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的名字来，海内外有不少人都知道是一位宣传文化人和较为资深的传媒人。更为熟悉一点的朋友，则还知道我是一位地道的潮汕人（家乡是澄海隆都）。而很少人知道六七十年来我对潮乐和潮剧的喜爱并有着密切关系。

  从小酷爱潮州大锣鼓到成为“打鼓师傅”

  记得解放前和解放初期，乡村里过年过节最热闹的是游老爷（游神）和游潮州大锣鼓。长长的队伍沿着乡道缓慢有序地行进。经过挑选的漂亮姑娘们扛着彩旗彩标，排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接着是由青壮年男子组成的大锣鼓班。大锣鼓班的中间是古雅的鼓亭和司鼓师傅，后面紧跟着唢呐、横笛、琵琶、三弦等乐手。无论是打击乐手、还是吹奏和丝弦乐手，都听从司鼓师傅的鼓点指挥。他们紧密配合，一路上变换各种节奏和姿势，不断演奏出许多动听的潮州大锣鼓乐曲，让整个乡村的新春佳节充满隆重、欢乐的气氛。这个时候，我一定与几个要好的小朋友跟在大锣鼓班的旁边或者后面边听边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潮州交响乐——潮州大锣鼓。

  游神过后，锣鼓班的锣鼓一般都停放在祠堂客厅里，我和几个小朋友就去偷偷地敲呀打呀。直到大人听见了，才把我们这些“偷打锣屎”的顽皮仔赶走。于是，我们这几个顽皮仔还会各自回家拿锅盖当钹，面盆当鼓，学着锣鼓班的样子“演奏”起来，过过大锣鼓瘾。结果当然免不了给家里的大人大骂一通。终于，我们又想出一个办法：到渔塘里或者到村头的垃圾堆拾被废弃的破面盆、锅盖。我们一帮顽皮仔有了自己的“锣鼓”了，就会在江堤下或者村边的树林里自由自在地玩起来。多数情况下，只要各人都做好家长规定的放牛、看鹅家务，大人们听见、看到了，只是笑笑而已，并不多加干涉。

  解放后，农村分地分田，然后又搞互助组、初级社。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我也从一个放牛娃变成一个小学生。那时候，农村游潮州大锣鼓的机会也多起来，除了过年过节，欢送公粮、慰问军属、国庆节等，各乡村都要热热闹闹地游大锣鼓。而且，在游行之前，锣鼓班都要预先练习。这也给了我这个“大锣鼓迷”更多的学习机会。耳听目看心想，我终于逐步能背诵好几条锣鼓诗。每逢学校放假或者农闲，我们那帮顽皮仔总会聚集起来，由我牵头组成一个特别的“潮州大锣鼓班”——一个旧的箩筐，上面装上破损不那么厉害的破面盆当鼓，箩筐边上插上树青，由我当“打鼓师傅”，再有几对敲打破面盆（锣）、破锅盖（两个就当成一对“钹”），学着大人游大锣鼓的样子，在村头的韩江堤顶游行起来，让大人们高兴地笑歪嘴。

  1956年的潮汕农村经历统购统销、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政和道畅。我们澄海成为全国亩产千斤县。可是，夏收的时候，却有的高级社、生产队社员忘了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精神，大手大脚，往往把不少稻谷、稻穗遗弃在田里。我们小学响应县政府号召，组织学生们到已经收割的田间去拾回被丢弃的稻谷交公，开展勤俭爱国精神教育。几百名小学生你一小篮、我一小袋，一个农忙假下来，整个小学竟然拾回好几百斤稻谷，在篮球场年晒干之后，学校领导策划如何光荣地送到隆都镇粮所交给国家。有人提议说，最好是组织一班学生的大锣鼓来欢送爱国粮。可是，学生里面谁会打鼓呢？结果，就把我推荐出来。

  那一天，阳光灿烂，隆都前沟小学的老师领导着大锣鼓班开路，十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挑着金黄稻谷，向隆都镇政府所在的店市出发，一路上锣鼓喧天，喜气洋洋地去交爱国粮。而我领着的少年潮州大锣鼓班，真正是真鼓真锣地热闹一番。就这样，我这个从打破面盆起家的“打鼓师傅”，也就出了名。

  1959年是新中国的国庆10周年，全国从上到下都在准备轰轰烈烈地庆祝一番。隆都公社领导要求中学到时要出一班潮州大锣鼓。那时，我已经是隆都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听知这个消息后便向班主任和学校领导请缨组建中学的潮州大锣鼓班，得到大力支持。锣鼓是公社和学校出证明向各生产大队借的，学校从各年级抽调了20个对潮州大锣鼓有兴趣和有一定基础的男生，在我的带领下利用课余时间认真进行排练。

  十月一日国庆这一天，素有商通八方的隆都店市镇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游行队伍中，由上千名师生组成的隆都中学队伍尤其引人注目。我们学生青少年大锣鼓班更是让人刮目相看。

  自此之后，隆都公社凡是有什么节日庆祝、春节拜年、慰问军烈属等活动，都要求中学出大锣鼓班和舞狮队。我从初中到高中毕业的6年中，也就成了中学里和店市镇闻名的“打鼓师傅”。上个世纪80年代，我已经在深圳市委宣传部工作，回老家探亲的时候到店市镇旧地重游，竟还有店铺的老人认出我是“中学的打鼓师傅”。

  差点成为潮剧的专业工作者

  我不但从小喜爱潮州大锣鼓，同时也很喜欢潮州音乐。但是，学潮州大锣鼓可以唸鼓诗到从打破面盆学起，学潮州音乐必须要有弦、琴等乐器。只读弦诗而没有乐器进行实际练习，是学不会的。

  六十多年前，一个贫下中农的家庭自然买不起弦、琴等乐器。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就想办法用竹筒、竹子柄、剑麻丝加上田鸡皮自制一把竹弦。放学回家，或者农闲的时候，我就关起门来拉我的竹弦。那个时候，肯定是十分之难听。所以，经常惹得村里的大人、阿姆阿婶一听就总是笑着说：“阿松营又是在踏车了”（过去农田灌溉用水车，车轮与车椅之间如果缺少滑润油，运转起来就会发出很难听和特别刺耳的声音）。

  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方面是，我对自制的竹弦不断改进加工，使之发出的声音不再那么难听，而且会越来越好听；另一方面是我的拉弦技巧也不断有所进步。终于，村里的弦乐组拉我入伙，农闲时候参加大家一起娱乐。在中学里，我还经常与几个对潮乐有兴趣的同学切磋弦艺。为了提高自己的潮乐修养和演奏水平，我不但通过听、看，认真学习，并且把很难得的一角几分钱用于到店市的书店购买汕头潮乐改进会编写的潮乐知识和潮乐简谱，回到家里认真学习。

  值得怀念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隆都中学有几位很好的音乐老师，其中尤其是堪称潮乐大师的陈旭老师。陈老师出身于海内外著名的陈慈黉家族，自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又有优越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不但懂西乐，对潮州音乐中的琴、弦、箫、笛、唢呐、琵琶，样样精通。他见到我对潮州音乐特别感兴趣，经常对我进行指点、帮助，甚至把学校唯一的一架扬琴借给我练习。有了老师的支持和帮助，我在潮乐修养和演奏水平上才会有很大提高。

  从我的老家前沟村到店市镇的隆都中学读书，约要走10里路程。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天还蒙蒙亮，我就背着书包出发。一路上人稀野静，我总是一边走路，一边背诵古文古诗、或英语单词，或者背诵潮乐弦丝。下午放学回家，往往也是如此。年轻时代的记忆力是很好的。至今，我还能够背诵上百篇的古文、古诗。潮乐丝弦的“昭君怨”、“寒鸦戏水”、“狮子戏球”、“平沙落雁”等等，至今也一听能详。

  1961年，澄海县要举行一次民间业余的文艺汇演。隆都中学的陈旭老师把澄海中学郑老师写的一个关于澄海人民革命故事的剧本，改编成潮州歌剧《红缨枪》，准备参加全县文艺汇演。学校对此十分重视，提前一个学期就专门抽调一批老师、学生成立剧团。我已经是高中一年级学生，也被点名到剧团的音乐组当司鼓。

  打大锣鼓和在潮剧里司鼓是大不一样的，我必须从头学起。首先是靠陈老师精心地指教、帮助；再就是靠自己认真努力学习。那段时间，店市戏院演出潮剧，我一定想方设法去戏班看司鼓师傅如何司鼓指挥。本村或附近乡里做戏，我则会千方百计去钻棚角，在锣鼓畔看司鼓师傅的司鼓和指挥动作。至今，我们乡里还有老人记得我不顾天寒地冻钻在戏棚角锣鼓畔看师傅司鼓的情景，当佳话笑谈。其实，五十多年前，就有不少人把我对潮州音乐的痴迷当笑话。笑话归笑话，我经过勤学苦练，很快就掌握了潮剧司鼓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在隆都中学剧团里担当起司鼓的角色，并且带出了一个“武畔”班子。

  学校剧团是业余的，老师和同学们排练的时间安排，必须尽量不影响正常教学工作。因此，多数是利用星期天回学校参加排练。剧团的排练一般都在中学里的陈厝祠大厅，最后的一次彩排，是晚上，在中学里文祠内的大天井。隆都公社的几位主要领导亲自到场观看和提出改进意见。记得彩排后，公社书记专门问校长：“打鼓师傅是从外头请的还是学校自己的？”当得知是学校自己的学生时，他很高兴，还专门同我握手，给予鼓励。

  全县的文艺汇演场地是澄海城内新建的大众电影院。到9月底排期演出的那一天早上，剧团的老师、同学集体从中学走路出发，大家情绪都很好。从隆都店市到澄海城要过渡，还要走近四个小时的路程，小件道具由我们随身带，大件道具则由学校雇请店市运输社负责运送。由于我们是远道，县里照顾安排在当晚第一场演出。所以，我们到达县城后，吃过午餐，下午就抓紧去看场地，布置舞台。

  晚上，我们隆都中学的潮州歌剧《红缨枪》演出的时候，剧场里真的是座无虚席。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一边司鼓一边还不断观察台下观众席上的情况。人们除了认真、静静地观看，还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参加澄海汇演回学校不久，陈老师就找我，说：县和专区有专家和领导认为你在潮乐方面很有基础，如果愿意的话，学校可以推荐你到汕头戏剧学校去学习。我听了很高兴，但又犹豫起来。高兴的是，我对潮州音乐和潮剧特别喜欢，能到正规的戏剧学校学习、深造，真是求之不得；犹豫的是，我除了很喜欢潮州音乐和潮剧，还特别热爱文学，有一个理想是高中毕业后考大学，将来当文学家。而从当时的现实情况看，自己还是很想去戏剧学校学习的。

  我当天兴冲冲地回家向父亲汇报，也讲了自己的想法。谁知我父亲一听，马上不高兴地说：“好市去戏剧学校读书、做戏？你如果不想继续在中学读下去，那就回家扛锄头种田好了。”

  也就是这样，我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潮乐和潮剧的专业工作者。后来听说，当时和我在中学业余剧团里的二弦、扬琴、提胡乐手同学，后来都到汕头戏剧学校深造，毕业后成为专业的戏剧工作者。

  五十多年来对潮乐

  和潮剧痴迷不改

  我中学毕业后考上大学，离开家乡至今50多年了，而对潮乐和潮剧的热爱如初。正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我开始是在湛江的一所国家的部属学校读书，学生是从中南五省招来的，老师也都是来自五湖四海。1965年春节的时候，学校举行文艺汇演，要求各专业班级都要出节目。我是班长，必须带头完成任务。刚好班里有一位潮州籍同学叫曹映高，笛子吹不错。我就找他合作。我用扬琴，他吹笛子，来一个潮州音乐演奏。音乐是没有地区和民族语言界限的。一曲潮乐《昭君怨》合奏，让礼堂里的师生们听得入了神。台下不断高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于是，我们又来一个《粉蝶采花》……

  我于196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海南白马井的国营南海水产公司当工人“接受再教育”，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到公司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这是一个从广州搬到海南的国营大企业，有好几千职工。职工中以讲广州话、普通话为主，而潮籍职工也有近千人。晚上或假日，有不少潮汕人会在一起玩潮州音乐，自娱自乐，我也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1972年，公司工会组织国庆节职工文艺汇演，要求各大车间、工厂都要出节目。冰厂领导找我帮忙。我便把工人中的先进事迹编成一个小歌剧，并自己谱曲、当导演，用潮州音乐伴奏，在公司工人文化宫演出之后受到不少好评。

  上个世纪70年代，我调到湛江地委宣传部工作，1981年又被调到深圳市委宣传部，从科长、处长到副部长，1993年担任《深圳特区报》社长、总编辑。由于对潮汕家乡的情谊和对潮乐、潮剧的热爱，在深圳工作期间，我总是大力支持深圳市文化部门和各区邀请潮剧团到深圳演出，而且我自己几乎每场必到。现在，我的家里除了书籍，第二多的就是潮乐和潮剧的录音带、录像带、CD、VCD。退休之后，经常听潮州音乐，观看潮剧录像。近两年，深圳广电集团与汕头电视台合作，开辟专门的潮汕频道，深圳人坐在家里电视机前就随时可以看汕头新闻，看潮州戏。我爱人祖籍四川，由于受到我的感染，我们经常一起看潮剧。她通过看字幕、听潮乐潮曲，竟然很快喜欢甚至热爱潮州戏。广东潮剧院一团演出的思想内容很好、艺术水平很高的剧目如《春草闯堂》、《双玉蝉》、《红鬃烈马》、《德政碑》、《岳云》等，我们夫妻俩还反复地观赏、品味。

  大家都来爱惜潮剧这个文化瑰宝

  中国的戏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潮剧是中国戏剧园地中的一朵奇葩，也是稀有的文化瑰宝。

  我离开家乡汕头澄海的50多年来，由于主要是在宣传、文化和新闻部门工作，看过京剧、粤剧、越剧、汉剧、川剧、河南邦子、黄梅戏等等。可以说，在众多的地方戏剧中都各有千秋、各有优势和各有自己的精华。如果拿各个地方剧种演出的艺术水平相比，就潮剧而言，我以为：一点也不比它们差。而潮剧的锣鼓、音乐伴奏方面却还要比大多数的地方戏剧胜出一筹。60多年前，各地方剧种到北京汇演，毛主席、周总理都观看姚旋秋、洪妙等著名演员的潮剧演出。中国的戏剧泰斗夏衍、梅兰芳等还称赞说，潮剧的音乐和曲调实在太好听了。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湛江地委宣传部工作，接触粤剧比较多，也爱上了粤剧和广东音乐。但我始终觉得粤剧的音乐伴奏不如潮剧的丰富多彩、韵味无穷。尤其是在打击乐（锣鼓）伴奏方面，比起潮剧来，无论是文戏还是武戏，粤剧与京剧一样实在太过于单调、粗犷。

  很可惜，近些年来，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时代的某种原因，当今之潮剧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很少播放潮剧。据说，现在连潮汕地区的许多年青人都不懂潮剧、不爱潮剧、不看潮剧。果真如此，则实在是对自己家乡缺乏真情热爱、缺乏文化修养的一种表现。我回澄海老家时还听说，一些县市的潮剧团资金严重不足，人才难于留住，好的剧目难于上马，有的要靠“做老爷戏”维持生计。长此下去，必然会陷入艺术质量难于提升、更得不到重视、没有人看和缺乏市场活力的恶性循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十分重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去年，国务院专门下发文件，强调地方戏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各级政府要在财力物力上重视和支持地方戏剧，使其不断发扬光大。这当然也包括对潮乐和潮剧的重视和支持。

  潮乐潮剧的发扬光大，除了省市县（区）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另一方面还必须广大群众的爱好、重视和支持。在全国各地和海外，有几千万潮汕人。我们这些在外地的潮汕人聚在一起除了讲讲家乡的潮州话，还往往会情不自禁地谈论潮州音乐和潮剧。这也是一种生动、亲切的乡情交流。因为潮州音乐和潮剧，是五湖四海的潮汕人所共同的、最深刻的记忆。

  希望大家都爱护和支持潮乐和潮剧，尤其是生活在潮汕本乡本土的潮州人，更应该如此，使潮乐和潮剧这朵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在海内外越来越鲜艳夺目，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