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巴菲特是农民，从“股神”父亲沃伦·巴菲特那儿租了块地，一种就是大半辈子；他也是慈善家，拿着父亲给的几十亿美元，专门研究如何帮非洲穷人种地。这个非典型“富二代”有个梦想：不靠肥料和杀虫剂，让非洲贫瘠的土壤收获足够粮食、解决非洲人的吃饭问题。

让土地来场“褐色革命”

在美国，从政府到慈善机构，例如大名鼎鼎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援助非洲发展农业的不在少数，但霍华德认为它们努力的方向错了，理由是：“已经努力了几十年，按原来预想，现在早就该消除饥饿了。”

在霍华德看来，这些机构过于迷信传统农业技术的力量，希望能在非洲复制上世纪60年代在南亚推广所谓“绿色革命”的成功案例。当初，印度引入现代农学概念——推广高产抗病型谷物品种、加大灌溉力度、大量使用化肥和杀虫剂，很快扭转粮食产量严重不足的局面。但霍华德认为这个案例不适用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首先，这片大陆面积广阔，分为123种生态区域，每个区域对应不同的耕作方法，不能照搬同一模式；其次，不少地区饱受战乱、疾病摧残，政府难以正常运转，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而现代农学发展的前提是国内局势稳定、电力和运输保障完善、种子和化肥等原料供应链发展强劲；更重要的是，这片大陆自然环境恶劣，土壤贫瘠、退化现象严重，实属先天不足，若一味强调施化肥，就好比“给死尸戴上氧气罩、指望能让它再次喘气”。

“我是个农民，我知道改良种子、增加肥料意味着什么，确实很有效，”现年61岁的霍华德说，“但技术无法构建有机物。它不能创造出土壤耕种层，不能神奇地保护水质。它只能临时救个急，而非洲需要从长计议。”

霍华德认为非洲的土地更适合来场“褐色革命”，这来源于英国著名农业生态学家戈登·康韦的观点。这个观点核心之一是提高土壤自身肥力，强调开发既能提高产量、又不破坏环境的绿色技术，避免“绿色革命”中因过量使用灌溉用水和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导致土壤退化、环境破坏等问题，唯一的不足也许就是见效慢。

过去十年，他在非洲花费数百万美元探寻、推广实用且廉价的保护性耕作方法，如农闲时种植其他作物肥田、通过免耕（让采收完剩余的农作物继续覆盖在土壤上）保持表土肥力、改良本地种子等，以期不靠化肥和昂贵的进口种子就能提高产量、改良土壤。

霍华德说，他知道前路有多难：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四分之一人口营养不良，约8亿人吃不饱饭，农作物产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全球气候变暖又让这片土地雪上加霜，旱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频繁，而与此同时，人口仍在迅速增长。

他说：“要是有人说‘你不会有什么进展’，我会说‘你可能是对的。问题确实很大。但你不试怎么会知道呢？’”

做好失败的准备

霍华德做慈善，拥有他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富可敌国的老爹管出钱。

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51年。这家企业如今投资超过80家企业，持股市值超千亿美元，持有现金数百亿美元。但巴菲特坚持勤俭持家，老房子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他原打算临终前给三个孩子每人留下几十万美元，但不知是否受妻子苏珊2004年辞世影响，他改了主意。2006年至2012年，每个孩子从他手里获得35亿美元公司股票，巴菲特要求他们拿这笔钱来做慈善。

姐姐苏茜拿这笔钱救助内布拉斯加州贫困儿童，弟弟彼得忙着帮穷人家女孩摆脱暴力和歧视，而霍华德的梦想走出了国门，且显得有些特立独行。

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从不接受他人慈善建议，救助活动几乎全凭霍华德探访非洲途中的直觉行事。在其他慈善组织望而却步的危险地区，他喜欢迎难而上。

2011年南苏丹脱离苏丹独立前夕，美国国际开发署和霍华德的基金会着手在当地投入1000万美元启动农业援助项目。2013年年底南苏丹内乱爆发不久，美国国际开发署就退出这个项目，但霍华德留了下来：“你若不愿承担风险，就不应进入南苏丹。你作决定时应该能料到会受干扰。”

美国《大西洋月刊》评论道，正因为霍华德不需为资金发愁、只用对自己负责，他才能如此“任性”，在战乱地区从事高风险项目。而随着基金会不断发展，他在大项目和好创意上花的钱越来越多。2013年，他斥巨资和其他组织携手在加纳的阿散蒂省启动“免耕农业中心”，专门培训农民学习高产环保农耕技术，以取代刀耕火种的传统做法。最近，他的基金会承诺在卢旺达投入5亿美元，在全国大规模推广环保农耕。

对于那些见效慢的项目，霍华德表现出比其他慈善机构更大的耐心。在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他和非洲种子系统项目主管约瑟夫·德维尔斯合作，向当地种子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和启动资金，帮助它们针对当地气候和独特地形专门育种。这项工作很费工夫，在津巴布韦高地长势喜人的高粱种子到了莫桑比克的热带低地就不见得能长好，而要培育出理想品种，光选种、杂交就可能花费数年。

霍华德认为要保证偏远地区穷困农民能拿到需要的种子，不能靠免费发放种子或补贴良种，他倾向于帮助小型种子经销商在农村开店，教会他们基本经商技巧并提供必要的培训和工具，便于向客户提供咨询。

拜老爸所赐，霍华德有“输得起”的资本。基金会早期运行时“浪费”了1亿美元，但他并不感到后悔和愧疚。他说，做慈善风险很大，“只有通过失败，才能知道什么真正管用。”更重要的是，父亲早就告诉他们要做好遭遇挫折的心理准备：“经商时要琢磨钱怎么来得快、来得容易，而做慈善恰恰相反，其本质就是你可能会失败——问题如山，却几乎没有捷径。”

非洲土地上找到使命

霍华德喜欢种地，但他直到30多岁才决定老老实实当个农民。

此前，他多次辍学，想过当律师，开过挖掘机，干过建筑，当过公务员……到了而立之年才发现自己种地时最快乐。那时他太太在怀孕，家里还要养活4个继女，霍华德想买个农场却没有钱。于是，他爸爸花了28万美元在内布拉斯加州买下400英亩（约合1.6平方公里）农田租给他，按年收入5%的比例收取租金，另外要求每年分得两成多的收成。

条件不算优惠，但霍华德没有退缩。经过苦心经营，农场不断发展，现在地跨内布拉斯加和伊利诺伊两州，面积扩展至1900英亩（7.7平方公里），年收成约100万美元。霍华德的能力因此得到更多人认可。他进入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被父亲指定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下任非执行董事长，负责发展企业文化。2013年，他还写了畅销书《40个机会：在饥荒世界寻找希望》。

霍华德虽然爱种地，但起初并没想到帮非洲人解决吃饭问题。他早年在非洲做慈善时，更关注野生动物。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者，他曾在南非出资建立一块6000英亩（24平方公里）的非洲猎豹保护区，支持国际大猩猩保护项目，还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打击刚果民主共和国维龙加国家公园的偷猎行为。作为野生动物摄影师，他出版过一本装帧精美的野生动物摄影集。但不久，他意识到保护非洲野生动物的最佳途径是改善当地人民生活。

“作为旁观者，那些重要生态系统一受到破坏，我们就很容易责怪那些贪婪的偷猎者和腐败的政府官员，”霍华德在《40个机会》一书中写道，“但我也发现，和那些濒危物种共享这些生态系统的民众自身也受到威胁。很多人在饿肚子……我意识到我得把精力转移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

从那以后，霍华德访问了142个国家，包括所有非洲国家，目的就是对贫困获得最直接的了解。一年下来，他出门在外的时间足有200天。一路上，他历经坎坷，曾受过威胁，遭过拘留，被警方逮捕，还不止一次遭遇持枪打劫。他曾和军阀面对面，还曾撞上一头狂暴的猎豹，至今右前臂仍留有伤疤。

爱吃土豆烧肉的农民

霍华德说，他就是个爱吃土豆烧肉的农民。这位农民有些发福，戴着一副老气眼镜，喜欢穿宽大的工装裤和T恤衫，脚上的登山靴经常脏兮兮的，头发花白，长了就拿园艺剪刀简单修修。

目前，霍华德的基金会拥有4个实验农场，分布在美国三个州和南非，面积超过1.8万英亩（73平方公里）。来自得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珀杜大学的多名科学家在这些农场研究如何在干旱贫瘠的土壤上种好庄稼。迄今他的基金会已在非洲投入9亿多美元。

到南非的研究农场调查时，工人们有时会朝他招招手，他也会停下来和路边的临时工聊两句。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他的身份，只知道他是个美国人。

为了基金会发展，向来低调的霍华德也开始频频接触政府高层。他参加过高官富豪云集的世界经济论坛；出钱赞助过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非洲治理倡议组织；教过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开联合收割机。但霍华德更喜欢和农民打交道，达沃斯那种大雅之堂“不是我待的地儿，我也不打算再光顾”。

“他想摸摸土，把玉米杆儿拔出来，问问田头农民实际问题，”和霍华德在非洲打过不少交道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劳拉·梅洛说，“农民们很吃惊，因为他们发现这是自己人。”

【记者】王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