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条万条，不落实就是打白条。这种精致的形式主义，要坚决抵制。如果群众在满满的期望中，看不到责任书的半点效果，久而久之，剩下的唯有失望和一纸空文。

文|殷立飞

还记得高中时候，班上有位同学，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名字却写得很靓。本以为是由于名字写得多，所以写得好。然而，并不是这样，他给出的答案是“以后如果当领导，要写好自己的名字和‘同意’两个字”。一下子，他的形象似乎变得好高大。

也许正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工作后，这位同学虽没有当上领导干部，但名字也还是派上了用场。他说整天都在签一些“责任书”，但是无奈地说了一句话：“签了也白签”。我能理解同学的感受，因为当他签下这个名字时，毫无当年想象中那种笔下千钧的成就感。因为这份近乎形式主义的责任书，不过是一张白条，无责也无权，难以动情。

行军打仗，也签责任书，那时叫“军令状”。签下军令状，就等于是在拿项上人头来履责，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丢街亭的马谡就是一个典型。但是，也有人签了军令状，最终还是成打白条，那人就是在华容道放走曹操的关羽。一个时代，两种差别。再加上近日报道的那些白条环保责任书，的确令人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还有没有必要签责任书？

首先要看这份责任书能发挥什么效果。谁都不想当夺命的阎王，诸葛亮也一样。关羽会放走曹操，已在孔明的意料之中，让关羽写下军令状，不过是为了给关羽一个顺水人情。马谡的实战能力，诸葛亮也不是没有质疑过，让他写下军令状，也是为了敦促他小心谨慎。如果知道马谡会丢街亭，写十张军令状，也不会让马谡前往。毕竟，责任书也不是催命符，只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反过来，现在的这些责任书呢？名目泛滥和内容空空，不过是“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的责任转移，最后被束之高阁后，对工作并没什么进步意义。这样的白条，不签也罢。

其次要看这份责任书是否有效力。东汉末年，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纸军令状有没有效力，执法的那个人说了算。但是，在法治社会，那就不一定了。责任书，就如同契约，其效力的先决条件是和法律不冲突。如果甲的行为违反了法律，乙签订了责任书，甘愿替甲受罚，这纸文书也如同废纸，法律还是会制裁甲。反过来，如果法律本有责任划分，法定责任不作为，那么这纸责任书，也还是多此一举，该定为玩忽职守还是渎职，最终还是由法律说了算，不以责任书为转移。所以，一纸责任书到底有多重？在人治社会，说它有多重，它就有多重。法治社会，说它有多重，它也有多重。不一样的是，前者是人说了算，后者是法说了算。

最后，还要看这份责任书是否能落实。一般情况下，军令状起到的是以儆效尤、杀一儆百的作用。如果人人都立，那也稀释掉了军令状的效果，自然也就无法落实。像现在这种责任书，层层签，事事签，时时签，这么多责任书，别说落实起来阻力大，就是真落实，估计谁来落实，也都成问题。

千条万条，不落实就是打白条。这种精致的形式主义，要坚决抵制。如果群众在满满的期望中，看不到责任书的半点效果，久而久之，剩下的唯有失望和一纸空文。这事的技术含量也不高，当它司空见惯的时候，也许，连那点微乎其微的“眼球”价值，也会随之被摊薄。毕竟，我们的群众是朴素的，他们不看广告看疗效。

【来源】南方杂志 作者系南方杂志评论员

【原标题】签了那么多名字，还是打了个白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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