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应这么差。从3个方面可以判断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下滑。

本文根据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近日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改革和经济增速”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节选，田为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也是知名的市场派学者。

田国强认为，外部经济环境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内部经济状况的扭曲和恶化、金融风险的加剧和间断性的释放，使得经济内生性下滑的压力仍在加剧，没有形成稳定或复苏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风险是大概率事件。

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真的大幅度下降了吗？答案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应这么差。从3个方面可以判断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下滑。

1、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即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像任何国家的经济一样，其潜在增长率也一定是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绝不会在短短几年内就下滑偏离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速均值约3个百分点，大大拉开了两者间的差距！

2、中国经济国企做大的现象愈演愈烈，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受到严重挤压，各类资源配置扭曲大幅度上扬使得其配置效率持续下滑，加上民间投资、消费双双下滑，经济主体的信心没有改善，从而怎么可能使得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更为接近呢？

3、不要低估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威力。如能进行市场化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提高市场效率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是关键，会产生意外的极大效果。

所以，无论是从内在逻辑分析，还是从历史视角的分析，还是量化的实证数据都得不到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的结论。从而，实际经济增长率降得如此之快一定是不正常的，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1、根本原因是在贯彻落实中央决议精神的执行力上出了问题。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调，并将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界定为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样的“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毫无疑问，中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调及其实现目标是非常精准和正确的。

而基层深化改革的具体执行者没了方向感，从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自然就成为最优的选择，其表现形式就是不作为，改革也就没有了方向。

2、民间信心不足导致社会资金丰富也不愿投资。

为什么在今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总的投资增速基本不变的情形下（由去年底的10%略降至9.6%），但政府投资却由去年底的9.5%猛增至20%，而民间投资却由10.1%继续大跌至历史新低3.9%呢？

反差如此巨大，只能表明当前的中国经济仍是一个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发挥主要作用的经济，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的结果是很多资金流向国有企业，使之国有企业肆无忌惮地横行资金密集型行业，大量高负债国有企业大规模进军土地市场，近年来各地的地王基本都是国有企业，出现了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成为资本密集型行业供需双方的市场博弈主体这一现象。

3、靠政府主导、国企主体无法解决经济困境。

观察自2015年以来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发现，那些政府干预较多、国有经济占比较大的省份，往往也正是经济受冲击最大的省份。例如，在2015年全国31省GDP增速排名中，有5个省份经济增速低于6.9%，它们是辽宁、山西、黑龙江、吉林和河北，其中辽宁以3%的增速位列倒数第一。而在今年第一季度，这5省再度位列GDP增速后5位，辽宁甚至出现负增长，以-1.3%的增速位列末位。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说不需要国有企业。国企的存在必要性主要是基于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基于效率的角度，从而必定有一个度，比重不能过高，不能过度强调它的作用。

田国强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注重两个逻辑：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否则会造成各种问题和危机，其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必须恰当。要找准什么是导致中国改革成就巨大的新的因素，同时，建立一个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离不开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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