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转法官第一人：前同事喜欢问我工资，问一次开心一次
记者 商西
2016-06-27 14:33
去年6月30日， 商建刚发送了一条微信朋友圈，6个字： 再见了，律师界。
这名处于执业“黄金期”的律师，一转身，穿上了法袍。
在中国，从律师到法官这道旋转门，还很少有人走。这次司法改革以来，他是第一个。角色转换，如何适应？昔日同行，如何面对？回首一年，是否后悔？
近日，中办出台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的办法。南都记者对话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商建刚。他相信，今后越来越多律师会如他一样选择做法官。
“第一次开庭的制服是借的”
南都：做法官这一年，你办了多少案子？
商建刚：我去年6月30号上交律师证停止执业，7月23号被任命为法官，8月23号到岗，安排在民六庭从事金融审判工作，12月院里安排我同时承办民五庭知识产权存案，3个月审结存案，现在继续审理金融案件。10个月来，我绝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审理案件，能完成员额法官的考核指标。 南都：从律师到法官，角色转换难吗？花了多久适应？ 商建刚：角色转换说难也不难，感谢我合议庭的审判长、书记员、法官助理，帮助我很快熟悉了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的制作格式和语言文字风格，掌握了庭审流程。法院的信息化系统更是陪伴我、指导我办案的老师。去年9月份拿到第一个案子，第2个月就幸运的调解结案，基本上是一来就上手。 南都：第一次穿法袍是什么感觉？ 商建刚：第一次开庭时，我的制服和法袍还是借同事的，和第一次穿律师袍一样，觉得挺新奇的，充满了神圣感和责任感。 南都：做法官有让你感到挑战的地方吗？ 商建刚：法官工作还是很有挑战的，比如判决书，不能有一个标点符号或者文字的错误，要求非常高，如果把当事人的名字写错了，或数字后面多加了一个“万”，人家会跟你急，如果把2016年写成20016年，就被当笑话了。
工作中，会遇到当事人不开心。有一次我让当事人说话声音大一点，他竟然说我态度不好，当场发脾气，所以做法官说话限制更多，在微博上发言也不能跟别人对骂，要和颜悦色，对个人修养的要求更高。
南都：你之前做律师很成功，对自己做法官如何评价？
商建刚：我觉得我可以胜任法官工作，“忙时作业，闲时作文”，比较喜欢研究法律，研究裁判的标准。我的性格比较直率，愿意去进行法律释明，目前看来当事人还满意我的庭审风格。
“做法官感觉像做大学教授”
南都：中办最近印发了《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你对这个文件怎么看？
商建刚：这个文件扩大了法官选任的来源。原来法官培养的路径，是从大学里选择优秀毕业生，经过5年书记员训练，通过考试，成为助理审判员，再经过约10年左右培养，成为审判员，这样一个花15年左右培养法官的方式。现在增加了一种渠道，就是从社会上遴选律师、法学教授做法官，今后中国的法官就有两类，以第一类为主，第二类（社会遴选）为辅，他们在一起工作，会产生很重要的积极效果，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也逐渐感受到了。
比如，我的同事们对法条的专注、对判例的掌握、对内部司法口径的熟悉程度，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我做过律师，对业务流程、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的可能原因、各方诉求等，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参考，所以很多问题讨论起来特别能够碰撞出火花来。这只是其中一个好处。此外，我觉得从律师、法学专家中遴选法官、检察官，是对法院人力资源的一个有力补充，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制度设计，是值得所有法律人兴奋的事情。
南都：律师的从业经历对你做法官有什么优势？
商建刚：我认为，法官审案，相比较法律适用，难点往往在事实查明。可能是因为做过律师的缘故吧，我基本上能很快总结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双方存在争议的事实，双方共同认可的裁判标准，以及双方的争议焦点，能够注意到各方当事人的诉求是什么，为什么要打这个官司。我的案件调解率还比较高，同事给予肯定。但我从来不为调解而调解，会告诉他们类似事情通常怎么处理，把裁判标准这把尺子先亮出来，标准确定后，官司打下去，大家心里对可能的结果有所预判。如果他们愿意调解，通常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就是调解了。有同事评价说：你能看到问题所在的面，纠纷往往是这个面上的一个点，看到面再去解决点的问题，相对就容易解决。 南都：有人担心从律师中遴选法官会“叫好不叫座”，通道打通后，你觉得还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让更多律师选择走这条路？ 商建刚：法院从社会上选任法官的人数毕竟量很少，总会有律师对做法官感兴趣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人，这个很难。我国现有法官20万名，假设到时候律师出身的法官占比0.1%，也有200名来自律师的法官，如果是1%，总数将达到2000名。我相信，这些人放入法官队伍，会产生“鲶鱼效应”，对司法体系建设有百利无一害。
现在正在进行司法改革，换句话说，做事情是允许试错的，改革过程中才知道哪里需要更加完善，制度在推出来的时候，不可能把宏观、中观和微观都考虑得很周全，如果方向是正确的，那就义无反顾地去推进，在推的过程中，社会上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顾虑，也是正常现象，要允许有不同声音，这不是软弱，而是自信。
南都：有人担心，进了法院不是做法官而是“做官”，你在工作中有“做官”的感觉吗？
商建刚：我做法官后，最强烈的感觉是像做大学教授，认认真真办案，没有人打搅，没有一个人来打听、来打招呼，就像大学校长很难指挥教授怎么上课一样，领导也不会干预法官判案，自主性强，责任也大，一旦对案件形成了心证，就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判下去，我愿意对自己判的每一个案子终身负责，要说“做官”的感觉，在处理承办的案件时能感觉自己是最大的“官”。如果来了以后，每个案子都要汇报，自己不能做主，那我肯定干不下去。
如果有人为“做官”而来，希望有权力，想要那种围着你转、捧着你、伺候你的感觉，我劝这种律师不要来，因为法官不是官，到法院就要办案，就要亮剑，是要“打仗”的，哪有做官的感觉？要选安于从事一线审判工作的人来做法官。
南都：还有人认为，法官职位之所以不能吸引律师，主要是因为法官光办案就“累成狗”了，但律师不一样，可以静心研究自己喜欢的案子，你认同吗？
商建刚：这实际上是不了解情况。中国的法官都是专业的法官，细分程度很高，在他所审理的领域都是专家。律师有成长的过程，刚开始为了谋生，什么案子都接，很难把一个事情研究透彻，到了一定程度，比如成为合伙人，能力更强了，但要花大量时间去管理团队、维护客户、指导助手办案，无法对所有案件亲力亲为。我觉得自己还比较年轻，还需要更多时间去研究法律，想做一个纯粹的法律人。
“我不会非常强势地去推我的意见”
南都 ：你至今仍是上海唯一从律师做法官的人，这个特殊身份让你工作有压力吗？
商建刚：要说办案，没有压力。社会过多关注倒是给了我一定的压力，我现在发微博、发微信朋友圈比起以前少多了。原来做律师的时候，活跃各种论坛，现在都不参加了。偶尔会参加律师协会、大学邀请的研讨会。
南都：你一进法院就是三级高级法官，很多与你同龄的法官都没到这个级别，他们认同你吗？有没有年轻人觉得你占了他们的法官员额？ 商建刚：从网上看到了这个情绪，这客观存在，没办法回避。作为社会关注的对象，要容忍嘲弄、讽刺、甚至是尖锐的攻击。身边同事倒是给我很多欢迎，更多关注的是我的业务能力，特别感谢他们。从律师选任法官，看的是在律师界取得的成绩以及是否胜任现在的工作，而且毕竟是少数，不存在谁占谁的员额、谁占谁的晋升通道问题。 南都：被任命之初，你曾担心能否和新同事愉快工作，现在和同事相处地怎样？ 商建刚：我和同事相处很好，我不会非常强势地去推我的意见，比如正在审理的一个跨度14年的纠纷，有三种不同的处理意见，合议庭会花较多时间研究，大家一起去听证、查找判例、分享材料，有时同事被我说服，有时我被同事说服。其实在案件上大家谁都没有利益，都希望公正处理。当然，一些案件如果无法形成共识，我会坚持自己的看法，也写过“少数派意见”。 南都：前不久，“律师在法院被撕破裤子”一事引发关注，你转发了一篇“法律人何苦为难法律人”的文章。现在身为一名法官，你如何处理和律师的关系？ 商建刚：做律师的时候，不知道一线法官的辛苦。现在做法官，我从来举双手欢迎律师，没律师代理的案子是我最头疼的。我和律师沟通非常好，有些年轻律师叫我“老师”，律师在诉讼过程中的权利我都尊重和维护。第一次听证，我会发给他们自己制作的《诉讼事项告知书》，上面有我的办公电话、电子邮箱和通讯地址，我会告知律师：律师与我的沟通全程留痕，且抄送给对方当事人。为此当事人会审慎发言，不会企图发一些不适合的内容给我。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南都：你做过律师，圈中有诸多好友，办案过程中遇到熟人怎么处理？ 商建刚：我曾经在4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过，我原先工作的律所有600多人，之前还在上海律师协会做了7年专委会主任，是律协的面试官，也给青年律师做培训，办案难免碰到熟人。有的是前同事，有的还打过对手，怎么办？我会第一告知双方，曾经是什么关系，然后询问双方意见，是不是申请回避，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提出回避，因为我处理案件的全过程都摆在台面上，从不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都在双方监督之下。如果他们从心里认可我的裁判，赢了是该赢的，输了也没办法，不存在关系亲疏远近的问题，让“公正看得见”。
“我不认为法官离职是司法改革的失败”
南都：置身其中，你怎么看法官这个群体，和做律师的时候比，看法有发生变化吗？
商建刚：做律师的时候，律协有一句话“会上多交流，私下慎交往”，法官在会上给我的印象是严谨、不苟言笑、跟律师保持一定距离。成为法官后，我看到了法官的另外一面，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七情六欲，也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现在感觉他们更亲切、立体，比如很多法官喜欢健身，身材保持得很好，生活比较有规律，有的阅读各种各样的文学，还有的法官写得一手好字，不再是原来那种一面的形象。 南都：这几天，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离职的消息引发热议，你怎么看法官离职？ 商建刚：如果说法官离职就是逃兵，就是没情怀没坚守，我们不能对个人做这样的价值判断。对离职法官，我们要看到他对法院做了这么多年贡献，相信未来在新的岗位上，也会对社会作出更多贡献。而且，尊重个性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人才流动才不至于阶层固化。 南都：为什么司法改革中，走的法官越来越多？ 商建刚：这是个假命题。就上海的情况来看，司法改革后离职的法官其实并不多。有些人困惑，不搞司法改革，案件审批制的时候，法官不怎么动，现在司法改革给法官审判权、加工资，法官却走了，这是不是司法改革不成功的一个证据？我不这么看。
法官做律师，到大企业做法务，或做其他行业，无可厚非。人才流动有利于法律共同体的建立，有利于依法治国，这不是司法改革败笔。律师进法院要支持，法官出去也不要唱衰。
司法改革让整个司法环境变好了，法官即使离开法院也不担心会饿死。试想一下，如果司法改革的结果是没有人敢出去，降工资也不出去，哪又怎么评价司法改革呢？
“前同事喜欢问我工资，问一次开心一次”
南都：现在很多法官怕判错案被追责，觉得压力很大。
商建刚：法官就要对所有的行为负责，没有精钢钻不揽瓷器活。法官如果故意判错案，贪赃枉法，当然要追责。现在一些法官担心的是被错误追责，这虽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给大家带来是巨大的担忧，寄希望于通过进一步司法改革，让法律更公正，该追责的追责，不该被追责的不能被无端追责。
南都：你现在收入有多少？和之前做律师的时候比差距有多大？ 商建刚：这没有办法比，现在的工资保密，要是告诉你又会引起社会热点的。我没有超有钱，现在主要靠理财，存款和原来购置的房产，基本上不太会影响生活质量，够用够花就足够了。要做一名堂堂正正的法官，就得过一种相对淡泊的生活。
有件很好玩的事情，我原来有些同事，特别喜欢问我工资，问一次他们开心一次。他们说，商建刚，你的工资只有这么点，比我助理还少啊。其实律师行业的“二八现象”更加明显。我原来调侃自己，别人的蜡烛一头烧，律师的蜡烛两头烧。
南都：为了做法官，你停了要收年费的白金信用卡，解散了自己的律师团队，放弃了很多，现在来看值得吗？
商建刚：人各有志。不是说因为我现在钱赚够了，所以才愿意去做一个普通法官，而是我对这个工作有兴趣，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首先是兴趣，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我喜欢看世界，心中有一种旅游的心态，有句话叫做“无以言表的经历”，没有做过法官，很难体会其中的感受，这个经历是花多少钱都无法买来的。
我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特别高尚，就是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来选择。这一年下来我的状态挺好，很享受现在做法官的工作，偶尔到大学讲讲课，生活节奏比原来慢了很多，可以回家吃晚饭，给孩子辅导功课，孩子和我比原来更亲了，睡得比以前早，还能锻炼身体。综合来说，我做这个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40岁当法官早了些，45岁会更好”
南都：面试的时候，遴选委员会的考官曾问你，你能在法官队伍里待多久？
商建刚：当初我回答说“这也是我自己担心的问题”，我是很坦诚的。对于这个问题，至少我现在再看一年前的选择，觉得是对的。我收获了更多研究法律的时间，以及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我希望呈现一个真实的商建刚，没必要塑造成一个舍身取义的英雄人物。我想若干年后，这样的事件肯定不是新闻了。
南都：20多年前，你从湖北黄冈被保送进入复旦数学系，但只学了一年就转到了法学院，似乎你特别有勇气走人生的“旋转门”？
商建刚：我个性中喜欢创新的东西。大学里成了复旦保送生转系第一人，毕业后做律师，一直非常兴奋，做了几个全国首例的案件，也承接了一些国际业务，到国外看到人们有一种对法律敬畏之心，这是我特别羡慕的。人生短暂，我希望能够为这样的社会环境做点微不足道的事情。
做法官挺难的，但自有其魅力，你会感受到，做事情是可以没有目的而且获得认可的，这非常重要。一次我开完庭，旁听席上鼓掌，有时当庭审理完一个案件，双方当事人都说“谢谢”，还有当事人送来锦旗，表扬我们在最短时间处理利益纠纷让“三方满意”，这个时候，能体会到做法官的获得感。
南都：“人尽其才，用当其时”，你觉得在自己40岁的时候选择做法官，是正当其时吗？
商建刚：稍微早了点。如果做律师满20年，到45岁做法官更好一些，因为相对做律师来说，法官的节奏稍微慢点，再过5年也可以赚更多的钱（笑），人的心态可以再缓慢一些。
南都：都说“四十不惑”，你现在有疑惑吗？
商建刚：工作7年的时候，我有一些困惑，那时候结了婚，生了孩子，买房买车，该有的好像都有了，不知道自己要什么。2008年我去哈佛游学，回来继续从事律师工作。现在，作为一线法官，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在《给40岁的崭新开始》里说，“自己想做什么，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既然如此，就把决定权交给人们吧。”人们有什么需要，我就去做，同时不让他们失望。
【记者】商西 实习生 秦宇杰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