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琉璃厂一条街的字画装裱店，如今只剩三五家还手工裱画，其他都变成‘立等可取’的机裱。”这话出自琉璃厂“锦霞堂”老板，她显然清楚师父张旭光的脾气。

张旭光讲了，附庸风雅的外行人才会选“一槽烂”的机器裱画，他们“玩儿得低端”，根本不知道好好的字画经化学胶一磨，就很难再揭开重裱了。这是装裱行当的大忌。

“三分画，七分裱”，传统裱画工艺可考的历史已有1700多年，而今开始由机器代劳。这个时代，对纸张和手的特殊情分，简直如琥珀一般稀有地存在。

长年累月在故宫里修复字画，张旭光倒没被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搅动。他觉得踏实做着挺好。外面学生把他捧太高，他还有点别扭。

外祖父刘定之，父亲张耀选，再到他，祖孙三代裱画人。

张旭光说，理论上“纸寿千年，绢寿八百”，但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达到。文物之所以留存千年，靠的是一代代修复人为它“续命”。

一脉三代

张旭光性子率直，言行举止透着很浓的京味儿。一聊到家族情分，他的南方底色显露。

书画装裱分南裱和北裱，南裱又分帮派：苏帮、扬帮和本帮。本帮是上海，扬帮是扬州，而苏裱就是苏州。

张旭光的父亲张耀选为姑苏人士，是故宫书画修复组第一代开创者，因此故宫裱画室以苏裱为主。

1986年，二十岁出头的张旭光承袭了父亲的手艺，进故宫接班。

直到成家前，张旭光还习惯吃着清淡、偏甜的苏州菜。而二十几岁像一个分水岭，自此之后，他的生活习性转入北方风味，人生轨迹也变道为裱画匠人，再没回过头。

这个年纪，也是张旭光的外祖父刘定之独立开铺的岁数。

祖籍句容的刘定之年少时家道中落，14岁赴苏州当学徒。因天资聪颖，小学徒不出十年就在苏州开了家“晋直斋”，24岁又来到上海创办“刘定之装池”。

在民国，裱画行当颇受人尊重，但日子过得不甚富裕。刘定之雇了几个伙计，年底结账时常常发不出工钱，他只得把店里的材料送去当铺当掉。

刘定之渐渐誉满上海滩，可自己的儿子（张旭光的舅舅）个性调皮，对裱画毫无兴趣。思忖着这碗饭着实不易吃，刘定之的一身手艺没传授给儿子，而是选定女婿张耀选来承袭。

“我父亲干这一行是缘分，也有天分。”每每谈及父亲张耀选，张旭光的声调会稍稍扬高。

张耀选父亲为姑苏城里的评弹艺人，他辞世后，张耀选一直跟随丈人刘定之生活。后搬至上海，张耀选进入电报局工作。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国民党轰炸虹桥机场，日本人要调他去机场。因为内心拒绝为日本人工作，且虹桥机场危机重重，索性辞职回家。

在家闲来无事，他常去刘定之的柜上帮忙做着玩，一段时间后被老丈人瞧出了灵性和潜力，干脆留在自家铺里学装裱，从此承继了苏裱技艺。

心静，手巧——张旭光形容父亲。

手工艺人少不得悟性，当岁月轮回流到相似的节点，换由张旭光子承父业，基因起了作用。对于初学者来说颇感困难的脱纸工序，张旭光却上手极快，拿捏自如，一如外祖父与父亲当年。

上两代传承到张旭光手中的，有精湛的手艺，还有匠人的风骨。张旭光对刘定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其口头遗嘱：自己生前收藏的全部书画加信章，共五百多件，通通捐给上海博物馆。

直到今日，张旭光还是赞成外祖父的做法，“若留在家里，这些东西也不知会怎么样了。”

经手珍宝而不起歪心，走正道，这是传家的职业操守。

张旭光还记得，父亲曾接手过一件黄胄的画，揭裱时揭出了两层，旁边同事开玩笑说，修一修再加个图章，这多揭出的一层又能当作一幅完整作品了。

张耀选说，这一幅决不能留下，要么还给本主，要不然就立即毁掉。私自留着是对本主的不尊重。

朱墙宫深

“故宫平台好，能接触到许多文物。一辈子都干新活没有多大出息。”张旭光对工作单位满意。对传统裱画师而言，他们是逆向的旅行者，似乎越往时光源头回溯，才越能感到价值的存在。

1953年，故宫博物院筹建古书画修复室。刘定之在上海滩名头实在太大，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特意请他进京。工资都谈好了，每月高达300块钱。

北上两趟，刘定之无法适应北京干燥的气候，加上年事已高，因此拒绝了故宫的邀请。

张耀选主动提出进宫，又从上海找到几个苏裱匠人，故宫的裱画室就此正式成立起来。张耀选担任第一任组长。

父亲那一代修复过的好东西包括《清明上河图》、《五牛图》、马王堆的帛画……待到张旭光他们进故宫时，一级文物大多不需要修了。

张旭光有几样得意之作，2005年接手的《明代正统皇帝圣旨》便是其中之一。

甘肃省张掖市博物馆的这张明代圣旨为蜡笺纸——清朝中后期之后这种材质和工艺都渐渐失传了。

90年代，张旭光曾去外地调查过蜡笺纸的工艺，寻觅甚久，总算寻访到一个见过的老人，对方告诉他，当初做学徒时，师父一到关键步骤就把徒弟支走，所以他没能看到制作过程。

循着蛛丝马迹，张旭光尝试仿制过一些蜡笺纸。他做成了双面蜡笺纸，虽和市面上的截然不同，但效果不错，纸有很好的光泽。

2003年，故宫书画修复组接到《明代正统皇帝圣旨》。这道等级极高的“圣旨”被一直压在库房里，无人问津。中间曾有师傅领回来做，随即交回去——难度太大，无力修复。

两年后，张旭光接下这道“圣旨”。蜡笺纸这种加工纸防腐防蛀防霉，本身应当比较坚固，但眼前这张因严重受潮，被沤得异常残破。

“目前这么残缺的蜡笺纸文物，我可能是第一个成功修复的人，反正我还没发现第二个。”张旭光不仅自发研制出蜡笺纸工艺，还配出原圣旨失传已久的明黄色。

谈到这，他打开电脑，向我们展示“圣旨”的修前图：布满大小不一的残缺处。在修后图中，新补接的明黄色、字迹跟残存部分浑然一体。

张旭光眼睛微微眯起，嘴角愉悦上扬，又谦虚道，“仔细瞅着，颜色还是有点差别的。”

敢为人先的劲儿，父亲张耀选就有。张旭光印象中，宫里别人修不了的文物，都是张耀选独自上阵，“我父亲都把画心处理完了，才有别人去上手。如战国小帛画、马王堆的T型帛画。”

张耀选有次去古墓发掘地，因墓室进水，一张画贴到棺材板上了。张耀选下到墓里，从棺材板上把画“起”下来。回京后他骄傲地对张旭光说：“在棺材上裱画我是第一人！”

“我自己和父亲是一样的态度：‘再难的文物交给我好了！’就这一句话。老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我既然敢接它，就一定能修好。”遇上一级文物，张旭光心态平和，从不紧张、恐惧。同时他不怠慢普通文物，“往往越是民间等级不高的文物，就残破得越厉害。”

当被问及是否会在意文物值多少钱，张旭光的神情骤变冷峻。“裱画师为何要关心价格？文物修复必须一视同仁，莫问等级。”在他看来，哪怕本身一钱不值的东西，它还有属于人心的价值，比如祖传的记忆，珍贵程度无与伦比。

除了治愈纸的“残疾”，张旭光他们还会补救缺笔、掉色的书法和画。

从事裱画三十余载，张旭光并不会画画——多数裱画师都是如此。他得完全忠于原作，一笔一笔“接画”，绝不能进行“二次创作”。

匠人会有创造，但重点仍旧是传承，例如书画作品的配色很重要，“一件作品配色配好了，这个东西光鲜得很，你要配色不好，作品就给失去它的一些光彩。”

毫无保留

久居深宫，张旭光觉得碰上“旧活”或许还添些兴奋感，而做起新活，就是重复行走在寂寞、繁琐的工序上。静心踏实，难。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大热。张旭光反应平淡：“最近媒体炒作、领导重视，宫里年轻匠人可能还兴奋点。可过去就是默默无闻、心无杂念地做，真是一种无名英雄。”

他又加了一句：如今我的父亲还没我出名。

从业三十六七年了，张旭光也有烦闷之时。现在岁数大了，裱画又很费眼睛，干一会儿眼就花——40岁起眼睛就开始花了。

做得不顺利、不满意、不完美，张旭光也会发脾气，东西一搁出去了。“但过会儿还得回来，做了半截不能停呀，我们这行工作有连续性。”

张旭光原先身材有点胖，2013年带过一个培训班（16个学生），3个月一下子瘦掉9公斤。从早上8点一进工作室，一直到晚上10点，除了中午吃饭休息，为了照顾到所有学生，他几乎就在工作里来回转，一天走个十几公里不成问题。

在纪录片中，张旭光是个不苟言笑的严师。他对学生很严厉。“私下里怎么着都行，但学手艺一定要专心，不能马虎。”

张旭光讲了一个故事。培训班学员刚进来，水平参差不齐，他让大家先试试手，摸摸底。有一个学生手速快，一会儿功夫就把活做好了，张旭光走过去：“你挺快的，但这种东西，下次在我这儿不能出现。”

听到张旭光如此“冷酷”的评价，所有人都愣住了。那个学生问他为什么，张旭光答：你做的是北方裱，而我教的是苏裱，你们必须要跟着我走。

张旭光态度鲜明，既然由自己教，就必须为学生负责，把毕生所学的东西传授给大家。“毫无保留。”他重重吐出这4个字。

传统手艺人“教会徒弟，饿死师父”这条默认的铁律，到张旭光父亲那一代就彻底打破了。

先前张旭光调查蜡笺纸的经历也证实了一点：传统行当师父的刻意隐瞒、“藏技”，反而阻碍了优良手艺的传承。平日里许多外地学生遇上不明白的问题，给张旭光发条微信、短信询问工艺细节，他均毫无保留，一一详答。

因场地不够，精力有限，张旭光在宫外不愿多带徒弟。他曾被一个外地装裱铺老板整整磨了两年，最终被其诚心打动，收为学生。

张家同代仍有4个人尚在装裱行当。张旭光的姐姐和他同在故宫的一间工作室。从前故宫里的匠人群体，一眼望去全是亲属，父业子承。

张旭光说，近二十年这个传统不复存在，故宫规定，但凡沾亲带故者一律不得入宫。

张旭光希望让自己的女儿学裱画。打小女儿见父亲伏案工作，在一旁有模有样地玩报纸，可惜长大后并无兴趣。

近来母亲常劝她，未必以此为业，但不妨学下裱画技艺，就当玩儿，只别丢了就好。

修复字画三十多年，张旭光也会因宫中某些不足而心生遗憾——因盼其更好。当年父亲一手组建了这间裱画工作室，这份情感自然特殊：日日相伴的案桌、四季幽静的宫墙、失色残缺的旧物……古老手艺联结着家族血脉，羁绊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