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重调权与责:让6100万儿童不再留守

南方+  2016-08-29 08:29

留守儿童现象的本质,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枚切片,它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密切相联系。所以,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很难是单独的、快速的,而注定会是系统性的、缓慢的。

8月26日,是深圳这座城市36岁的生日。作为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在纪念她36岁生日时,需要感谢的人非常之多,但千百万曾经或正在为了深圳发展而背井离乡的移民人口,一定是不可略过的。

在上周五的深圳音乐厅,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留守儿童,抛开胆怯羞涩,站在舞台上,绽放出他们自信大方的一面,合唱了包括《好想你》在内的14首中外文歌曲。这是第五届南都留守儿童合唱团音乐会的现场,因缘巧合,也变成纪念这座城市诞辰的一种特殊形式。为此,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还特别致信祝贺,对孩子们表示感谢,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表达了信心。深圳市各级政府的多位领导,也共同观看了合唱演出。

深圳是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重镇,也是年轻化劳动群体密集的地区。所以,在深圳光鲜亮丽、硕果累累的背后,同时隐藏着一个令人揪心的事实,即这也是一座拥有大量留守儿童父母的城市。每年的暑假,包括南都在内的许多机构,都会组织各种活动,帮助孩子回到父母身边,呼吁政府和社会一起来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然而,这样的举动虽然意义非凡,但对于彻底地、系统性地解决问题,却如同蚍蜉撼树,不敢赋予太高期望。

留守儿童现象的本质,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枚切片,它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密切相联系。所以,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很难是单独的、快速的,而注定会是系统性的、缓慢的。在今年7月,《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正式下发,该《通知》明确了经济发达地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负主体责任,并针对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东部发达地区各自给出了相应的执行措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实际上就是外来务工人群在就业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他们的孩子上学、就医问题得到了解决,市民化也就完成了。自然而然,留守儿童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

从上述政策出发,至少表明了中央对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诊断清晰,举措明确,即解决留守儿童依靠的不是临时性、案例化的补救,而是要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权责安排上,做出结构性的调整。举一例,在江西弋阳,葛溪乡初级中学的路光生校长曾带领20余位老师赶赴浙江义乌,为101位家长开了“跨省家长会”,许多家长闻讯,甚至从周边市县赶来。其情其景,令许多人潸然落泪。不过,在感动的背后,却是家长无力供孩子在工作地读书、生活的现实。很显然,并不是所有家长工作不够努力的原因,而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没有跟上,以及宏观利益分配结构扭曲导致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宏观的经济社会结构一时难以彻底调整的背景下,解决留守儿童当然不能光依靠国家。从现实的操作角度来看,父母的责任更大,作用也可以更大。譬如,0-3岁的孩子,父母的亲密陪伴极为关键,假如父母没有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照和回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孩子一生的性格特点。为此,统计规模达24.2万留守儿童的江苏省,明确规定3岁以下儿童的父母应与其共同生活或父母一方留家照料。拥有73.9万农村留守儿童的湖北省则规定,不得让年龄未满16周岁的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这些针对父母的法律规定的出台,对于强制落实父母的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年初,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曾联合发文,要求从2016年3月底至7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此前我们仅仅存在6100万留守儿童这样一个模糊概念,但对于具体的状况,对于他们的健康情况、监护情况、教育状况了解却远远不足。通过这一次摸底排查,掌握了更详尽的数据和情况,国家治理可以更有针对性,监护人责任的担负可以更好落实,社会力量的对接也更有效。尽管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之路,可谓荆棘满布,但只要能够一步一个脚印,落实好政府、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我们相信大的趋势一定是乐观的。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标题】落实政府与家庭责任,推进留守儿童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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