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列席检委会，这是怎样一种改变和突破？浙江省的这一举措为新一轮司法改革带来了什么新变化呢？

日前，浙江律师陈诚作为嫌疑人的辩护律师，被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邀请列席检委会，在会上，检委会委员与其面对面沟通，听取她的辩护意见，这也是浙江省检察机关首次邀请律师列席检委会听取辩护意见。4月29日，杭州检察机关与相关部门会商，提出“检委会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可以邀请辩护律师到场发表意见，检委会应当认真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律师列席检委会以前不多见，以后可能会相对多一些。浙江此番尝试得到外界关注，按照官方描述，是基于“构建新型检律关系，依法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最大限度保障人权”。控辩双方，应该有怎样的关系，或者再进一步，控辩审三方又该是怎样的法律关系，刑诉法对此有明确的界定，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量，各司其职、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最基本的关系描述。表面看来，控辩双方在庭上基于制度设计而显现出针锋相对，庭外甚至案件尚未进行审理阶段，控辩双方的关系也该大体相类，实践中甚至不乏剑拔弩张。此次浙江实践使得画风一转，律师被邀请列席检委会，或许看起来有些突兀，但并非没有法律依据可循。

刑诉法所载侦控审各方的法定职责，非常明确要求“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罪与非罪、罪轻罪重都在侦控审的证据收集范畴之中。一桩刑事案件，进入司法流程，其辩护律师所提出的罪轻甚至无罪的辩护意见以及相关证据，侦控审机关都应依法审查。律师受邀列席检委会(包括审委会)，首先基于收集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证据的需要，其次则是出于程序和权利对等的需要。检委会、审委会作为现下检察院、法院内部议事机制的设计，以往的模式停留于“闭门会议”的格局，即便有列席人员，也多向侦控审这类“兄弟机关”开放，律师和嫌疑人、被告人一方的表达、陈情权利被忽视。而更要命的是，以往检委会、审委会的决议又常常对案件走向起到决定影响。

辩方缺席，是检委会、审委会模式被诟病的原因之一，但又不是唯一。2011年，云南文山“公安局长列席检委会”机制被最高检叫停，侦控审三方负责人的彼此列席做法，症结所在，是其使得法定庭审程序形同虚设，法律程序的实质推进不在法定程序中，却受内部协调机制左右。“庭审虚置”是本轮司法改革力图改变的司法顽疾，也是对检委会、审委会机制反思和改造的原因。一边是检委会、审委会讨论案件的大量压缩，2015年9月，最高检出台完善司法责任制的文件，对检委会讨论案件范围作了明确，即本院办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最高法亦有类似文件出台；另一方面，在检委会、审委会依然日常运转的前提下，改变相关议事程序的封闭现状，引入律师列席不失为一种尝试。

律师列席检委会的浙江实践，或也是探索保障律师执业的具体方式。2014年12月，最高检出台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其第8条申明“依法保障律师在诉讼中提出意见的权利”，要求检察机关“主动听取并高度重视律师意见”。听取律师意见，当然不一定非要见面，律师提交“不构成犯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无社会危险性，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形等书面意见”，即便不列席检委会也应当被认真听取和回应。同理，列席审委会，面对面提出的意见，能否真正得到重视和回应，同样需要具体化的实践检验。

新一轮司法改革推进，检委会讨论案件数量在减少，律师列席检委会也不可能成为每个案件的一体“待遇”，但律师提交的各类意见能否被听取、能否有回应，包括厘定回应期限、不回应的救济渠道和法律责任等，则需要制度层面予以保障。当然，控辩对垒，终究要进入法庭，诉讼程序的推进，庭审的实质化运转，终究要依赖控辩审三方的谨守本分，各司其职，忠于法律，排除干扰。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标题：律师列席检委会，权利对等才有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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