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G20有望达成30项左右的成果，是历届最多的一次。

但你以为，这些成果就是开这两天会，就轻轻松松达成的？大错特错！

为了达成这些成果，中国作为主办国，组织召开了一系列活动，一项项研究。

这些决议是怎么达成的？4日，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T20中方三个协调单位之一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

T20是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的英文缩写，这个会议的活动是G20的系列配套活动之一，已经举办多年，为的就是给G20提供决策意见。

2015年底，中央指定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协调组织本届T20活动，为G20提供智力支持。

从2015年底，陈东晓就没少忙乎。出席了很多G20有关的会议、组织T20相关会议。对于G20的各项决议是怎么达成的，很有发言权。我们就来听听陈东晓怎么说。

G20怎样决策？

每个人都有否决票，成功关键在主办国！

记者：G20的各项决议是怎么达成的？达成这些协议关键靠什么？

陈东晓：G20峰会仅仅是G20全年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全部。一场峰会是否能取得明显成效，开出彩，关键在于20国在峰会前各渠道的磋商能否取得成果。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办方的协调能力。

G20采取的是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任何一方反对，决策都不能达成。谁来提出政策倡议呢？是主办方。

G20的每一场协调人会基本都是这样的：主办国的协调人主持，20个成员国每个协调人都要发言，谈是否同意主办国协调人提出的倡议、议程等，发表各自观点，每人发言的时间都差不多。

主办方为了让倡议得到各国的认可、接受，并让这倡议能够始终发挥得到重视，而不至于在下一届变成毫不被关心的议题，就要先征求上一届主办方和下一届主办方的意见。所以也就形成了不成文的“三驾马车”的机制，就是本届和上、下两届主办方的协调人要先磋商，达成一致，再将其提交到20国协调人会议上讨论。

各方都有否决票，问题能否协调下来，关键靠主办方的能力。本届G20年，中国展现出的协调能力非常强，这才谈成了历届以来最多的成果。

T20如何组织运作？

通过完善G20智库网络，向全球众筹智慧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T20的运作模式？它怎样为G20服务？

陈东晓：我都是用T20的名义参加各种活动的。主要是参与三个层面的工作：一是参与G20协调人和财金渠道的一些会议；二是组织T20自身的活动；三是参加G20其他配套活动的工作，征求各种意见建议。

为了做好T20的工作，为G20提供真正有用的意见建议，我们行动得非常早。从2015年底，我们就介入到了G20活动的准备工作。当时，为了确定今年G20的主题、议程，外交部邀请了包括T20在内的方方面面的代表一起讨论。我记得，当时我国驻国际组织的主要官员们都被邀请回国，研究G20准备工作。比如，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工发组织总干事、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官等都来了。通过这个会议，我们对当前的国际形势、举办G20的重要意义、国际关切以及一些趋势性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我们还组织了T20本身的系列活动。从2015年底至今，在我国北京、深圳、上海、安吉，美国华盛顿，秘鲁利马，德国柏林，瑞士日内瓦，印度孟买等地举办了10场正式会议，其他一些具体事务的磋商、研讨活动就更多了，为的是为G20众筹智慧。

我们利用2012年G20墨西哥峰会以来建立起的智库网络，并将之不断完善，将全球三四十家顶级的研究机构组织起来，为G20提供政策建议。我们通过会议、研讨，还通过向这些智库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广泛收集专家学者的意见。

记者：问卷上会设计哪些问题？

陈东晓：我们将中央对G20活动的主要关切转换成三四十个研究性问题。比如“你认为以下哪些议题最重要？重要在哪？”“当前要防控金融风险，风险点在哪？”“创新发展的关键是什么？”等等。在各种形式的大调研后，我们形成了对G20的政策建议，并提交G20协调人会议。今年7月29日，我们在北京举办了T20峰会，并发表了主席声明。

在这个过程中，中方三家协调机构也建立了通报机制，把我们的调研情况、研究成果，及时以内参的形式提交给中央有关部门。

明年，G20将由德国举办，德国也指定了3家研究机构负责明年的T20工作。我们4月在柏林举行T20会议的时候，这3家研究机构负责人高度评价了中国T20的工作，认为本届T20的组织性最强，谋划早、会议多，他们还请我们对明年G20的主题提出意见建议。

如何让G20更加机制化？

不同类别部长会议都能开起，G20会更具成效

记者：机制化是不是G20更加有成效的一个关键？您认为成立秘书处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陈东晓：让G20变得更加机制化是大势所趋。但是否要成立秘书处，还有争议。

我个人认为，秘书处是G20机制化的一个选项。但就算有了秘书处，秘书处也有它的弊端，比如它的官僚味会比较重。

目前，G20机制下，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机构，就是金融稳定理事会。他的成员来自20国，工作效率很高，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此前，很多人也讨论过说，如果要建立秘书处，把这个理事会变一下就行了。但是为什么目前还没有确定要成立秘书处呢？主要是大家还没有这方面的共识。

在没有秘书处的情况下，今年中国组织G20的时候，特别强调召开20国的部长级会议，除了原有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会议外，还举办了能源、农业、贸易部长会议，大大地提升了G20的效率。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即便没有秘书处，只要是部长级会议以及其下的各种协调会议增多，就能增加会议协调能力和执行能力。

如果二十国集团不同类别的部长会议都能开起来，二十国国集团的协调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很多政策、倡议在峰会举办之前，就被各国落实了，那不是很有效率吗？很多正式的国际组织都做不到这一点。

其实，这就是全球治理过程中非常有效的一种办法。在一个互动开放的平台上，众多利益攸关方参与议程设计、问题解决、方案的形成，并达成一致。要让G20发挥更大作用，我觉得要几方面同步推进。

中国为G20贡献了什么智慧？

本届G20诸多成果都是中国倡议和推动的

记者：这两日，您也出席了B20峰会。有什么感受？

陈东晓：我在会场和几位同时出席峰会的工商界朋友们分享过这个感受。大家都认为习近平主席的主旨发言宏观、全面、深刻，充满了真知灼见。其中，一位工商界人士分享的感受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这才是面对全球经济复杂形势，一位领导人应有的见地。他说，目前有的国家正在大选，有的在进行政策辩论，其中充满了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反全球化的论调，听了让人悲观。如果这种论调出现在G20峰会上，“世界不就乱了吗？”可见，大家对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发言是高度肯定的。

其实，不仅是B20峰会上，去年底以来，我出席了很多G20的活动，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领导力得到了显著增强。

记者：您认为本届G20，中国贡献了哪些智慧？

陈东晓：应该说，中国智慧体现在本届G20活动的方方面面，协调能力也是中国智慧的一部分。本届G20达成的诸多成果，都是中国倡议和推动。

比如，中国推动制定《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推动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这是二十国集团首次围绕创新采取行动。中国把贸易和投资摆上二十国集团重要议程，推动二十国集团加强贸易和投资机制建设，制定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重申反对保护主义承诺。中国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发表联合愿景声明，加大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支持，以加速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

在中国的推动下，今年二十国集团还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首次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是个非常有意义的创新。它有原则、目标、重点领域和问责机制。二十国集团都要执行，各国还要据此制定自己国家的行动方案。这样推动工作的话，力度就大了很多。

以前，G20说原则多，现在强调制定行动计划，有指标、有时间表，可操作性强。中国又身体力行，对推动G20各项成果的执行，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的贡献。

谈中美提交《巴黎协定》批准文书

这是中美两国为地球福祉合作，显示了领导力

记者：3日，在G20杭州峰会召开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了两国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您怎么看？

陈东晓：《巴黎协定》是在2015年12月12日于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通过的。2016年4月22日，中美同时签署《巴黎协定》。此后，中国全国人大和美国参议院开始对此进行审定、核准。

《巴黎协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效条件，即批准实施此协议的国家碳排放量占到全球碳排放总量55%以上，协议才能生效。中美作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排放国，同时批准和接受《巴黎协定》具有历史性意义。其他国家会感受到压力，估计陆续会有很多国家批准。这样的话，《巴黎协定》就有可能正式实施启动了。

其实，气候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还是经济和发展问题，是全球治理的关键课题之一。中美要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发挥领导力，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新任联合国环境署候任署长说，这是中美两国为地球福祉合作，显示了领导力。

中美两国领导共同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这样的形式也特别好，对中美之间的意义也很大。当前，中美之间合作在增加，摩擦也在增加，有的摩擦烈度还比较大。这些摩擦多是地缘政治、安全等传统问题，而合作更多的是全球性的、非传统问题。处理中美关系，双方关键要管控好分歧，增加合作。

当大家对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表示疑虑的同时，我们向世界显示了中美之间的合作方向，也就是我们要为全球问题的解决而携手努力。

【采写】南方日报、南方+特派记者 赵杨

【校对】冯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