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过度严苛僵化的科研管理制度，实现行政人员从监管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换，充分相信广大研究者的投入热情与真诚，学术创新方能别开生面。而要进行有效的体制改革，首先要解除科研经费报销的死结。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科技三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6个案例谈论如何给科研人员松绑问题，引来现场科研人员的热烈掌声。6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松绑政策：一、简化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编制，将直接费用中多数科目预算调剂权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二、大幅提高人员费比例。三、差旅会议管理不简单比照机关和公务员，可根据工作需要，合理研究制定。

据悉，此前的相关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规定，间接费用可拨付一部分经费作为激励人员的绩效支出，但最高不超过5%，现在这一比例达到了20%，较之前提高了15个百分点。此外，在劳务费比例方面，不同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原本略有差别，一般是10%到30%。根据前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这一比例限制也将取消。一系列的改革，具体细致，并切中要害，无疑令广大科研工作者兴奋不已。

以基础学科的研究为例，主要的研究消耗并非实验室建设、器材原料购买，而是科研人员的脑力投入。尤其像一些人文学者，课题研究的成本主要是看不见的脑力劳动，同样是一本专著，同样的奖项，所付出的精力也很难精确测量。劳务费比例的不设限制，称得上是一场“及时雨”，对于许多基础学科的学者，连暗箱操作的空间都没有的他们，可以缓解之前绞尽脑汁使用经费的努力。

科研机构的报销流程十分严苛，“机票或者车票必须是往返的，如果不慎遗失一张，剩下的另一张不能报销；有往返交通费还不行，一定要有住宿费，如果是‘落地招待’，一定要会议主办方或者接待方出具证明‘住宿费由会议主办方承担’，否则交通费也报不了。”一位学者的无奈陈述，点出了目前科研经费报销体制的死结，即行政管理人员对于科研人员，采取的是一种完全不信任的态度。防火防盗防教授，大抵成了他们工作的准则。

在“科技三会”上，李克强总理举过一个例子，一位学者对总理诉苦，自己一年中有1/3的时间用于填各种表格，严重影响了科研的积极性。科研工作固然需要管理，但更需要的是服务，如果管理占去了科研人员如此多的时间，科研创新的效率又将低到什么地步？更麻烦的是，高校老师表示，财务其实也很无奈，被不知哪里来的指挥棒指挥得晕头转向，自己都没搞清楚，还要向老师们解释，“大家都苦不堪言”。

正如许多学者所期待的，总理的发言、国务院会议的决定，希望可以尽快落实，早日理顺被扭曲的科研管理制度。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一项改革的成功推行，决不是一纸文件就可以实现的，必须要依赖政策的落地、执行和后期反馈。要确保国务院出台的规定落实，起码需要越过部委、高校、学院(系所)三级行政机构，如果没有这些机构行政人员的配合，结果将不可想象。

一个需要坦然面对的疑问是，当习惯了事前审批的行政人员，需要转为服务和事后监督人员时，这些行政人员的角色转变能否及时跟上？工作性质、岗位的变化，机构的分流，这些调整都需要时间和技巧。假如没有这些措施，简单的政策下达，那么行政人员势必拥有自己的利益自主性，在博弈中，一线科研工作者们的利益如何捍卫，同样是一个问题。

因此，科研经费的管理，本质上涉及到科研体制的改革。李克强总理在“科技三会”上重点强调，要对科研工作减少干预，这就意味着要留出足够的空间给科研人员。但自由的空间不是自动生成，而是需要制度来捍卫。高校的教授委员会，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委员会，这些组织都需要真正运转起来，去监督、去反馈科研体制改革的每一步进程。因为只有上下联手，行政管理在科研体制中的角色，才能被真正理顺，才能避免本末倒置的情况再现。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标题】科研管理制度调整，重在扩展自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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