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上午，洪升驾驶私家车前往歙县开会、送材料期间，接了一个滴滴出行网约车单，将客人送到目的地后，被当地出租车拦截并指责其违规营运。之后，歙县纪委和运管部门根据举报介入调查。

6月16日，洪升接受新安晚报安徽网记者专访时，表示其因生病造成家境较困难，医疗费开支大，要还借贷，就用私家车开通了滴滴出行软件，5月份开始接单，到被查时接单300余个，毛收入两三千元。

当收入低于自己的心理预期时，很多人在生活的压力下就选择找一份兼职，在正常的工资收入外获得另一份收入贴补家用。一些白领白天上班、晚上开车去摆地摊，这种事屡见不鲜。最近，关于公务员兼职的新闻突然多了起来，引发了公众的围观和议论。

在拥有“徽墨之都”“歙砚之乡”“徽剧之乡”等一系列荣誉称号的安徽省歙县，最近因为一则官员兼职的新闻而备受关注：王村镇副镇长洪升在前往县城办事的途中，通过“滴滴”软件，驾驶自己的私家车顺路拉了个“私活”。可不走运的是，或许早被人盯上，也或许是正好碰上，正在载客的副镇长洪升被几名出租车司机堵住并举报。因为副镇长的标签，这则貌似普通的私家车通过“滴滴”软件载客的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公务员兼职开“滴滴”，洪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只不过恰逢其会，成了“出头的椽子”。2016年年初，笔者去陕西省西安市出差，晚上六点通过“滴滴”打了辆车，接单的司机自称是当地政府部门的一名副处长。该副处长认为加班到这么晚了还没加班费，开自己的私家车回家，拉个顺风车贴补下油费，何乐而不为？在短短20分钟的车程中，这名副处长司机介绍了西安市的夜景与注意事项，让人对西安的好感大增。

从规矩上来说，无论是副镇长洪升还是这位副处长，通过“滴滴”拉活，都是一件违反相关规定的事。公务员法第53条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在国法、党纪之前，公务员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当是严格红线。否则，这和办事中心公务员嗑瓜子聊天却不接待办事群众有何区别？退一步说，公务员利用业余时间干私活，导致上班时间哈欠连天，岂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渎职？

然而，在规矩之外，副镇长开“滴滴”专车却获得了舆论的同情和宽容。往大里说，当前反腐进入“深水期”，无论对于“老虎”还是“苍蝇”，公众均深恶痛绝。

相对于那些动辄贪污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腐败官员来说，公众对副镇长开“滴滴”的宽容程度更高，甚至认为这是另类清廉的表现。

往小处说，副镇长洪升身上是基层公务员生存现状的生动反映：来自农村、离异、贷款看病、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还了十来年、半年工资只有1.8万元……这种个体式的悲情很容易得到公众同情，开“滴滴”补贴家用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务员兼职不是件新鲜事。湖南省桃江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尹楚奇兼职律师，河南省济源市财政局PPP管理中心负责人张嫣嫣请病假搞微商，二人均被严肃处理，这同样引发舆论关注。但与尹楚奇、张嫣嫣事件不同的是，洪升开“滴滴”却给管理部门出了个难题：到底该严肃处理还是该灵活处理？

借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的话来说，反腐败政策需要考虑秩序维度的因素，不能简单讲规则不讲道理，而要把缓冲地带变成反腐败的同盟力量。

具体到“滴滴”副镇长这一案例，是否可以“网开一面”交由相关部门处理。不论如何处理，本事件仍然存有一个大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基层公务员“精准扶贫”，帮助他们改变窘境，解决基层公务员的后顾之忧，让其有尊严地为群众提供服务。这恐怕是我们更应该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