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装周前一周，胡希茂制衣厂的水泥地板上堆满了高级定制服装，其中最贵的价值在10万欧元以上。米兰时装周上，Gucci、Prada的高级定制成衣中，一半以上出自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温州人之手。

在意大利，胡希茂赚3000万美元一年、开沃尔沃，遇到喜欢的高定服装，会按照自己的尺寸量身做一款挂在家里。但大多数日子里他穿的都是10欧元以下的T恤，吃工厂盒饭，目标是给儿子和女儿在温州各买一套别墅——他将自己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放回了中国。

“知道”（nz_zhidao）带你走近这位神秘的“中国裁缝”。

在意大利的中国生意人大多不修边幅，胡希茂是个例外。

他开着一辆崭新的沃尔沃SUV，并不吝啬把空调打开。车里飘着淡淡的香水味，放的是蔡琴带着哭腔的低沉情歌。

“人一出生就是哭着出来，注定了这一辈子就是伤心多，这点上我很有发言权。”胡希茂说。这是一个普通的温州男人，有儿有女，兢兢业业。他与前妻的女儿早已亭亭玉立，未来希望读设计专业，与第二个妻子生的儿子只有十岁，虎头虎脑煞是可爱。

来意大利米兰十几年，胡希茂始终带着温州人特有的勤俭与精明。他穿10欧元的衬衣，坐在挂着窗式空调的办公室中，办公的桌椅看上去像是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木制品。若不推开办公室旁边厂房的大门，没人能猜到，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温州人，会是全球高端时尚的顶尖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米兰时装周上，Gucci Prada的高级定制成衣中，一半以上出自胡希茂之手。

“中国的服装，轻工艺而重设计，殊不知没有好的工艺，设计只是一堆废纸而已。”2015年春晚，胡希茂和老乡们聚在厂房中看春晚。几个歌手一出来，胡希茂就乐了，一个月之前，这件Prada、Gucci高定服装还挂在自家的厂房里。

一张来自Gucci的名片

胡希茂的厂子在米兰郊外，距离市区地铁得坐上30分钟。打开厂房大门，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Burberry的经典风被随意丢在了这个温州工厂的角落。十多位工人在工位上操作，随手从工作台上拿起一件衣服，都是Gucci的高级定制。

胡希茂说，这只是工厂的日常订单。巴黎或者米兰时装周前两个星期，在这里能会看到很多没有面世、且仅此一件的高级定制。

用手拾起一件Burberry风衣，你会发现，和普拉托华人制衣厂中出现的线脚和稀薄的布料不一样，这里的衣服用的是上等布料、双面锁边工艺、每一颗扣子上都有品牌标志……普拉托和米兰这两种在质量上走向不同极端的衣服，同样出自中国温州的工人之手。

但对Burberry风衣，胡希茂不屑一顾。“这些风衣不是大货，是我们闲的时候做来赚钱的。”他拿起一件来回摆弄：“你看到的全是明年的款式，这种衣服每一件在市场上都要卖1700到1800欧。”胡笑了笑：“我们这里就像是一个银行吧？”

对胡希茂来说，做品牌高级定制，像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

17岁起，他就像大部分温州男孩开始在成衣厂打工，20岁那年成为当地最年轻的老板自己开厂。

可三年后，他的工厂就倒闭了。其后两年，在经历各种生意失败后，25岁的胡希茂走投无路之下来到意大利，一边学画画一边继续在成衣厂打工。28岁，他用7000欧继续租下米兰郊区的一个小厂房，那里就是现在胡希茂公司的前身。

厂子刚建起来时，胡希茂并没想过会走上高端定制的路子。刚开始，他接的都是便宜量大的订单，忙于奔命但生意并不好。

一天，胡希茂做成衣工艺设计的大姐，递给他一张名片，上面写的是一个意大利名字：“那张名片是一个意大利供货商给她的，放在那里很久了，一直没有用。”

胡希茂带着死猫当活马医的心态，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第二天，意大利商人来了，还带来了一件做工极其精美的图纸。他让胡希茂在一个星期之内按照图纸做出这件衣服，叮嘱他，一定要把这件衣服做好：“做好了，以后你的所有货源都不是问题。”

“你就等着吧，我从16岁就开始做衣服了。”胡希茂通过翻译说。

一个星期后，商人过来，将做好的衣服取走，几天后又拿来了另外一张图纸。胡希茂没有多问，又按照图纸做出了一件衣服。

第三次来的，是另一个留着更大胡子的商人。“大胡子”上来就问胡希茂：“你们还缺什么机器？”看着只有两个小房间的厂房，胡希茂反问：“该缺的都缺，你给我买吗？”

几天过去，“大胡子”竟然真的买来了机器。直到此时，胡希茂隐隐感觉大主顾已经上门。

很长一段时间后，胡希茂才知道，他做的两件衣服被Gucci带到了美国时装周，引起了轰动——此前，在米兰时装圈，他们根本找不到一个能承诺生产这类衣服的成衣制造商。

永远活在阴影之下

胡希茂从抽屉里拿出一堆各式各样的Gucci商标：“从今年新年开始，Gucci的商标会变成这样的，新年过后明年他们会开始用新商标；后年的商标是这个……”

八年不到，胡希茂的工厂从2个人发展到35名员工，年营业额已经突破3000万人民币。

但胡希茂并不快乐。

除了翻译之外，工厂里的员工都是温州本地人，有许多直接就是胡希茂的亲戚。来意大利八年，他的意大利语仍然不好，日常生意洽谈仍然需要翻译协助。

每天，胡希茂工作10小时以上，主要的工作内容是解决各种工艺问题。随意翻翻时尚杂志，胡希茂都能说出哪些高级定制来自他的工厂，这些华服的基本工艺，他如数家珍，但对欧洲奢侈品市场，他也只是一知半解。

欧洲奢侈品牌的大部分工艺，都掌握在下游制衣厂手中。如今，和Hermes一样拥有自己匠人的大牌已经不多。

胡希茂和“大胡子”的合作算是愉快，大胡子的公司负责和品牌对接，接生意和打版，胡希茂负责做衣服。八年来，在高定产业链中，胡希茂接触的只有“大胡子”一个人。

随着经手的奢侈大牌数量变多、体量增大，胡希茂开始觉得有些耐不住。看到时装周上模特穿着一件件他做出来的衣服，设计师们喝着香槟收获掌声，胡希茂才发现自己的厂房原来那么“小”。

在欧洲，温州服装商人一直是廉价的代名词。普拉托外城区上百家中国人工厂，支撑着整个欧洲快时尚行业的消费。

“他们是在想尽办法把我掩盖住，不希望让人知道，大牌的核心工艺竟然掌握在温州人手中。”胡希茂说。

注重质量、质感、生活情趣的奢侈品大牌希望消费者相信的是，他们上万欧元的衣服，是头发花白的欧洲工艺师拿着皮尺，戴着金丝框眼睛做成的。

现实却是，这些奢侈品是温州工人们，系着黑色塑料围裙，挤在米兰郊区一幢移动毫无艺术气息的拥挤作坊中做出来的，在穿到他们身上以前，这些高级定制已经和胡希茂脚下的水泥地进行了无数次“亲吻”。

“整个欧洲的奢侈品行业，包括高端定制珠宝，许多都是中国人生产的，只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胡希茂说，“跟我合作过的设计师都知道，我的工艺能让他设计的衣服，从几百块变成几万块。”

渐渐地，意大利奢侈品牌开始直接派总监级任务到胡希茂的工厂，学习他的工艺。在Gucci发来的版样基础上，胡希茂开始自己创新。有时候，可以从一个版样延伸出3-5种全新的工艺设计。

胡希茂家中高级定制越来越多，最近几年，他的许多独一无二的高级定制都流向了中国，所以看到中国明星穿着自己生产的衣服他已见怪不怪。

与许多兢兢业业的温州生意人一样，现在，胡希茂的目标是为儿子和女儿，每人存800万人民币现金、买一栋房子，在50岁时退休。

在意大利超过10年，胡希茂仍然没有摆脱“漂泊感”： “我很奇怪，总感觉自己在这里是临时的，始终还是要回去。”他坚持把所有的产业，都放在中国。给两个孩子下的死命令是：不能嫁给老外，永远做中国人。

这也许和他事业上永远呆在阴影中有关。“奢侈品牌一年给我很多很多钱，但我有真正的理想，不想一辈子活在别人的背后。”

“中国品牌”

生意最红火的时候，胡希茂曾经从意大利消失过两年。

他回到了中国。这个温州籍工艺师躲开了所有在意大利的朋友，偷偷回到了17岁自己在家乡打工的第一家成衣厂。 “我特别记得，在这个厂子我拿到的第一笔工钱是700块，为了奖励自己，我买了一玻璃瓶豆奶喝。”

胡希茂花钱买下了厂子50%的股权，成了这个小成衣厂的最后一任老板。

他的本意，是希望利用所学，树立“中国品牌”在世界的形象——这个想法萦绕在胡希茂心理已经有五六年时间，夜不成寐之下，他只有跑回中国开始了实践。

中国的服装至今没有品牌。在南京，胡希茂曾经和服装厂老板拍过桌子：把商标拿下来，你们的衣服还剩下什么？“真正的品牌，是不需要商标的，它需要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在中国，厂长胡希茂又一次被现实狠狠击倒。

这是一个有600多名员工的老制衣厂，每一个员工对自己所拥有的工作和条线都很清晰，腐败也随之而来。

胡希茂坐在“黄椅”上，眼睁睁看着手下在每个环节“吞噬”自己的利润。他想要整顿风气，却发现“毒瘤”太多，而且每个毒瘤之间相互沟通，斗争的对象就是胡希茂这个老总。 “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很强的利益集团，我能拉来单子，也能开工，但就是赚不到钱。”

这种“中国特色”，让胡希茂难以忍受，他开始陆续开除老员工。两年过去，他成为了这家老厂的最后一个员工。

胡希茂亲手“裁”了自己，卷起铺盖，回到了意大利。“在全世界范围里，做高端服装的工艺除了自己，我谁也看不上眼，可光有工艺真的不行，最后还是输了。”

回到意大利后，胡希茂开始理解普拉托的“快时尚”。中国百姓的服装消费理念，还没有到那个层次，他们认为衣服耐洗耐穿就够了。

胡希茂家至今留着他设计的第一件衣服——一件Gucci高级定制，全球生产1300件，他家衣柜里放着的是第一件。

胡的身高只有不到170厘米，在许多高定生产过程中，他都会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件一样的。但他很少穿出来，穿的最多的是快时尚品牌的普通T恤。

在他看来，意大利的奢侈品总有没落的一天，现在的工艺师傅，全部是40岁以上的，在大牌的车间里再也看不到20多岁的学徒。欧洲的奢侈品行业需要找到新的立足点，而这个立足点很可能在亚洲，在中国。

胡希茂一度喜欢整夜地思考，中国服装企业的问题到底在哪儿。现在，他已经很长时间不那么做了，“反正就是很烂。”

但他的愿望，仍旧是在某一天再次回到中国。他说自己骂中国服装产业，其实是为了掩盖内心深深的失望。“有句话叫恨铁不成钢。有时候越爱自己的孩子，才会越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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