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正式在杭州开幕。这一峰会肩负着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使命，寄托着世界探寻经济强劲增长动力和国际经济合作方向的期待。自从2008年建立起领导人峰会制度，G20已经走过了8年。在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眼中，8年的历程折射出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更反映出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走向“东西方共治”的历史转折。

何亚非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曾担任G20中国协调员，亲历了G20从一个部级磋商机制走向一个代表全球治理新模式峰会的过程。日前，他接受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1+X联合专访，讲述了他的G20体验和G20的那些事儿。

为何创建G20领导人峰会

精干高效又能平衡代表各方力量

南方报业：最近，全球最瞩目的事情就是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了。但很多年前，大家更多关注的是G7（七国集团）。您认为，是什么推动了这一历史变迁？

何亚非：G7是上世纪70年代，为共同解决世界经济和货币危机，法国首先倡议召开的，包括了法国、美国、日本、英国、西德、意大利、加拿大。1998年吸纳俄罗斯之后，又变成了G8。

G8之后，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作用，该组织从2003年起，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五个发展中国家出席G8首脑会议，也就有了G8+5的首脑峰会模式。但是从会议参与者的作用来说，G8+5并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对话模式。

转变是从2008年开始的。当时，美国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塌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动摇了西方经济治理模式的基石。西方国家意识到G7（或者G8）难以胜任应对金融危机的重任。世界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G20这个1997-1998年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设立的磋商机制。不过，大家觉得G20作为部长级磋商机制级别不够，就决定将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世界需要G20”可是说是大国的共识和历史的必然。

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转向“东西方共治”，是新世纪国际体系进入历史性转折期的主要特征，而中国综合实力迅速增强并对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演变产生历史性影响是另一大特征。这两个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南方报业：治理模式的转换和权力的转移，并不容易吧？

何亚非：那是。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正在进行时。G20对于这种历史性的转型是有共识的。其中，欧洲国家比较支持中国在国际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而美国也认同这一立场。毕竟这符合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加之，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

G7中也有个别国家认为，由G7变成G20，该国的影响力会被稀释，认为中国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将远远超过它，所以仍然抱着G7不放，希望G7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G7的经济总量已经从1992年占全球的68%下滑至2015年的47%，又怎么能决定全球的经济事务呢？显然是办不到的。

回忆协调员的工作

G20做每一个决定都不容易

南方报业：您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G20中国协调员。协调员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何亚非：G20领导人峰会启动后，G20形成了以峰会为引领，以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以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峰会筹备工作的机制是G20协调人+G20财金渠道。作为协调人，每年会召开若干次会议，讨论峰会各项筹备工作，主要是就G20各项事务进行工作层面的协调。

例如，2009年，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的第二年，峰会将在英国伦敦举办。当时，整个世界经济面临着大萧条甚至是崩溃的可能，个别国家出现了国家濒临破产的情况。作为伦敦峰会的主办国，英国在会前提议为IMF筹集足够的救助资金，希望筹集到5000亿美元，以扩大IMF救助基金的盘子。

英国首先就想到了中国。一是因为中国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发展势头依然强劲。二是因为中国有影响力，能发挥带头作用。于是，英国恳请中国带头出资。

作为G20中国协调人，我有幸参与到这样的进程中。中国迅速承诺以购买IMF债券的方式，出资不高于英国设想总数的10%，即500亿美元。中国的榜样迅速带动G20其他成员纷纷出资，最后伦敦峰会总共承诺了1.1万亿美元的IMF救助资金，成功地实现了提振全球市场信心、防止金融危机蔓延的预期目标。

南方报业：您参加过这么多次协调会，感受最深的是什么？遇到的难题多吗？

何亚非：感受最深的是，G20做每一个决定，都不容易。首先，G20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都是大问题，而G20的决策原则是协商一致。这就意味着，对这些大问题，都需要反复磋商，反复做工作，以形成基本共识。

还以5000亿美元救助基金的事为例。各国为什么要出这笔钱？出多少？这都要反复协商。比如，要重点找哪个或者哪些国家谈；是一个个谈还是三个、四个的碰一碰谈，反正是要细致地做工作。

分析G20机制化建设

首先要解决职能、定位等根本性问题

南方报业：G20杭州峰会被寄予了将G20由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期待。您认为要实现这样的转型，并完成机制化，需要做什么？

何亚非：G20是个论坛，机制化是从一开始就讨论的问题。G20的机制化建设与它的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有明确了G20的身份、使命、职责、职权等一系列问题，才能设计机制化建设的相关工作。

我个人认为，应该要常设秘书处，以更好地监督G20决策和决定的执行。能不能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包括G20自己设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 )固定下来，作为G20的辅助机构或联系机构，有固定的法律化安排？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讨论。

南方报业：如果要变成指导全球经济的国际组织，合法性与代表性的问题就要着手解决。

何亚非：事实上，G20已经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工商界人士会议（B20）、妇女会议（W20）、民间社会会议（C20）、青年会议（Y20）、智库会议（T20），通过这些渠道向全球各界人士征集、汲取关于全球治理的意见和建议，就很有效。这些组织的范围就不限于20国集团，它是向全球开放的。

南方报业：G20做每个决定都不容易，是不是“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影响了效率？如果成为正式的国际组织，它的决策模式会选哪种呢？会选联合国的模式还是IMF的模式呢？

何亚非：联合国模式是一国一票，有道义约束力，只有安理会有强制执行力，可以采取多数同意加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原则；IMF模式是股份制，股份大的，决定权就大。G20采取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协商一致的原则可能效率低一些，然而体现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精神。

中国贡献智慧与经验

中国新发展理念有助于世界找到经济新增长点

南方报业：最近，G20杭州峰会的多场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不少可能达成的成果，让人们非常振奋。您认为本届峰会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何亚非：G20杭州峰会最紧迫的任务是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固复苏和增长，避免金融风险累积而出现新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当前世界经济呈现“三低一高”的特征，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增长点。这个增长点在哪里？要靠此次大会的主题“创新、活力、联动、包容”，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其次，要推进深层次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南方报业：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能贡献什么智慧和经验？

何亚非：这包括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点。一个是，自从中国参加G20领导人峰会，就提出的，重视解决“发展”问题。中国一直认为，全世界共同发展才是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对于“发展”，中国贡献的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行之有效的“中国对策”。

中国的另一个经验就是，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经济发展，这应该是世界经济走出困境、找到增量的一个路径。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它们没有资金和技术。只要它们还有空间，世界经济就还有增量。所以，中国推动建立的“亚洲投资银行”、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都是这个思路。

中国主办此次峰会，可以更好地把这些思想、经验贡献出来，还可以把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的理念贡献出来，推动G20和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