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炜

前几天，天涯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突然晕倒、猝死。朋友圈里很多媒体同行，与金波先生认识。他们为朋友突然离世伤心难过。我作为同行，也一样心有戚戚。从同行们的口中，我了解到他是一位优秀的媒体人。在圈内享有“才子”之名，今年才34岁，家有双胞胎女儿。医院最终诊断出的死因，是突发性心脏病。除了本身的疾病外，很多人提到“工作比较拼，经常熬夜”也可能是主要诱因，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过劳死”。

太令人惋惜了。印象中，这不是我第一次听闻同行“过劳死”的消息。没记错的话，就在一个月前左右吧，一名28岁的门户网站女编辑因为肝癌去世，据说生前也长期熬夜加班。实际上，在压力巨大的媒体圈，这种不幸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几乎每年都会有年轻的编辑、记者因为种种疾病突然离世。而他们生前几乎都熬夜、加班、疲劳。

除了媒体行业，在很多其他行业，比如医疗、公检法、教育、互联网等，也时不时听闻有人因为过度加班，最终积劳成疾、突然离世。而这些突然离世的人们，大多不过是普通的小职员。他们最大的愿望，也无非是在城市中得一方容身之所，与妻儿安稳度日，能朝九晚五，可赡养父母。再奢侈一点，上班不堵，老板不凶，同事好相处，有几天年假可以去消暑，就算完美。好多人喜欢把它说成“中产之梦”之类的，换在过去，这种愿望也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而已。梦想不是什么大梦想，不过是万家灯火一扇窗。犯不着为它献身卖命，身体康健、身心愉悦，反倒就应是这世俗愿望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却背道而驰，付出生命的代价呢？老实说，我想不通。

“过劳死”这个概念本身也存在争议，因为真正让人死亡的是身体固有的疾病，过劳只是诱因。忽略身体预警、不良作息习惯，才是导致死亡的真正凶手。也就是说，不是所有过劳都会导致死亡。不过诱因也是因，如果没有焦虑的劳作，疾病夺人性命的概率，估计会大大降低吧。“过劳死”只是“过劳”的一种极端情形，但过劳成疾，在现代职场中却是相当普遍的。媒体上出现很多类似的报道，可能其中很多并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过劳死”。但应该说，人们为这种或真或虚的信息而生出的震惊难过，却并非无病呻吟。工作导致身心疲惫，距离最终的死亡到底有多远，没人知道。有人说只有五步。那位倒在下班途中、前几天还在发朋友圈的同行却告诉我们，可能5步都不到。

过劳是一种真实的潜在的死亡威胁。人们为此而焦虑，但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方法抵抗这种风险。劳工保护制度，本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带薪年假就还有待普及。但很多“加班”，并非因为资本家偷偷延长劳动时间，而是劳动者“自愿加码”。现在中国白领工作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以勤奋著称的韩国和日本。可以说，今天职场中的过劳死、过劳成疾，和当年马克思笔下死于肺病和营养不良的工人，已经不是一回事。

最近某知名互联网企业模仿谷歌，搞了一个新政策，即所谓的“死后福利”：公司过世员工，家属可领半薪10年。如果该员工有孩子，每多一个孩子额度会有额外增加，每个孩子增加12个月薪。这当然是一种很人性的制度，可想想这背后的暗藏的逻辑却有点渗人：卖命工作，不必有后顾之忧，就算死也不怕。这或许是我们时代特有的资本逻辑吧。它再没有血淋淋的外表，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温情脉脉，但前提是你能主动为它献上青春乃至生命。所谓“死后福利”，是福也是祸，是人性关怀，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诱惑和诅咒。 

 如果我的观察没错，这种自愿和主动的“献身”，正是现代“过劳死”的主要特征。所以，你看现在就算有大量不幸的案例出现，人们除了惋惜和痛苦之外，似乎也不知道该去谴责谁。相反，每当这种极端的不幸出现时，人们再也没有抱怨，反而自我谴责起来。一方面，人们相信“过劳死”怨不了别人，要怪就怪自己本身有病或生活作息不规律。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要避免最终倒下，谁也帮不上忙，只能求诸于己，多锻炼多注意养生才是王道。我在想，中产阶级把跑步当成时髦和宗教，可能并不是偶然的。

可是话说回来，“过劳死”毕竟不同于自杀。人们努力工作，为的不恰是想好好活着吗？只是为什么想好好活着，却最终让人们丢了性命呢？这听起来太吊诡了。我们都想过上好生活，最后好生活却把我们给上了。我们都想做那人生赢家、成功人士，最终成功却把我们都给赢了。这背后，必然是有某种强大的力量裹挟着人们，否则解释不了这种吊诡。

我不知道这种力量是什么。我只知道，这种强大的神秘力量，让现代人的职场生活就像骑上一辆停不下的自行车，最终根本分不清是人骑车，还是车骑人。工作这辆自行车本应该是追逐好生活的手段，是为更快抵达目的地。可一旦人们骑上了它，就几乎无法自己做主了。职场生活中，人们相互竞逐，就像一场激烈的自行车比赛，不进则退，速度愈来愈快，双脚随车而动。猝死，不过是受不了这种“苦役”的后果之一，它是一个意外，但又不纯属意外。

【原标题】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