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这是一群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党报集团新闻人。

这些“年度”中，既有从事媒体工作十余年，业绩骄人的老记者、老编辑，也有初出茅庐，声名鹊起的媒体新秀；既有身壮体健、铁脚马眼神仙肚的男儿，也有娇憨文弱、如邻家小妹的女孩。他们中，既有传统采编业务的尖子牛人，更有媒体融合转型的探索先锋。他们把担当付诸每天的忙忙碌碌，将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事件细节的求证核对和每一个字眼的斟酌推敲。他们忠诚守望家国、真诚关爱民生。他们敏于发现真善美、敢于鞭挞假恶丑。他们身体力行，诠释了公平正义和匠人精神，传承着南方情怀和报人风骨。

在他们身上，挑战与创新、信念与担当，无不显示出“南方铁军”的激情与风采。他们是记者的标杆，他们无愧于优秀媒体人的代表。

敬礼，南方报业2015年度记者！

我是记者——李维（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财经组记者）

《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版记者，生长在呼伦贝尔，毕业于西南财大。2013年投奔21世纪经济报道前，曾在国企负责宣传工作。世界观上的不可知论者，价值观上的康德信徒，方法论上患有轻度拖延症，对光怪陆离的万物缘由始终充满着八卦之心。读书、写字、游戏、电影及其他胡思乱想都是供给生活感的佐料，五音与识字虽不全，但也偶尔冒充文艺青年。

始终保持自觉意识

文|李维

来到21世纪经济报道三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认为，这个工作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可以充分发挥我的专业特长，实现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理想。这是其他工作无法体会到的。

不过回想入职之初，由于并无财经新闻工作经验，能够感受到的也许只有焦虑。

那时，我从一家每天上班要打卡四次的国企辞职，“再一次”以一名非正式实习记者的身份，在能否留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赌局中掷着色子。

说“再一次”，是因为上学时曾在21世纪经济报道有过一次短暂的实习，深知这里的“法则”：新人需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尝试，独立发稿量达标且质量超过报社平均水平，才有转正的可能。

所以，如何找选题，又该从哪个领域突破，是那些日子里每天做梦都会思考的问题。

“把一个话题做深”

“不要去毫无选择地追新闻，要有自己感兴趣的点，有专注的报道领域，把一个话题做深、做精，这样才会有好的资源积累。”在我刚刚入行时，杨颖桦老师对我讲。

大学时，我在财经领域的兴趣点是货币政策和通胀现象，但这与我所从事的财经版资本市场报道并不相交。

恰巧，那时业内发生了一个标志性事件——2012年年底，郭树清掌舵的证监会推动了机构创新，并大力扩宽了资产管理机构的运作范围。事后回顾，这项改革推动了金融混业程度的深化，并在后来对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带来了双重影响，而这也成为我早期报道的突破口。

不过，和每日被更多受众关心的股市新闻相比，资管只是个“小众领域”，有着天然的传播“天花板”劣势。这个圈子很小，即便是内部发生了天大的事，也只有特定的群体才会去关注。

幸运的是，《21世纪经济报道》长期坚持的行业型报道风格，有着对这类报道特有的宽容、鼓励和支持，这种支持甚至会具化到每一位编辑老师的无私指点上。

比如巫艳玲老师会同我一起分析、交流不同机构的业务模式；卜坚老师会鼓励我将机构变化的影响“做彻底”；简俊东老师对监管政策变化有着很强的敏感性和重视程度；李新江老师则会将他听到的同业间“新玩法”与我分享探讨。

而随着对资管、非标业务的持续跟进，一些比较前卫的内容，成为快速积累采访资源的契机。

比如一篇揭示某股份行如何利用“总收益互换”等衍生品从事监管套利的文章发表后，许多来询问这篇报道的机构人士，后来都成为我生活中的朋友和工作中的消息来源。

须知，当初全国开展这项业务的银行只有一两家，即便一些业内人士，“总收益互换”对他们来说也颇为陌生。一家媒体能为这类题材留出报道空间，至今仍感到一丝神奇。

我也曾怀疑，这种晦涩、生硬的“圈子式”报道，在缺乏传播效果、点击量的支撑下，究竟如何创造新闻价值？但《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许多报道也是如此，以至同事调侃，某一版块的记者，很可能看不懂另一版块究竟在写些什么。

一位行业前辈的回答也许在解释我内心的疑惑。他说，关注传播和流量，那是网媒该干的事，传统媒体要讲影响力才行。

纸媒迎来寒冬的今天，这个说法让我重新思考媒体的意义。我始终相信，即便是新媒体技术大行其道的当下，新闻业的终点也绝非波兹曼笔下预言的“供人类娱乐消遣的食材”。

其实，“唯流量论”也不是新闻业的错，它是社会赋予媒体价值评估体系单一化衍生的必然结果。如此风气下，流量的大小甚至直接决定了媒体的广告收入。

从这个角度看，我并不反感媒体的传播诉求，但是否要为传播牺牲内容质量、专业性和准确度，则是一件需要取舍的事情；何况，受制于流量化估值的网媒也许是身不由己，但传统媒体若也如此，则无异于杀鸡取卵。

延伸擅长的那部分

后来我发觉，小众领域的专注尝试，并非不能在更广范围的主题报道中发挥作用。

2014年年底，A股牛市扑面而来。起初我并未对这个市场过多关注，原因除了受长期关注范围的局限外，当时我对追踪二级市场股价变动的报道并无把握——因为如果无法挖掘特有的逻辑、角度或独家信息，市场稿很容易沦为无意义的口水新闻。

但后来，此轮牛市中各类杠杆投资工具的大面积应用逐渐吸引了我的注意，若仔细对照能察觉，大部分杠杆工具恰恰基于资管产品的结构而设立。

而早期在资管、非标领域所建立的认知结构，或许也让自己更早地意识到“杠杆市”有可能对市场产生的影响。

2015年1月，我曾在脑海中对A股杠杆可能带来的涨跌扩大效果，进行了粗糙的沙盘推演。“加杠杆——上涨过快——融资盘积聚——降杠杆——大跌——爆仓——上报案例——风险反馈——再降杠杆——再大跌。”那时我在朋友圈中这样写道。

于是上半年里，A股场外配资活动的变化、融资盘的累积以及监管政策的调整，成为我基于资管领域报道向外延伸的重要对象。

也许是这种提前预估的“第六感”，对于后来股灾发生后的新闻跟进起了效果。6月15日的第一轮股灾启动日，我在当天报道中提示，非机构类配资账户正在遭遇强制平仓的清理，这大概成为那时首个涉及“强平”事件的记录。

而随着对配资活动报道的增加，我收到来自配资行业的反馈和爆料也不断增加。这又成为后续跟进的动力，甚至一些早年参与配资系统设计的资深人士也主动来分享感受和提供线索。

在这种互动的基础上，我又围绕配资业务链条的起源、利益链条、监管漏洞等角度进行了连续还原。也许是巧合，最后一篇文章发表的次日，证监会等多部委启动了针对场外配资活动较高规格的清理行动。

无法证明管理层的动作是否与稿子有关，但后来报道与市场状态、监管政策的互动关系却不再难于见到——无论是对整个场外配资链条的还原，还是对收益互换、结构化专户等模式的调查，许多报道确实曾引起了市场的反应和监管层的回应或措施。

回到起点，或许正是此前对资管、非标等小众领域的长期关注，以及21世纪经济报道对这种报道的鼓励，才让自己幸运地在股灾、杠杆市的乱麻中找到关键点。

搞个大新闻？

对特定领域保持关注，成为记者生涯中的路径选择，而也有另一些东西，是后来发现作为记者应当格外警惕的。

2013年我还是实习记者的时候，我的一篇私募案报道发表，一度引来其他媒体的跟进和有关部门的沟通，这让职业生涯初期的我初尝了新闻行业“影响效能”的快感。

尽管后来发现，类似的新闻效果只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们的常规产物——例如一篇报道引来监管回应或上市公司的公告解释，或是一篇调查导致某些机构业务遭到叫停。

我猜，这种“影响力”体验的诱惑和背后的无限可能，也许正是一些同行仍然选择坚守在新闻岗位上的原因之一，甚至新闻理想也在某些时候被具化成“能够用文字改变些什么、影响点什么”。

“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我后来察觉，沉浸在这种“笔下快感”中的我们，似乎也在承担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就在完成私募案报道的半年后，我又对一家违约的P2P平台进行了揭露。随后，有关部门的介入让涉事平台遭到查封。

事后，有投资者向我抱怨，那些平台的融资方是一个资金链尚未断裂的工程企业，如果能够协商处理，不排除最终会走向一个双赢局面的可能，但如今，他们收回投资的希望变得渺茫。

被投资者“抱怨”，并不一定意味着报道的失当。但这事给我的反思在于，报道在某些时刻是否真的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否会因为报道企业或个人问题，进而给无辜者带来伤害？

如果是，那么记者此时陶醉于“搞个大新闻”的诉求是否依然正当？

警惕装醒

罗诺老师说，要“知道十分写三分，得饶人处且饶人”。他的调查报道曾让多家违法的上市公司被查办，但随之到来的公司停产、职工下岗，却并不是他所愿看到的。

“这就像挤兑，如果大家都相信银行明天要破产，那银行肯定会破产。有的公司被你们写了，本来挺好的，结果银行一抽贷，全完。”一位银监系统的长者向我解释。

也有一位好友表示，报道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记者无从判断什么才是“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并不需对报道后果负责。

对这个问题，索罗斯曾在他的反身理论中进行过抽象描述——反身理论认为，人类观念对现实的投射往往存在常态化错误，而错误的观念又会从根本上影响甚至改变现实本身，这个假说吸引了我的注意。

党报集团记者的身份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说真话、鼓实劲，团结人民、服务大局——这种自觉是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必备素质。

而观念的“很可能出错”也在另一个侧面提示我们，若不加以节制地沉迷于“搞个大新闻”，记者很容易陷入一种以创造“影响效应”为目的的职业陶醉感，而这种自负，又有可能给真相带来新的扭曲。

是的，给现实带来扭曲的除了虚假，也有可能来自把部分真相视为全部的错误观念。例如当我们报道某家企业资金链将断前，它有可能刚刚获得一笔救命的贷款。

这种职业陶醉感可以包裹许多要素一同登场：记者的正义、善心、感动以及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爱欲——这些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形成摧枯拉朽的破坏力。

没错，面对现实，新闻人时常爱抱怨的一句话是“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有时，更可怕的在于，“你以为自己是清醒且客观的，并且忽视那些提示你的声音”。

@李新江：在21世纪经济报道做新闻，既是养家糊口的生计，又是在追求一时一地之风流，尤其是在金融行业，面对的采访对象 “高智”又“高富”，对于在外打拼的跑线同志，保持“体面”就需要下大功夫。当然，如果做到常有机构前来打听业务动态，那就大不一样了——那显然是一种新的记者状态。是什么状态，这个需要李维好好介绍。

【校对】曹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