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曾经是一座不安的县城。2008年6月，贵州瓮安县三中女生李树芬的非正常死亡引发全县震动。李树芬死后第七天，从数十人高举条幅的游行，到瓮安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办公楼被烧砸，逾万人聚集现场，终酿成了震动全国的“6.28”群体性事件，且涉事的多为未成年人。

事后，当局传唤调查涉事少年259人，依法处理违法犯罪少年104人。事件发生8年后，南都记者重访瓮安，采访“6.28”事件涉事少年，听他们讲述这些年的成长与蜕变。

本月上旬的一天，南都记者在贵州瓮安县富水桥、205省道边的一家洗车坊里见到了27岁的张杰。刚洗完车的他放下手中工具，招呼我们进屋坐下。已近晚饭时间，张杰还没来得及吃口午饭。他却摆摆手说“没事”，忙到顾不上吃饭显然已是常态，难怪他170厘米的个头，体重还不足110斤。采访的间隙，这个单薄的身影来回穿梭在洗车场的角角落落，一会儿招呼工人给车打蜡，一会儿自己给汽车绑上坐垫，事必躬亲。站在一旁的46岁的张杰父亲一直默默看着，他告诉南都记者，如果时间倒回8年前，眼前的这一切几乎不敢想象。

2008年6月28日，当时还差三个月满18岁的张杰站在激动的人群里，一起游行到瓮安县公安局门外。只听人群中有人高喊“警察打人了”、“政府办事不公”、“为人民群众伸冤呐喊”。不一会儿，有人开始动手拿小石子砸玻璃，几个领头的年轻人抬起停在公安局门口的车。最初只是去凑热闹的张杰感觉自己内心一下子被点燃了，他冲上前去“帮了一把”，车子随即被掀翻了。

正是“这一把”，让张杰的人生彻底改变。2008年6月29日，瓮安事件平息后，官方通过调取录像等方式进行大规模排查，很快抓捕了涉事人员。最终，其中的104个未成年人被判定存在违法犯罪行为，张杰也在其列。据张杰的父亲回忆，当时是在电视上看到儿子掀车的画面，他至今清楚地记得张杰那天穿着一件9号球衣。

“当时太年轻，不能分辨是非，年轻人又好斗，看到他们在闹，就觉得是老百姓吃亏了嘛，”再次谈起当年的事，已经当了爸爸的张杰坦然了很多。

最终，张杰在“6.28”事件中的行为被定性为“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他被送进少教所度过了人生中不愿回想的105天。

【女孩何晓茹】

“当时觉得自己没有以后了”

和张杰一样，因为冲动参与到“6.28”事件中的何晓茹提起这段往事，同样以当年“不懂事”来总结。事发当天，恰逢全县小升初考试，放了假的何晓茹和三两好友一起去逛街，正好撞上了游行的人群。

当年的瓮安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大楼相隔一条马路，而从何晓茹当时就读的瓮安二中步行到老公安局大楼只要十多分钟。

如今，县政府和公安局都迁了新址。被火烧过的县政府办公楼被官方改造成了纪念馆，院落里野草丛生。瓮安二中的门口依旧人来人往，只不过门房的位置多了一辆巡逻警车。县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现在瓮安县城里但凡有事，两分半钟内警察一定可以赶到现场，这也是“6.28”之后的变化之一。

何晓茹带着南都记者去探访事件旧址，途经看守所时，姑娘白净的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表情，她赶紧解释说自己早已忘记在里面的那段时间，“事情过去那么久了，大家都忘了，现在都不会有人再提起了。”

1993年出生的王哲是当时被捕未成年人中年龄最小的，王哲拿到的判决书称，他在“6.28”事件中纵火烧了13辆车，判处劳动教养三年。对于当年细节，王哲没有向记者透露。

时任瓮安县雍阳镇政法委书记、现瓮安县信访局局长龙云告诉南都记者，当时省里调派了警力到县城成立专案组，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事件平息了下来。

瓮安县政法委帮教办主任王秋风对南都记者表示，几年来，他一直在开导从少教所里出来的孩子们放下心理包袱。在看守所和少教所里的日子却真真实实地让王哲、张杰和何晓茹感受到了人生的绝望。“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以后了，自己的一辈子可能就这样完了，”何晓茹说。刚被关进去时，天真的何晓茹还问过狱警“要被关多久”，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三个字“长得很”。

他们什么时候能出来？这些未成年孩子的未来怎么办？在当时没有人知道答案。

【政法机关】

“试行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除制度”

“6.28”事件过去约一周后，一些家长找到县里领导，想为自己的孩子说情。部分家长也在事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害怕事件会对孩子未来读书、就业和参军造成影响。

时任瓮安县政法委副书记、现黔南州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王登华向南都记者坦言，瓮安事件的爆发的确存在更深层的社会原因。王登华认为，当时的瓮安社会经济欠发达，许多家庭的父母抛下孩子外出打工，致使许多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管教的状态，为事件发生埋下了祸根。

官方资料显示，从2001年到2007年之间，瓮安县的经济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例如：一般公共服务投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下降明显，特别是就业、医疗、交通等欠账多。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积压的矿群、移民、拆迁、企业改制、城市建设、就业、就学等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是引发“6.28”群体性事件主要原因。

“学生们既是参与者，又是受害者”，龙云在谈到当年涉事的孩子时感叹。他认为，“6.28”事件存在其特殊性，在群情激愤的状况下，年轻的学生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是无形中被卷入进来的，倘若“一棍子打死”将其送进监狱，对他们一生的发展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时任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当时主张对“6·28”事件的处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特别是对涉事的未成年人，应贯彻教育、挽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原则，不适用监禁刑，要让他们回归社会、回归学校、回归家庭，并提出对瓮安事件中涉事未成年人“试行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除制度”。

随后，贵州省政法委作出决定。不过，争议也随之而来。

时任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瓮安事件专案组副组长周全富担心，涉事少年虽然年少，但是行为后果严重，从轻处理可能会在社会上引起误解。“担心再犯”，这也是当时反对声音的主流。

此外，还有一层顾虑来自法律界。当时负责起草《关于对“6·28”事件涉案未成年人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消除的指导意见》的现贵州省政法委宣传处处长杨胜卫告诉南都记者，当时从法律上确实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点。

原来，《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若要对瓮安事件的涉事孩子实施违法及犯罪轻罪消除，这显然会和上行法的《刑法》“打架”。

杨胜卫说，在制定办法的前两个月，工作组曾组团去浙江考察学习，因为当时的浙江已经将这一条写进地方未成年人保护法了，可惜并没有实际的案例。

王登华至今还记得当时中央政法委一份内部文件中的话：“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消弭制度。”这成为了当时在瓮安试行未成年人轻罪消除制度的主要支撑力量。

那时的试行的确是一次大胆的尝试。2008年11月起，瓮安事件中104名涉事未成年人先后回归家庭、学校、社会。

【瓮安县官方】

“帮教小组量身定制帮教方案”

直到2011年，刑法第八修正案新增第一百条第二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一年后，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刑诉法修改的决定，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未成年人违法及犯罪轻罪消除才真正名正言顺起来。

2009年6月，经过一系列调研和专家论证后，瓮安县委制定了《关于对“6·28”事件涉案未成年人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消除的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就未成年人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消除的政策、条件、方法、程序等进行了规范。

瓮安县委政法委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目前，参与“瓮安事件”的104名涉案青少年中，已有94名青少年的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被消除。

不过，消除并非无条件的。瓮安县政法委帮教办主任王秋风介绍，消除对象首先需要是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其次，必须是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轻罪（后放宽为5年）；同时，需满足主观恶意不深，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大。予以“轻罪消除”的当事人案底交由处理案件的司法机关封存，不进入档案。但若再次犯案，消除犯罪记录的决定会被撤销。

除了消除案底，为了让涉案的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校园和社会，瓮安县政法委还牵头成立帮教办，指派专门的老师进行帮扶。时任瓮安四中校长、现瓮安三中校长刘金巧告诉南都记者，帮教小组深度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量身定制帮教方案，内容包括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刘金巧表示，多年来的帮教收到不错的成果，他当年所在的瓮安四中共有三名涉事学生，后来都考上了大学。

【男孩王哲】

“能过征兵政审说明我是完全没问题的”

张杰永远都忘不了走出少教所的那天，焦急的父母等候在门外，一家人抱头痛哭。少教所里吃得不好，几乎天天靠方便面度日，三个月下来，张杰臃肿了不少。回家后，张杰再也没碰过方便面。

回到学校的何晓茹、王哲和张杰分别留了一级，跟着下一届同学上课。对“6·28”事件，同学们都心照不宣，很少有人主动提起。即便如此，这件事多多少少还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改变。

王哲说自己性格里有矛盾的部分。他平常喜欢独来独往，什么事都自己干。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内向。现在在上海某大学念大一的他每天都一个人吃饭、上课、自习。但在内心里，王哲又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接纳，“我会参加很多集体活动，志愿者服务之类的。”“6·28”事件发生后，在他很小时候就离异的父母曾经一起到少教所看过他，他还记得自己跟妈妈讲被抓捕的经过，“我妈妈是相信我的。”

不过，王哲最近的心头大事只有一个：报名参军。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交征兵表了，去年本来已经过了体检，但在最后一刻他选择了放弃。心里好像总有一道坎很难过去。当问及为什么执意入伍时，他说，征兵对政审的要求很高，如果一个人能够过了政审，就说明他是完全没问题的。证明自己是“没问题”的，是很多瓮安事件涉事少年提到过的说法。

官方的宣传资料显示，2009年以来，94名消除了违法和犯罪轻罪记录的少年中，有76人考上了贵州师范、贵阳医学院、西昌学院等本地或外地高校，其中还有多人被授予县级以上荣誉。

两年前，从重庆念完大学的何晓茹回到瓮安，考入公安局担任文职，5个月前她刚刚升级做了妈妈，一家人生活幸福。她说，曾经失去自由让她更加珍惜现在。

相比之下，张杰的这8年走得并不容易。刚上大学那年，张杰父亲生病，迫于经济压力，他只能辍学，因为家里的采石场要他来经营。可是毕竟年轻啊，早些年谈生意的时候，没少被欺负。“人家就看你年轻，说好的款子，到了日子就只给你一半，”张杰说。那时候他一直为催债犯愁，到最近这几年，采石场的生意更是每况愈下。“资金难以周转，欠款还不上，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大约一年前，他忍痛卖掉了父亲和别人合伙经营了14年的采石场，换来的258万元，张家拿到70万，但还掉外债，所剩无几。

现在张杰虽然自己开着洗车场，压力也不小。他坐在小桌前给南都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洗车店的租金是一年6万，每月给工人的薪水是一人1800元，自己每月房贷2400元，水电煤500元，一个月的人情往来更是惊人，还有车子按揭和女儿的奶粉钱，一家的经济压力全部在他身上，每天接30单都还不够开销。

当然，即使现在每天从早忙到晚，张杰也很知足。他说，时间能改变很多，“8年了，吃了不少亏，上了不少当”，他相信自己比同龄人更成熟。家和万事兴，是他现在最在乎的事。采访的间隙，张杰的妻子从家里打来电话，手机闪动，屏保是他宝贝女儿的照片。

【男孩安然】

“现在觉得自己好沧桑的感觉”

这些年，安然和瓮安事件中的其他涉事小伙伴联系并不多，几经辗转，南都记者才在采访最后一天在瓮安县城某居民区底楼的一家理发店里找到他。现在，安然是一名理发师。

跟何晓茹、张杰等人不同，安然不太愿意提及“6.28”事件，但一谈起工作，他就滔滔不绝：烫和染是固定的程序，最难的还是在剪，要根据每个人的发量、头型去设计……作为这家店已呆满3年的老师傅，来找安然做头发的客人远多过其他人。

当年，安然在少教所呆了8个月余，几乎是所有人中时间最长的，这期间父亲病逝，没能见到最后一面，是安然最遗憾的事。出来后，不想再给母亲增加负担，他选择了辍学。当时妹妹也还在上学，母亲一人在浙江打工，两个子女的学费和生活开支对她来说，太重了。

离开学校后，安然在老家帮爷爷奶奶种了半年地，觉得实在没劲，决定出来学门手艺。之后，让他铭记最深的还是刚出来在理发店做学徒工的那两年，酷暑严寒，他都只能一边给别人洗头，一边偷师学艺。“尤其是冬天，两只手上满是口子”，很多次安然给顾客干洗头发，洗着洗着泡沫就变红了，“都是血水染的。”

自己选择的就别后悔，是一直以来安然鼓励自己的话。他说“负责任”三个字对他来说很重要。后来得知，其实学生时代的安然成绩优良，进校考试班级排名19.但在那个时候他除了读书之外，很少能接触到其他东西，逢周末回家，就是帮家里干农活，生活别无其他。谈到当年的事，他说自己当时“连法律是什么都不知道，哪会知道自己担不担的起责任呢”。

关于未来，安然说自己还想趁年轻，再出去看看，多学点手艺，等有了钱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别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什么想法都没有了的时候，就来不及了。现在觉得自己好沧桑的感觉。哈哈。”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杰、何晓茹、王哲、安然均为化名）

【来源】南方都市报，未经授权不得转载（独家）

【记者】南都记者卫佳铭发自贵州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