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的饮食男女之钱钟书与杨绛（上）

文|@郭珊Shania

“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一部《围城》揭开了“婚姻”二字的“里子”，作者本人的私生活自然也惹人“索隐”、“附会”。钱钟书已有所预感，特意在《序言》里声明：角色子虚乌有，只是借题发挥，用来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这段话等于今日明星夫妇携手现身，粉碎外界的猜测。尽管如此，深信他就是方鸿渐、娶了孙柔嘉的读者大有人在，甚至还有女读者动了恻隐之心，写信自荐，欲取而代之。

大约40年后，杨绛在《将饮茶》中，就虚构与现实的关系，打了一个有意思的比方：“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

根据她的记述，《围城》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稿（注：钱钟书生于1910年，杨绛小他一岁）。这本书是他怀着“惶急”的情绪，在写《谈艺录》的间歇之间写成的。因为诸事缠身，又要写短篇，“兼顾不来”，平均每天只能写500字左右。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读到这一段时，忽然想起了王小波在给李银河的情书中写过的一句话：“我和你就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

当时，两人正寄居于上海避难，没有稳定的职业，靠代课和做家庭教师勉强维持生计。为了让钱钟书腾出更多时间创作，杨绛劝说他减少授课的时间，同时节省家庭开销。恰好女佣回乡，“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十余年后，钱钟书写了一组七绝赠给杨绛，其中有一首写道：“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称赞妻子才学出众，却因料理家务和成全丈夫而牺牲自己，为此感到愧疚。读杨绛早年的小说、戏剧，天分实不在“民国四大才女”之下。就在钱钟书写《围城》前两年，杨绛的话剧《称心如意》刚刚上演，名声大噪，沪上争睹。钱钟书正是某天夜里看完杨绛编写的话剧之后，忽然萌生出“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的。

文学评论家胡河清曾这样赞叹：“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董桥评价说杨绛的文章“有胆”，“沉稳，诚恳，悲天悯人”，甚至要比“太过油滑”的钱钟书“好一千倍”，“看杨先生的东西，要站起来鞠躬”。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杨绛的文字是真好，不是“玉碗盛来琥珀光”的醉人，而是“风吹稻花香两岸”的高爽，通透又劲健，为须眉所不及。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这就是钱钟书心目中的杨绛。正是这段“甘做灶下婢”的回忆，让我想到从钱家的锅头灶尾边上刮下些余烬，供人一窥这对文坛神话的日常面貌。

钱杨二人都出生于无锡名士之家，1932年春相识于清华古月堂。当时钱钟书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学生，而杨绛原本就读于东吴大学，因学校停课，借读于此。一见面，杨绛觉得对方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而钱钟书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彷如“蔷薇新瓣浸醍醐”，清秀、灵慧，一见倾心。第二次见面时，钱钟书特意澄清：“我没有订婚”，而杨绛也当即表明并无男友（据说杨绛的老同学费孝通为防止其他男性“染指”，故意让好友四处宣告“杨绛已有男友”的消息。）两人很快陷入热恋。

1935年结婚后，钱钟书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杨绛自费随同前往。杨绛在《我们仨》里谈到她与钱钟书的婚后生活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探险”。海外留学期间，因为钱钟书饮食习惯保守，不爱吃洋味儿的西餐，也不吃干酪，于是，下厨就成了两人每天最重要的“探险”项目之一。

两人为此特意找了一间备有家具、伙食自理的房间。因为条件简陋，只有电炉，连菜刀都没有，只能跌跌撞撞地从零起步，浅耕粗作。“买了肉，用大剪子剪成一方一方，用电灶煮，汤煮干了就加水”，然后把水倒掉，再加生姜、酱油等佐料，直到“顽固的犟肉”投降为止。接下来是逐步升级，用雪莉酒代替黄酒，用文火慢炖淘汰猛火强攻，汤也不再倒掉，只撇去沫子。结果“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钟书吃得好快活唷。”

再往后，两人买来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细丝，站在电灶旁边吃涮羊肉，又学会了焖扁豆，剪虾须，将咸肉和鲜肉同煮……“不断地发明，不断地实验，我们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

钱钟书虽纸上“油滑”，满嘴胡诌，但在生活中却是“拙手笨脚”，不记得生日，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每次打翻了墨水瓶，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时，都像个闯了祸的小孩一样苦着脸向妻子求救。而每次杨绛的回应都是同一句话：“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

但在吃的问题上，钱钟书不仅上心，还颇为灵通。搬入新居的第一个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他已悄然起身煮了“五分钟蛋”，又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他将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早餐连带黄油、果酱、蜂蜜，铺了一桌，请妻子坐在床上享用。杨绛感叹道：“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

30多年后，1972年早春，两人从干校回京不久，钱钟书为了做早饭，生平第一次学会了划火柴，烧炉子。那顿饭他熯了爱吃的猪油年糕，听了杨绛的称赞，明明“满面得色”，却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

1937年5月，两人的独女钱瑗在牛津出世。这一天，钱钟书来医院看了杨绛四次。因为交通不便，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最后一趟才坐汽车回去。接了妻子出院回家之后，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杨绛九旬之年写《我们仨》时，对这碗半个多世纪以前自出机杼的蚕豆鸡汤，仍念念不忘。

除了腹中的冒险，两人每天亦出门“探险”。他们逛遍了牛津的学院、公园、郊区、教堂、闹市、店铺，课余一起跑图书馆，一起看书、谈诗，约师长、同学喝下午茶。

两年后，钱钟书取得文学学士（B.Litt.）学位（注：杨绛文中原译为“副博士”，晚年予以了纠正），随后赴巴黎大学游学。两人依旧做他们爱吃的家常乱炖，“用大锅把鸡和暴腌的咸肉同煮，加平菇、菜花等蔬菜”，“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两个年轻人依旧“不谙世故”，“不合群”，“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和相投的知己却可以不避嫌、没正经地调笑取乐。钱钟书关起门来继续当他的大小孩，趁杨绛午睡时用浓墨给她开花脸，和女儿一起调皮捣蛋。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两人染上了喝英式红茶的癖好。后来国内买不到“立普登”（Lipton）茶叶，钱杨夫妇就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拼在一起，称之为“三合红”：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

钱钟书曾这样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某种意义上说，“三合红”可视为两人关系的一个象征。而对杨绛来说，三合红茶叶则代表着两人“当年最快乐的日子”。虽然偶尔也会为某个字词的发音之类的小事怄气，但很快就能“求同存异”，言归于好。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我们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个天地。”

我不禁想起海明威《流动的盛宴》：“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却很年轻，这里什么都不简单，甚至贫穷、意外所得的钱财、月光、是与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边的人的呼吸，都不简单。”

“那时候我们很穷，却很幸福。”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牛津和巴黎时光的确是钱杨夫妇人生的初唐：灞桥柳，曲江池，绣岭雪，雁塔风，月如练，香成阵。屐痕过处，步步是诗。最美的年纪，最好的地点，最对的人。一切可遇不可求的事，都被他们遇到了，一切才刚刚开始。

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姻缘上太过于幸运，所以后来才会半生多事，中年离乱，不停地偿还年轻时预支的美满？

【来源】珊珊来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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