愤愤写下《病榻遗言》,其中以“矛盾原由”为题详叙其被张居正、冯保联手驱逐的经过,更以“毒害深谋”为题记录了张居正欲借“王大臣案”置其于死地的阴谋。全书充满了对张居正的愤恨之情,其中虽有不少片面之词甚至不实之处,但由于高拱的特殊身份,此书一经刊印,便迅速流传。宫廷斗争的波谲云诡,当朝大臣的尔虞我诈,在书中详尽描绘、纤毫毕现。
四是大臣奏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政治谣言的泛滥,一些大臣在其奏疏中也毫无顾忌地予以引用,正如《明神宗实录》所指出,“迩来章疏衍漫,务为攻讦,而谑语隐词,尤非对君之体”。所谓“谑语隐词”,无疑就包含那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传言流言甚至谣言。
根源
如前所说,政治谣言自古有之,但晚明政治谣言的泛滥,却有其特殊的生长土壤。
一是政治的不透明。中国古代上层政治特别是宫廷秘辛历来被统治者所遮掩,莫说寻常百姓,就是中下层官僚,也难以一窥真貌。在这种情形下,政治谣言无疑极大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并成为其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谈资。
二是党争的推动。政治谣言的本质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在万历时期大面积出现,说明斗争各方愈来愈重视运用舆论的力量向对方施加影响,即所谓“奸党仇家,惯造蜚语”。在这种氛围下,不少官员感叹,“常有造伪书以倾陷朝绅者,一时人心几为簧鼓”,虽然朝廷也曾明令“严禁匿名投揭造榜者”,但事实上根本无济于事。
启示
回顾万历年间的政治谣言乱象,不能不令人既惊讶又感慨。造成政治谣言肆虐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同样混乱不堪的政局。正如前述沈一贯在分析百姓“私议朝政”“略无顾忌”时所言:“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事实上,晚明三大疑案——“梃击案”“红丸案”
“移宫案”,或与万历直接相关,或可以追溯到万历当年种下的恶果,无怪乎后人曾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因此,只有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政治生态,才是杜绝政治谣言的根本之策。
特别要防止政治谣言成为政治倾轧的工具。张居正死后,大臣与言官之间水火不能相容,结党拉派、党同伐异愈演愈烈,往往越过是非本身,纯粹陷于意气之争、党派之争。但凡内阁决策,不论对错,无不受到言官的猛烈质疑和抨击,及至“诟谇日积,又乌足为定论乎”,也就是说,但见流言缠身,至于真相如何,既难以辨明,也无关紧要了。也因此,尽管神宗两次下令严查,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事实上,明代后期宦官势力的崛起,与大臣之间无休止的内斗,可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谣言,本质上是信息在不公开、不通畅情形下的变形。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人们之所以听谣传谣信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能及时有效地获取信息从而不得不成为谣言的受众。因此,从根子上杜绝谣言,就必须提高信息的公开性,特别是增强重大决策的透明度,使民众有序参与政治,在真与假的比较中,鉴别谣言,认识真相,真正使谣言能够止于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