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来——我亲爱的老伴：羊城，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它是我们曾和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30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

日前，周恩来侄孙女周晓瑾给记者读了这样一封信。这是1954年11月16日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回信。

当时，周恩来正在广州视察，11月9日，路过他与邓颖超1925年曾居住过的文德楼，回忆如潮水般涌来。他随后写信给邓颖超道：“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文德楼），快30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

周恩来对广东感情深厚。

革命战争年代，作为先觉醒起来的革命青年，他在广东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出色领导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中共广东区委工作、国民革命军军政工作、广东地方政权工作，成为党内最早一批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创建了第一支由我党直接指挥的武装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他20余次南下广东：“广州会议”，他为知识分子“摘帽”；排除万难，他批准创办“广交会”并成就了其从未中断的历史；考察新会，他留下许多感人瞬间，“为什么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啊”的名言至今还在传唱……

南粤足迹

任教黄埔随军东征

创建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6月的广州，已是盛夏景象。珠江北岸的天字码头下来一批又一批乘客。长堤大马路上，车水马龙，人流不息。周边那些穿越百年的骑楼风采依然。这里曾是与上海滩齐名的繁华之地。92年前，26岁的周恩来从法国乘船经香港抵达广州，投身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

“有赖国共合作，1924年的广州成为革命的中心，各地革命青年纷涌而至。”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曾庆榴说。

1924年10月，即周恩来抵达广州次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带来了缔造革命军的强大武器——政治工作。“这是黄埔军校最主要的创制和历史性的建树。”曾庆榴说。

在黄埔军校，周恩来尽显过人才智。他建立了政治部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教育，每周对学生做一两次演讲。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廖仲恺大力推行党代表制度……

“周恩来对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历来十分重视，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曾庆榴说。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应该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此事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并给了这支军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番号。

周恩来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挑选了三名学员，加上中共广东区委调来的两名政工干部，组成了铁甲车队的骨干人员。车队中建立了党小组，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初期100多人。

“这支车队成为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曾庆榴说。

1925年的1月和9月，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先后进行了两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势如破竹，荡平了陈炯明势力。周恩来两次随军东征，并负责政治工作。第二次东征时，他还担任了东征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指挥战时的政治工作。

“这是一支以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部队，士气高、纪律严，有理想、有主义，和当时的军阀军队完全不同。”广东文史馆馆员、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理事陈汉初对记者说，正是周恩来创建的政治工作，使国民革命军面目为之一新。

周恩来不仅亲自作政治动员，还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各团、营、连，除了军事指挥员外，都设党代表，而这些党代表中，不少是共产党人。“这些军队政治工作和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日后被我们党创建的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加以继承和发展。”陈汉初说。

曾庆榴说，经历了两次东征，很多共产党人越来越认识到掌握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于是，第二次东征结束后，在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的领导下，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广东肇庆成立，全团2000余人，主要军官都是共产党员，由叶挺任团长。这支部队的干部任命、人员调动与补充，均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而这支部队的前身便是铁甲车队。

独立团成立不久，周恩来亲自为独立团制定士兵训练和干部训练计划，编写政治教育提纲。在一年后的北伐中，独立团成为北伐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后来还成为南昌起义的关键力量。

领导东江政权

毛泽东赞为“政府与人民合作之先声”

汕头市外马路，因位于汕头埠临海的边缘而得名。这条路上至今还矗立着众多20世纪初西式建筑，无言地诉说着当年的繁华。

步入位于外马路的汕头市东征军革命史迹陈列馆，院子里的东、西两座洋楼仍然崭新如昔。陈汉初说，此地原是英国人经营的酒店，名曰“适宜楼”，已有近百年历史。1925年11月4日，东征军第二次进入汕头市，将总指挥部和政治部各设在东、西两楼内。周恩来便在东楼办公。

1925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主持惠、潮、梅、海陆丰共25个县的地方行政工作。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领导一个地方的政权。”陈汉初说。

距“适宜楼”不远，便是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一进学校大门，迎面的便是一座古式四合院布局的庭院。庭院大门上挂着“同文学堂”牌匾。正厅前，竖立着周恩来身着国民革命军戎装的石像，记录着这座百年学府与周恩来的历史情缘。

1926年2月22日至3月3日，周恩来在这里主持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并做政治报告。据记载，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各县县长、教育局长、农工商学妇女等人民团体代表124人。“70%是工农代表，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陈汉初说，在这段时间里，会议共进行了6天半，有95名代表发言。大会收到提案及计划书297件，通过了93件。会议期间，代表又提案议决67件，做报告后，又议决了26件。主要包括：治河、浚港、造林、筑堤；开辟省道、县道、街道；逐渐废除苛捐杂税；援助收回海关运动；发展农村平民教育；禁止人口买卖，要求婚姻绝对自由；整顿警察及划分行政司法事权……

“这是一场带有人民代表大会性质的会议，历史意义非常重大。”陈汉初说。当时，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周报》曾载文称这次会议是“人民实行参与革命政治之第一步，即政府与人民合作之先声。”

就在周恩来擘画东江地区美好蓝图的时候，3月16日，因种种原因，广州国民政府突然免去他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兼职。

3月17日，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随后，250多名共产党人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身为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在退出第一军及黄埔军校后，集中力量开展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工作，积极支持北伐，还帮助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制订了北伐军事计划。

1926年底，由于工作需要，周恩来奉命调去中共中央工作，离开了广东。南昌起义后，他率军来到潮州、汕头，建立红色政权，史称“潮汕七日”。红色政权失败之后，周恩来退至陆丰，经海路到达香港。20世纪30年代，他又通过自己一手建立的“红色交通线”，路经汕头、大埔进入闽西苏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周恩来率军穿越粤北一带的三道封锁线。但都只是短暂停留。十几年风雨征战后，周恩来再次回到广东，已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了。

视察新会7日

“把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关爱传给每个人”

手捧一本《周恩来在新会》纪念画册，看着周总理与丈夫周汉华并肩而坐、相谈甚欢的照片，80岁的万运妹的右手抖动着、抚摸着照片上的两个人，她眼圈红了，思绪不禁飞向58年前的那个夏天。

1958年7月2日临近傍晚，新会县大泽区螺山村的村干部跑到万运妹家中，告诉她和她丈夫，周总理来了！“一辆小吉普车，坐了7个人，一个干部因为挤得没地方坐，拿了个板凳坐在车上，看样子岁数也不小了，真辛苦。”万运妹对记者说，让她没想到的是，那个人竟然就是周总理。后来她听说，坐板凳是周总理要求的，为的是轻车简从，少用一部车。

1958年7月1日，周恩来冒着酷暑来到新会调研，一呆就是7天。

“这是周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后考察时间最长的一个县。”周恩来总理视察新会纪念馆副馆长林卫红对记者说。当时，螺山村23岁的“土专家”周汉华利用水稻与高粱杂交培育出5个水稻优良新品种，震动国内外。为此，周恩来专程来到螺山村。

当听说由于经费困难，周汉华缺乏必要的试验工具时，周恩来马上将带来的一盏空气电池灯送给周汉华，并手把手地教他怎么使用。得知周汉华科研需看时间，周恩来摘下自己的手表，送给这位“土专家”。

纪念馆的图片展展示了这7个昼夜里，总理与人民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他睡在县委办公室临时架起的硬板床；他拒绝吃小灶；在葵扇厂，他为正在扇面上烫画的工人扇扇子……“周总理真是人民的‘总服务员’。”林卫红说。

在这7天里，周恩来深入一线与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科技人员、归侨、侨眷、学校师生、医务人员促膝长谈。“他总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把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关爱传递给每个人。”林卫红说。她指着一张周恩来与几位农民的合影说，周恩来走到码头，看到几位农民上身打着赤膊，面有怯意，往人群外躲，就问身边的人这些农民是什么人。原来，这些人是挑粪工，担心自己衣衫不整、身上的味儿熏到总理，于是往后躲。闻此，周恩来主动走了上去，与他们握手，并合影留念，感动了所有人。

7月7日上午，周恩来迈步登上新会人民礼堂的讲台，向2000多名干部群众一口气做了3个小时的报告，鼓励大家鼓足干劲、革新观念、脚踏实地地推进工作。

林卫红说，演讲过程中，群众知道周总理来了，纷纷涌到人民礼堂，争睹总理风采。工作人员怕影响总理作报告，赶快把礼堂的门关上。周总理看到了，笑着对县委书记党向民说：“为什么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啊？”于是，礼堂的20多扇大门重新打开，侧门也解锁，门外的群众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整个礼堂爆满，两边的过道、后面的座位，满满的都是人，场外还有不少群众循声而至。

主持“广州会议”

“摘帽”讲话让知识分子如沐春风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20余次来到广东，有的是专程视察，有的是来此主持召开党和国家的一些会议，还有的是陪同外宾考察。

曾庆榴说，在众多会议中，不得不提1962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广州会议”，即“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以及“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那是老一辈知识分子们绝对难以忘怀的盛会”。这次会议是在党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困难后，开始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调整的总形势下召开的。

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最初是想制定新的科学规划，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主持。但是，聂荣臻到广州调研后发现，戴着“资产阶级”这顶帽子，知识分子们发言并不积极，会议氛围沉闷。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便报告周恩来。此前，周恩来已经安排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参加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并讲话。听了聂荣臻的汇报，周恩来决定亲自南下参加这两个会议。

这两个会议的召开，有一个重要的背景。

1961年上半年开始，党中央着手制定一系列有利于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条例。更为重要的是广州会议前夕，在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知识分子时，提出“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

3月2日，两个会议的代表齐聚羊城宾馆，周恩来作大会报告《论知识分子问题》。他否定了“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从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提出党和政府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团结知识分子。与此同时，他也强调，知识分子要加强自我改造。

因为要准备即将召开的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未等会议结束提前返京。3月5日和6日，陈毅分别向两个会议的代表转达了周恩来的嘱托。他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就给你们行‘脱帽礼’。”

“周恩来的讲话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知识分子正确理论和政策的代表，影响深远。”曾庆榴说，这番讲话让与会的知识分子们如沐春风。

批准创办广交会

大力宣传广交会，亲自当起讲解员

今年4月，第119届广交会如期在广州开幕。这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

广州能获得这样一个联通中国与世界的平台，也得益于周恩来当年的鼎力支持与精心呵护。

1956年，由于西方国家严密封锁，我国外汇紧缺，进而造成进口物资的短缺。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的建议被提出后，周恩来亲自批准创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1957年4月15日，首届广交会正式开幕，周恩来亲自视察了每个场馆。当港澳和东南亚等19个国家与地区的2735家客商穿着花花绿绿的服装来到羊城时，全国都为之轰动与振奋。

如今，流花湖畔的广州国际服装展贸中心正在谋求转型。这里曾叫广交会展览馆，见证了34载的广交会。首届广交会在原广州市中苏友好大厦举行，但由于展览面积长期不足，1973年初，周恩来亲自批准新建了这座当时来说规模宏大的广交会展览馆，1974年正式在此布展。

曾庆榴说，早期广交会的场馆建设、接待工作、货源保证、履行合同、安全保卫等等，无一不体现着周总理的亲切关怀，经他批示，推动解决了广交会工作中的很多问题。

据当年参与过会议接待、保卫工作的李沛、叶先立、赵正乾等人回忆，周总理还亲自为广交会当讲解员。1959年12月，中南五省（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协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周恩来会后带领70多名会议代表参观了广交会，并亲自作讲解员，大力宣传广交会，希望各位领导回去重视支持出口工作。

1967年4月，为排除各种干扰，保证广交会顺利举行，周恩来抵达广州协调各项工作。广交会一年两次，至今从未中断过。“这全赖周恩来总理的力挺。”曾庆榴说。

珍贵记忆

周恩来侄孙女周晓瑾：

爷爷要求周家孩子在艰苦环境磨炼成长

“这张照片是爷爷和奶奶在汕头拍的，是他们非常经典的一张照片，但是具体在哪拍的就不知道了。”日前，周恩来侄孙女周晓瑾随本报记者到潮汕地区寻找周恩来革命的足迹，看到汕头市东征军革命史迹陈列馆陈列的一张照片时说。

照片以竹林为背景，周恩来身着深色中山装坐在石凳上，邓颖超坐在他左后方，双手搭在周恩来的双肩上。“就是在我们陈列馆前面的小竹林前拍的。”陈列馆工作人员谢琼燕赶上来说，她还特地找出不久前汕头市档案馆提供的档案，证明果然如此。这让周晓瑾兴奋不已，立即通过微信向家中的长辈们报告，让全家都高兴了一把。

周晓瑾说，周家是一个大家庭，他的父亲周保常喊周恩来“七伯”。周家人多，自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家一直居住在广州。因此，周恩来到广州视察，得空就会让秘书通知与他们一家小聚。但往往时间特别紧张。“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到省委等爷爷，等了很久才收到通知说，爷爷接到北京的电话，乘飞机走了，他总是非常繁忙。”

她记得5岁那年，爷爷奶奶来到广州，奶奶让她给爷爷表演个节目，唱首《洪湖水，浪打浪》。但她害羞不敢唱，于是爷爷给她轻声起了头。慢慢地，她也不再紧张，爷孙俩一边拍手一边唱了起来。“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周晓瑾说。

“爷爷对家人都很亲近，但要求非常严格。”周晓瑾说，父亲告诉她，爷爷总是告诫周家的孩子不能依仗祖宗福荫做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要在艰苦环境磨炼成长。

2012年退休前，周晓瑾是广东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退休后，她决定打捞周恩来的岭南往事，撰写成书。“我原计划写18章，但是随着采访的深入，发现的内容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写到26章了。”周晓瑾说，这其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日前，周晓瑾还与记者一同走进广州文德楼3号楼二楼一个普通广州人家里，那是位于文德东路的一排黄色百年老楼。房子客厅正中挂着周恩来年轻时的12寸黑白照片，显示了房子与他的渊源——1925年10月末或11月初，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曾住进这里，直到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过，两人聚少离多。

从文德楼步行不远，我们又来到坐落于北京路342号的太平馆西餐厅。那里还保留着花色玻璃配黑色木门窗的“民国范儿”。1925年8月8日，张治中在这里设宴两桌，向朋友宣告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

周晓瑾说，采访中，很多人一听说是周恩来的后代来打捞历史，都非常热情，竭尽全力帮助她。“我知道，这都是因为他们对爷爷的爱太深太深。”她说。

专家视角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曾庆榴：

“周恩来的广东情缘是很深的”

南方日报：周恩来在广东的革命探索，对于当时的广东、我们党的工作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曾庆榴：周恩来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这些认识是在广东强化的，这些工作是从广东开始的。他领导创建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成为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他用政治工作缔造革命军队，使国民革命军面目为之一新，对保证两次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经验在后来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中被加以继承和发展。

周恩来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的很多探索与实践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主政东江，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主政一方。他努力引导人民参与政治，召开具有人民代表大会性质的会议，为民主政治的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意义不能被低估。

南方日报：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广东对于他意味着什么？

曾庆榴：周恩来的广东情缘是很深的，而这段情缘对他而言也是弥足珍贵的。他在此结婚成家，也在此历练和施展了军政才华。在“军”的方面，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做过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参与了两次东征，并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在军校的政治教育、军队的政治工作、战时的政治指挥中，周恩来的军事斗争思想不断形成，斗争经验不断成熟，这些都为他日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进而参与领导党的军队奠定了基础。

在“政”的方面，他曾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即地方行政长官，解散旧议会、惩治贪官、究治不法、组织人民代表大会性质会议、擘画地区发展蓝图。这些为他日后成为共和国总理，治理国家积累了经验。

南方日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20余次来到广东。这其中，有哪些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曾庆榴：应该说，这样的事还比较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1962年召开的“广州会议”，他为知识分子“摘帽”。当然，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广州会议后不久，由于党内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认识上的不一致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此事情很快发生变化。

但是，周恩来的观点后来得到了坚持。1977年8月，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便指出：“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再次为知识分子“摘帽”。

参考资料：

1.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曾庆榴、陈弘君主编：《周恩来与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陈汉初主编：《周恩来在潮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摄影（翻拍）】南方日报记者 郭智军 李细华 罗斌豪（除署名外）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