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的一天上午，深圳武警边防部队总医院骨科医生唐敏正在门诊室接诊。电话响了。

“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第三支赴利比里亚的队伍将要出征，我们医院要派两名医生，你报不报名？”电话是科室主任打来的。

“报名。”唐敏不假思索地回答。

当时，地处非洲西部的利比里亚正值埃博拉病毒肆虐。中国在组建第三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部队过程中，发现缺乏热带病防治方面的医疗人才，遂向深圳武警边防医院申请借调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深圳武警边防部队总医院考虑到实际需要，挑选了内科、外科医生各一名，分别是乔丽华和唐敏。他们没想到一去就是一年。这是中国外派执行任务的武警边防部队中任务期最长的一次。

根据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指令，中国防暴队主要承担固定哨位值守、日常巡逻、联合巡逻、重大活动安保、应急处理突发事件、要员警卫等勤务任务。最终，中国第三支赴利比里亚维和防暴队荣获联合国授予的“和平勋章”，记集体一等功，来自深圳的唐敏和乔丽华分别记个人二等功。

当记者见到他们时，两人已回到深圳休整了一个月。脱掉了戎装和白大褂，他们只希望和家人在一起。

乔丽华年迈的母亲仔细端详着她，老半天才说“瘦多了”。当初临行时，乔丽华的女儿一肚子埋怨：“我都要中考了，你丢下我不管！”这让乔丽华格外愧疚。

而唐敏休假期间带着家人去了西藏。旅行途中，他不忘把照片发给记者分享，照片上是巍峨的布达拉宫和宁静的苍穹。此时，他正尽情享受着和平带来的安祥。

出征：“包裹山”里翻找手术器具

2015年3月11日凌晨4时，中国第三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队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大家只看到星星点点几处指引灯，其余一片黑暗，这和此前飞行途经比利时布鲁塞尔时看到的灯火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乔丽华心里凉了一截。

舱门打开的那一刻，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直接把队员们又“推”回了机舱。利比里亚靠近赤道，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常年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连习惯了深圳湿热气候的乔丽华和唐敏都倍感不适。然而没有时间适应，当天下午，队员们就开始了维和防暴勤务。

防暴队严格的体能和技能培训早在2014年9月就开始了。乔丽华和唐敏随其他队员来到位于河北廊坊的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在那里，他们接受了8个月的特战训练。“虽然你是后勤医务人员，但首先是一名战士。”这是二人从训练之初就常常听到的一句训话。

每天清晨，队员们身着四五十斤的装备，背着防弹衣，带着防弹头盔，奔跑在廊坊的原野上。

秋冬的廊坊空气干燥，灰霾严重时，能见度只有两米。乔丽华到基地第二天就开始咳嗽，每天训练结束，手一摸，鼻子里面都是黑色的粉尘。

除了体能，训练项目还包括射击、突发事件处理、战术、要员警卫等。最终，中国第三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历经五次选拔、六次集训，于2014年12月以全员全优成绩顺利通过联合国甄选评估，获得派出资格。

谁知防暴队一到利比里亚就遭遇突发情况。在机场附近的临时住所，后勤战士崔为冬在打扫床下卫生时，破旧的钢丝折叠床支架滑落，他的右手小拇指瞬间被狠狠地一夹，第一指关节基本被夹掉。

“糟了！”身为随军外科医生的唐敏心头一紧，伤口必须马上处理，否则有截指的风险。由于是中转时期，麻醉药品和手术包都还堆在仓库，和3吨重的物资混在一起，唐敏立马决定：“找！”于是，他领着其他医生在小山一样的包裹里一件一件地翻找，硬是把这些器具找出来。

一个半小时后，清创缝合手术在食堂的餐桌上进行。伤口在指甲中间，针扎不动无法缝合，于是唐敏用烧红的注射器在指甲上烫了四个孔，完成了缝合。从此以后，崔为冬称自己是唐敏在防暴队的“刀下第一人”。

如今，崔为冬的伤已经痊愈长出了新指甲。他说：“我拆线之后每天都要换两次药，有时工作一忙起来就忘了，总是老唐用对讲机呼我过去换药。”

救治：自当“小白鼠”测试医疗仪器

蒙罗维亚只是中国防暴队的中转站，停留一天后，140名中国维和官兵才全部分批进驻任务区格林威尔。

乔丽华、唐敏和其他3名医生的工作地点是营区的“战地医院”，位于营区外东南角，是个独立的小院。

“战地医院”和营区其他宿舍一样，是工地安装的板房，隔音隔热极差。每次下暴雨，屋里人说话都要大声吼才能听得到。在暴雨和烈日的交替煎熬下，房顶开始漏雨。借来叉车上房顶维修也是唐敏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按照规定，医疗所用的仪器每半年要校准一次，但“战地医院”没有这个条件。为了测试这些仪器还准不准确，唐敏自愿当起“小白鼠”，用仪器给自己测试血常规、尿常规等项目，结果出来一看，各项指标都是异常，再找了其他几个队员测试，还是如此。唐敏叹气，“本来就没多少设备，还都不能用”。最终只有血常规、疟疾、艾滋病三个检测设备在医院发挥着作用。

当地一年到头多半是雨季，四处积水，只要一天不消杀，蚊虫就会肆虐，极易带来疟疾、登革热、黄热病等热带病。

每天早晚，医生们都要穿上厚重的雨衣雨靴，携带14公斤重的消杀装置在20000平方米的营区进行消杀。每次消杀回来，乔丽华的雨衣、雨靴里都能倒出两斤汗水和雨水。

由于设备简陋，有20年临床经验的乔丽华更多的是凭经验看临床症状来诊断。她悉心治疗每一名前来战地医院就诊的队员，大多很快就康复了。有一个患疟疾的小伙子，病情反反复复两个多月未能痊愈，乔丽华始终跟踪观察他的病情，直到任务期结束。

到“战地医院”就医的不止中国防暴队员。2015年5月26日，当地一家南非的GVL橡胶公司发生骚乱，一名公司主管与当地劳工发生纠纷，遭到绑架，被中国维和防暴队解救出来。

当人质被送到医院，乔丽华和其他医生早已准备就绪。这名来自南非的白人主管是个“像重型坦克一样”的大胖子。由于他被绑架期间遭到了威胁和殴打，脚肿得无法行走，瘦小的乔丽华和另一名医生吃力地把他从车上搀扶下来，“挤”进急救室的门。医生对他的各项检查进行地格外困难，好在病人除了皮外伤并无大碍。

唐敏回忆，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的一名乌克兰飞行队员踢球时扭伤了脚，在中国医生的帮助下很快痊愈了。乌克兰的营区与中国的相邻，飞行队员们闲暇之余用铲车在一块空地上推出一个足球场踢球。虽然语言不通，但不妨碍中国防暴队员成为他们的“球友”。唐敏笑称，第一次见面因为不会说对方的语言，只能回应一句前苏联电影里学来的蹩脚俄语“达苏达尼亚”（同志）。

这句“同志”叫得没错。中国第二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就和乌克兰飞行队共同抗击埃博拉。2015年9月1日，第三支赴利比里亚防暴队邀请乌克兰飞行队代表共同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表达共同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

出勤：穿越雨林沼泽去偏远部落

唐敏经常作为随队军医参加外出勤务。每天早上，中国防暴队的3辆吉普车相继在格林威尔郊外的山路上颠簸行驶，尘土飞扬，看不见前面的车辆。路都是坑坑洼洼的黄泥巴路，车上的人胃里翻江倒海。

防暴队经常要徒步穿越雨林沼泽，深入偏远部落或治安环境复杂的矿区。不少民居是用树枝、茅草和着泥巴搭建起来的。由于当地是一夫多妻制，一家有十几口人，挤十几平方米的茅草房里。“一家子从屋里出来，男男女女都很年轻，看不出谁是父母谁是孩子。”队员们说，当地人人均寿命短，出勤中见到的几乎都是年轻人，很难见到60岁以上的老人。

利比里亚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多年的内战彻底摧垮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农业也无法自足。“很少见到当地人耕种或从事其他劳动，饿了就在树上掰一个香蕉吃。”唐敏回忆，在巡逻中，队员遇到最多的就是当地人来要吃的。起初队员们还会给一些，后来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来要吃的，也就无能为力了。

当时，埃博拉疫情尚未解除，政府张贴的防疫宣传随处可见。人们见面不再握手，而是彼此碰碰肘关节打招呼。据唐敏介绍，当地有个风俗，人离世的时候亲戚朋友们要挨个吻别死者，这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后在政府的宣传下，很多人改变了这一习俗。

途中，妇女们在河边洗衣服见到中国防暴队的车路过，热情地打招呼。很多妇女赤身裸体，让一时不适应的唐敏和其他男队员“羞得满脸通红”。但在高温下也时常看到有人穿着羽绒服哆哆嗦嗦坐在路边。“当年格林威尔地区医院就诊人数1万多人，75%—80%都是疟疾。”唐敏说。

因为内战，利比里亚的卫生防疫系统几近瘫痪。唐敏说，在格林威尔地区只有一家医院，“像我们的社康中心那么大”，没有X光机，没有心电图仪器。

某次，一位当地警察前来求医。他被工地上堆放的木材戳伤了脚，已经两个多月了。唐敏看一眼他受伤的脚，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是骨髓炎，整个脚都烂透了，脓水往外冒，踝关节基本保不住了”。唐敏说，这种伤情在有医疗条件的情况下及时就诊两个礼拜就能基本治愈。

当地人时常光着脚，但不少人攒钱也要买一双足球鞋。球鞋用鞋带挂在脖子上，光着脚走到球场，开始踢球时才穿上。踢足球是利比里亚人酷爱的运动。

中国防暴队队员特意用钢管焊接了一个球门送给当地的学校。学校是一间平房，六七间教室，几十个孩子，没有操场，找一块平地就能踢球了。

防暴队员李斌臣说，在执勤中，他们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她告诉队员们自己想要上学，需要一个笔记本。大家一直记在心上。过了一段时间，防暴队又要到小女孩所在的村庄执行任务，但人员换班了。新一批队员们带着战友的“嘱托”，对比着照片最终找到了那个小女孩，把笔记本送到她手中。唐敏说，这样的故事并非个例。

队员们留有不少当时的照片和视频。其中一个视频里，当地民众和防暴队员一起用中文说出了“五星红旗”四个字，并对着中国国旗竖起了大拇指。鉴于中国防暴队员的优秀表现，2015年12月1日，联合国授予全体队员“和平勋章”。

生活：过春节终于吃上冬瓜炖排骨

在营区，乔丽华经常透过窗户眺望远处的大西洋。蔚蓝色的天空飞翔着各种颜色的海鸟、老鹰和燕子。由于未经开发，当地保持着原始生态。

唐敏则喜欢看海边皮肤黝黑、身材健美的当地人乘独木舟驶入茫茫大海。中国防暴队员被禁止下海。据联合国通报，有一支维和防暴队的飞行队员在游泳时被海浪卷走。“和我们去的度假海滩不一样，那海浪像有吸力一样把你一个劲往里拖。”唐敏说。

在艰苦而枯燥的生活中，防暴队组建了武术队、龙狮队、锣鼓队，开设了维和图书馆、战地影院、广播站、讲坛，定期举办文艺汇演和体育比赛。早晨的训练结束，队长老贾一拍大腿说：“哎呀，早茶时间到了！”队员们闻声前来，十分惬意地打打牙祭：熬一碗小米粥，煮一锅牛奶。

到了中国春节，队员们难得放5天假期。出乎意料的是，同在异国他乡的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张越从蒙罗维亚赶来和防暴队员们共度春节，称赞队员为“穿军装的外交官”，并且还带了一个自己种的大冬瓜作为新年礼物。一年没怎么吃到蔬菜的防暴队员终于吃了两顿冬瓜炖排骨。

联欢会上，乔丽华参演了山东秧歌《茉莉花》。当男演员吹奏的葫芦丝响起，大家眼中沉稳专业的大姐乔丽华和另一个年轻姑娘一起翩然起舞，红绸的折扇翻飞立刻把春节的热烈气氛搅动了起来。

在防暴队的女队员中，乔丽华是年龄最大的，队里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每天都“乔姐乔姐”地叫着。有的姑娘和远在家乡的男朋友闹别扭了也来找她开导，小伙子们想念妻子和孩子也来找她唠唠家常。

唐敏这时候最想给家人打个电话，但营区仅有的信号常常被其他打电话的队友占用，根本拨不出去。在营区，手机接收不到信号是常事。队友时常相互调侃：“有信号吗？你拿着手机往天上一扔，再接到手机就能收到信号了。”

机灵开朗的唐敏是队员们的“开心果”。他调侃自己来之不易的春节假期也“泡汤”了，大年初一接到任务，要到200公里以外的印度防暴队营区执勤。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和家人联系的唐敏终于和父母通上电话，笑着告诉他们：“过年了，我们要离开营区去别处游山玩水了。”他并不愿意把执勤的事情告诉年迈的父母，“否则他们心里肯定又‘咯噔’一下”。

队员们“最难熬”的时候是在利比里亚的第8个月。因为那个月，他们得知防暴队的任务期从8个月延长到了一年。唐敏说：“我们一想到还要多呆4个月，就觉得特别难过，时间特别特别漫长。”

回到中国后，乔丽华的女儿见到分别一年的妈妈，和往常一样平静地聊天。乔丽华心里知道，不善于表达感情的女儿肯定会非常难忘这段没有她陪伴的岁月。

唐敏瘦了十几斤，皮肤晒得黝黑，越发像“非洲土著”。他表示，这样的经历虽然难得，但回家的感觉真好。迎接他的妻子满脸泪水，说：“他去参加维和集训的那一天，正好是儿子上小学的第一天。他出征去利比里亚维和的那天，恰恰是儿子的七岁生日。”

在营区的这段日子，队员们也过生日，防暴队各分队每个月轮流举办一次集体生日会。生日蛋糕是防暴队的厨师做的，烤好的蛋糕抹上酸奶酪，再摆上联合国供应的水果，虽然不怎么好看，吃起来还是香甜的。围坐在一起，大家轮流许下生日愿望，祝福朋友和家人。

唐敏许愿也不忘幽默，说：“我祝愿世界和平。”

【策划/统筹】李荣华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李荣华 实习生 穆玉洁（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