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来者不善后妈藏祸心

盐津县庙坝镇红碧村,毗邻石笋村,因海拔高、温度低而被列为高寒山村。同样是贫困村,红碧的经济状况比石笋还差。“石笋村在山腰,红碧村在山顶。”开了10年摩的的老杨指着山上说。

1973年出生的范厚友就是红碧村人,忠厚老实、家中贫困的他婚姻并不顺利,两任妻子均与他离婚,离开村庄,留下儿子和范厚友一起生活。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倒也平安无事。

但宋顺群的出现,让这个家开始发生变化。宋顺群(女)是石笋村人,早年和丈夫离婚后一直单身。让范家人觉得奇怪的是,2013年夏天开始,宋顺群竟然“看上”范厚友,开始和他走近接触,要“处关系”。

范厚友的姐姐范厚珍对记者直言:那时就觉得宋顺群“来者不善”,按照范厚友的条件,宋顺群不可能会看上他。另外,村子有不少人传宋之前和另外一个男人正好着。她提醒范厚友要注意,别被骗了。

范厚友最终没听家人们的劝阻,和宋顺群确立了关系。

“是否领结婚证并不清楚,但他们是向外界表态成为夫妻了。”范厚友的儿子范贤银说,父亲让他喊宋顺群“干妈”。

骗婚杀人获75万赔偿金

2013年10月,宋顺群就带着范厚友离开云南,来到陕西省白水县南桥煤矿。10月一天夜里,范贤银收到父亲的短信,上面只有两个人的名字:宋顺群、刘孝其。之后,范贤银再也联系不上父亲,拨打电话也处于关机状态。

而一段时间后,宋顺群出现在了石笋村,一改此前拮据的样子,开始在装修房屋。范贤银找到“干妈”宋顺群询问父亲的下落,得到的答复是“我也不清楚”。范家人开始起疑心,并向公安机关报警。

范家人并不知道,此时距离范厚友死亡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范厚友在南桥煤矿意外死亡,宋顺群等7人冒充死者家属,在煤矿老板那领走了75万元赔偿金。陕西白水县公安机关也针对范厚友死亡后的种种疑点,前往盐津县调查。

直到公安机关的人来到红碧村,范贤银才得知父亲已经死亡的噩耗。冒充死者家属的宋顺群等5人迅速被公安机关抓获,另有两人在逃。宋顺群等人领走了赔偿金,而真正的死者家属却未获得一分钱的抚恤金,范家开始寻求司法援助。曾在庙坝镇工作过的盐津县司法系统干部黄清正(化名)接受范家的委托,为该案提供司法援助。

黄清正给记者提供了南桥煤矿和范家的赔偿协议,协议显示:2013年10月26日,犯罪嫌疑人林登正、刘孝其、赵章贵、翟绪元、宋诗华、胡贵仙、宋顺群将范厚友杀死于南桥煤矿井下,后冒充死者家属,骗取死亡赔偿金75万。2014年4月,死者范厚友家属来与南桥煤矿协商死者赔偿一事,南桥煤矿一次性赔偿范家20万死亡赔偿金。

黄清正说,他们一行人到陕西和南桥煤矿沟通时,商谈了一周才愿意再给20万赔偿。“矿老板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遇到这种事情很倒霉很委屈,之前就已经被骗走了75万元。”

深挖

贫困村庄50多人涉案

2013年宋顺群等人伪造矿难案发后,并未获得很大的舆论关注,真正让这件事获得全国关注的是,今年5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检方的一份公诉书,74名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的被告人被提起公诉。

他们涉嫌于2010年至2014年间,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六省区杀害17人,并伪造矿难,以骗取赔偿款。而这74名嫌犯大多数来自盐津县,74人中的50余人更是和宋顺群一样来自石笋村。

为了教育村民,2014年7月19日,庙坝镇政府在石笋村村委会门口张贴了一封公开信,村民从公开信中知道了电影《盲井》和“杀猪匠”的挣钱生意:“一些人丧尽天良,将金钱与生命画上等号,甚至金钱大于生命,通过购买智障人员、以高工资诱骗亲人朋友外出打工,将其带到矿上打工后,伺机杀害伪造矿难,再找人冒充其家属,向矿主索要巨额赔偿金。”

公开信指出,庙坝多次发生“盲井”式犯罪,在石笋、流场、红碧等地尤为突出。截至2014年7月,庙坝镇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3人。

抓捕

便衣警察深夜行动

开了10年摩的的老杨介绍,这个偏远闭塞的村子原本很少有外人出入,今年开始,突然来了很多外地人,后来才知道原来都是内蒙古来的便衣警察。

不少村民回应,抓捕行动开展了几次,都是在夜里或凌晨进行。最近一次最大的规模是在5月12日夜里。据媒体披露,村里的杨姓家族有8人被控制。杨尚康、杨尚贵和杨尚英、杨尚会四兄妹、杨尚康的儿子杨禄龙、杨尚贵的老婆龚兴平、杨尚英的前夫代吉容,以及代吉容的妹妹代吉中。

杨尚会的邻居告诉记者,5月12日夜里,几个警察进入杨尚会家中,将其强行带走。6月17日,记者在当地探访时看到,杨尚会利用所住4层楼房开了一家“迎春楼宾馆”,同时还销售五年洞酿白酒,但敲门始终无人应答。

致富

“消失一段时间回来就盖房子”

在石笋,能有钱在家里盖上一栋楼房,是不少本地人一辈子的奋斗目标。“按照当地人打工的收入,想盖一栋将近20万的楼房,并非短时间内能够实现。”

而在石笋村木林社,却在近几年盖起了不少3层楼房。而就在这个村民小组,是被抓捕嫌犯最集中的地区。其中,涉“盲井式犯罪”的村民中,不乏父子、兄弟、兄妹等近亲式或家族式的团伙。

在木林社农村道路一旁,嫌犯杨尚康、杨尚贵兄弟俩的家就坐落于此。三栋两层房屋并排在一起,左右两边屋子紧闭卷帘门,只有中间房屋开着大门。中间屋子主人杨华(化名)对《法制晚报》记者介绍,三栋房屋都是杨家建的,后来他花费18万买下了中间那栋,其余两栋由杨尚康、杨尚贵兄弟俩居住。

杨华说,杨尚康、杨尚贵两兄弟,平常时间都在家,和其他打工的不太一样。事发后,一个去年被抓,一个今年5月份被抓,现在家中只留下4个正在上学的小孩。

艾汪全,是内蒙古检方关于“盲井式犯罪”通报中的首要主犯。据《都市快报》报道,2015年9月12日艾汪全在苍南落网。艾汪全向苍南警方交代,从2013年初到2014年11月,他先后在山西、陕西、内蒙古参与制造了三起矿难,共诈骗赔偿金150多万元。

艾汪全新修的二层楼房则是在木林社的一座山头上。一楼贴着盖好房子后的招财符,写着:日进千乡宝,时招万里财;中间四个字是:招财进宝。

内蒙古检方起诉的第二号主犯王付祥的家,位于木林社上方的联排房屋的最右边。面对记者的来访,王付祥的儿子面露不悦。他直言,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好,王付祥和他母亲之前就离婚了,前几年就在昭通买房住下,被抓时人也在昭通。

邻居介绍,王付祥早年是在外开货车赚钱,平时比较好赌,没存下多少钱。前两年,王付祥突然消失了一段时间,回来就开始盖房子了。村里不少人都很纳闷,王付祥则对外解释说:我是赌博赚到大钱了。

在村子里,不少村民都对“盲井式犯罪”嗤之以鼻,愿意向记者讲述自己了解的情况,“这些人的确该抓,他们的存在让村子一直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总担心自己也会出事。”

现状

石笋村欲通过养殖业脱贫

贫困,是石笋村给人的第一印象。

而公开资料显示,石笋村,隶属广南县杨柳井乡,地处广西西林县那佐乡边,属于山区。距离镇38.00公里,面积19.00平方公里,海拔1364.00米,年平均气温16.00℃,年降水量940.00毫米,适宜种植玉米、烤烟等农作物。

该村辖达幕、木门、龙仕等18个村民小组。

从柿凤公路前行,在“石笋煤矿”指示牌右转拐入朝天马山脉,蜿蜒的道路两边都被种上了玉米。石笋村村委会外张贴的贫困户“挂星摘帽”行动公示栏上,列明全村有518户贫困户。在村道边的一处屋墙上,刷着标语:“人多地少困难大,少生孩子是办法”。

庙坝镇政府内,最显眼的位置都贴着“扶贫攻坚”的字眼。墙上贴出的基本情况显示,截至去年底,庙坝镇有建档立卡的贫困户4044户12849人,占全县人口的16%.

庙坝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作战示意图显示,“盲井式犯罪”出现最多的石笋村,被要求脱贫时间是2017年,由昭通市卫生局作为挂钩扶贫单位,计划新建道路40.4公里,硬化村组道路66公里,发展砂仁1120亩,养殖牛800头,养蜂200箱,养兔30000只,异地搬迁集中安置72户,分散安置315户。

反思

“穷,不能是犯罪的挡箭牌”

庙坝镇镇长王存能对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直言,“扶贫是当地第一党政要务,是村镇干部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庙坝镇一镇领导介绍,在当地,出门打工占据了农民收入的半边天。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村民一年到头能种6000斤玉米,大约能卖7000元左右,减去肥料、籽种等其他费用,只剩三四千元。“在这里,一年到头种地,还不如出门打工一个月的收入。”

“贫穷,不能成为任何犯罪开脱的理由。”另一镇领导直言,石笋村并不是当地最穷的,在庙坝镇也属于中游。其他更穷的村子,犯罪的情况都比较少见,更不用说如此情形恶劣的犯罪行为。贫困的确会成为社会问题的导火索,但贫穷本身并不是什么罪恶,也不应该成为极端犯罪的挡箭牌。

没有人说得清楚,石笋村“盲井村”犯罪源头从何而来。有一些当地村民分析,贫困并不是导致这些人走向犯罪的主因。赌博,才是促使罪恶萌芽、发展甚至膨胀的根源。在村里,随处可见当地人在一楼客厅内打着麻将,一群人围观。

摩的师傅老杨向记者介绍,当地还流行一种“打马车”的赌博游戏,参与者每人拿5张牌,5张牌的数字相加,其中3张或者4张凑够24点,就形成“斗”,其余的点数就是“斗”的大小。参与者用“斗”的大小和庄家相比,赢的一方就可以领走赌资。

当地人介绍,出现在内蒙古检方起诉书中的王付祥、汪强文等人,平时都嗜赌成性,“杀人赚到的钱,除了一部分盖房子了,其他都用在赌上。”

追溯

死于矿难到制造矿难

在石笋村支部下,有一个围成的大坑,黑色的煤渣散乱堆放在坑内,两台挖掘机停在一旁,这就是石笋村唯一在工商登记的企业——石笋煤矿。这也是石笋村民第一个接触煤矿这个事物的源头,目前煤矿处于停产状态。

工商资料显示,石笋煤矿法定代表人为罗华刚,成立时间是2009年7月6日,经营范围为:煤炭生产、洗选、销售。石笋煤矿实际的成立时间比2009年更早。据当地煤矿工人介绍,石笋煤矿2003年左右就开启,年产十多万吨,主要在本地销售。近两年销售状况不行,“工人工资都发不出了,就停产了。”

该煤矿工人说,最早煤矿创立时,吸引了不少石笋村民前来打工,有三四千收入。“偶尔出现几次小工伤,并没有出现矿难死亡的情况。”

在盐津县法院的司法文书中,可以查到几次石笋煤矿出现工伤的信息。2004年,工人周义祥在挖煤时因煤井顶板脱落砸伤腰部,石笋煤矿对其补偿11200元,并安排其在煤矿烧水、扫地等轻微工作;2013年,工人蒋细群在采矿时,被煤罐车撞伤,多处骨折,被认定为九级伤残。

当地知情人分析,村民是从石笋煤矿接触到煤矿,了解到工伤赔偿。后来,村子的男人们走出大山,来到山西、陕西等地方煤矿挖煤,而这些煤矿多是安全条件较差的小煤矿或者黑煤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矿难,获得了赔偿的同时也了解到矿难赔偿。

在石笋村的田野边,有一座坟,墓碑资料显示,死者闵秀全,48岁,2006年9月16日,在山西高平市一煤矿遇难;在村中的一处交叉路口,有另一座坟,死者杨仕强,23岁,同样是2006年9月16日于山西高平市煤窑遇难。两人的墓碑上写着同样的挽联是:“一去千里终成别,魂归故乡杳无音。”

从矿难的受害者,到成为矿难的制造者,是什么原因造就?

盐津县司法系统干部黄清正向记者分析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犯罪者、嫌疑人一次得手后,尝到巨额赔偿金的甜头,很难收手。而他们所在的村庄的村民们,很多人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却没有作出过任何阻止罪恶发生的举动。加之此类案件不能张扬的特点,在不少案件中,呈现乡亲之间、家族化的犯罪人员构成。另一方面,矿主息事宁人、私了的心理,也助推了一些人铤而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