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郁达夫的到陈独秀再到辜鸿铭，在嫖娼的道德光谱上，三个文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几个方向。然而，不管是高度道德化的，还是反道德的，嫖娼都无法实现非道德化。

“知道”跟你谈谈嫖娼这件事儿。 

（一）

1916年冬，日本名古屋连下了几日大雪，一个二十岁的中国留学生不堪雪后的寂寞，独自乘车前往东京。他在车上独自喝了几瓶热酒，鬼使神差地在中途下车，仗着酒性，跳上人力车座，把围巾向脸上一包，放大了喉咙叫车夫到妓馆。

他在妓馆狂歌痛饮，投入了肥白女人的怀抱，次日酒醒时，才想到竟把童贞破了。懊恼悔恨攫取了他的灵魂：“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心里一阵悔恨．眼里落下泪来。

时隔二十年，郁达夫回忆起这段压抑苦闷的往事，写下了其自传第一章《雪夜》。即便是在风流著称的浪漫派中，也没有几人能像郁达夫一样真诚面对内心并不美好的一面：在性与爱上沉沦，出于责任感而自咎，最终又沉迷于颓废。

1914年，十八岁的郁达夫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陪同他前往日本的长兄回国，他突然猛地发现自己独自栖身海外。日本杂志的半裸女优像，黄色新闻的直白描写，以及街头与女学生的遭遇——这一切都为正值青春而又敏感孤独的郁达夫提供了难以逃避的肉欲诱惑。这个在异国的孤独浪荡者，唯一的性经验发生在妓女那里。1922年，郁达夫学业完成，即将回国的最后时刻，他站在妓院门前“饱看了一回烂熟的肉体”。

（二）

民国狎妓风气极甚，文化名流不分老派新派，多有狎妓之习。蔡元培执掌北大前，北大师生都是花街柳巷八大胡同的常客。不管是固守男权价值的辜鸿铭，还是批判封建道德的陈独秀，在狎妓作为文人癖好这一点上都是相通的。

蔡元培执掌北大后为改变这种腐朽校风，砥砺师生德行，亲自发起了一个特别的社团——进德会。北大进德会实际是移植了1912年吴稚晖等人在上海发起的进德会，其最低标准是不嫖娼、不赌博、不置妾，蔡元培作为其会员在北大沿袭了其名称和理念。陈独秀为进德会甲种会员，这需要遵守“不嫖、不赌、不娶妾”的戒律。

尽管陈独秀赞成妇女解放，但他同时又生性风流，他甚至还写过香艳奇绝的《乳赋》。虽然提倡新道德价值，但又难以禁绝女性肉体诱惑，处于矛盾之间的陈独秀心中并没有缠绕郁达夫的那种自咎感。当他再度眠花宿柳时，守旧派抓住进德会戒律，以其私德大做文章，迫使其被变相解职。

这段公案牵涉出一个遗留至今的难题：公众人物道德的公私边界到底在哪里？

蔡元培以进德会来整饬校风预期达到三项目的：可以绳己、可以谢人、可以止谤。在他看来，人之所立在于道德的自律。然而，如果无法自律，又该如何呢？陈独秀并未因嫖娼感到愧疚，反而是对以其私德大做文章的汤尔和怒目而视。

如果说陈独秀还有言行不一的成分在的话，辜鸿铭则是“不改初衷”地坚守旧道德。辜鸿铭喜欢逛妓院，更喜欢拿着公款去妓院唱名，给每个妓女一块大洋，花完后扬长而去，以此嘲弄权力。在辜鸿铭这里，嫖娼变成了一种反道德。

（三）

从郁达夫的到陈独秀再到辜鸿铭，在嫖娼的道德光谱上，三个文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几个方向。然而，不管是高度道德化的，还是反道德的，嫖娼都无法实现非道德化。

本能欲望与道德——不管是哪种取向的道德——的纠缠，身体的性与内心感情的交织，使得嫖娼从来就不是钱与性的单纯交易那样简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嫖娼自身带有强烈的道德隐喻意味：它是性欲的放纵，代表着堕落和危险，也是对恋爱婚姻的专一和忠诚的背叛。这种负面价值的隐喻使得其成为道德攻击屡试不爽的手段，也能够成为个人所主动背负的道德负担。这种自加的道德负担在郁达夫身上最为沉重。

然而，对于逆潮流而动的辜鸿铭而言，嫖娼所代表的正是古典文人派头，是他特立独行的标志。在嫖娼问题上，郁达夫和辜鸿铭分处于道德光谱的两个极端，居于极端者总是少数，更多的是诸如陈独秀的性情中人，虽然也会出于原则赞成“不嫖娼”的戒律，但也难免于肉体的诱惑，也正是在他们身上，嫖娼的道德隐喻呈现出复杂的内涵，私德还是公德，堕落还是性情，界线模糊不清。

2004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时任院长陆德明也因嫖娼事发而闹得满城风雨，最终被解职。而当时舆论争议的主题并没有超越胡适对陈独秀被解职所发的议论范畴：“我并不主张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道德自律固然是人之所立的根基，但是人性的复杂幽微在道德舆论的放大镜下都是极其难堪的，何况嫖娼本身就带有浓烈的道德隐喻色彩——如果没有郁达夫自我解剖的真心诚意，也没有辜鸿铭逆潮流而动的勇气，嫖娼者就只能身陷舆论漩涡而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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