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道|对待官二代,宋太祖赵匡胤是什么样的态度?

政知道微信公众号  2016-04-05 11:41

作者|习骅

经常上中央纪委网站和客户端的道友,一定对网站上署名“习骅”的历史文章不陌生。这位作者以轻松的笔调通过众多令人嗟叹与沉思的人物故事,来讲述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不变之道。作者紧随党中央反腐败的脚步,紧跟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打虎拍蝇”的节拍,巧妙地从古今历史,特别是明清治国、吏治等历史典故中寻求成败教训、总结得失经验,受到大批网友的追捧。 有网友认为“习骅”是个笔名,其实确有其人,而且他是中央纪委派驻机构的一名干部,法学博士。近日,由习骅作品集结而成的《中国历史的教训》整体进行了全新修订。今天,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就带大家看看,习骅笔下的宋太祖赵匡胤是怎么对待官二代的。

公元968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正高兴地审阅新科进士名单,突然皱起了眉头。

赵匡胤:“名单上名列第六的陶邴,是翰林学士(相当于办公厅主任)陶谷的儿子吧?”

赵普:“是的。这孩子学习很刻苦,是个大才子。”

赵匡胤:“这次考试主考官是谁?”

赵普:“是……陶谷。”

赵匡胤:“儿子参加考试,老子为什么不回避?”

赵普:“老陶自己提出回避了,但是实在没有合适的人替他。这父子俩都是规矩人,小陶又有实力,所以我们就没深究。”

赵匡胤怒了:“不长脑子!你们要动摇国本吗?”

他随即下令立即拟旨:今后,对上了预备录取名单的官二代,由礼部牵头,额外增加一道复试,不通过不录取。

这是一道载入史册的圣旨。

整个宋代这么一条规矩似乎显得不近人情:在科举取士过程中,对官宦子弟严格设限。朝廷每回圈定殿试名次时,都尽量把干部子弟往后排,以至于形成了礼让平民子弟的良好风尚。

宰相范质的侄子范杲就说,我们家庭条件好,不该与平民争利。于是主动放弃了殿试,经商办企业去也。

宋代有这样一句俗语:“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表明社会普遍承认科举的公正性。据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考证,在1256年录取的601名进士中,平民子弟达417人,占压倒性的大多数。

宋代的这种做法对后世统治者启发很大。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会试结束后,康熙皇帝忧心忡忡地对内阁说:“我认真研究了录取名单,发现干部子弟居多,老百姓会不会有意见?”于是完善了相关制度,例如为抑制“缙绅之家多占中额,有妨寒峻进身之路”,分设“官生卷”、“民生卷”,官二代只能考“官生卷”,试题比“民生卷”深得多,实际上增加了平民子弟的上榜机会。

晚清吏治腐败至极,买官卖官、突击提拔、优汰劣胜之类屡见不鲜,只有科举这个入口处还算干净,制度相对严密,统治者也较真,虽然也出现过一些科场弊案,但制度设计本身和上面的决心很少受质疑,“萝卜”招聘等情况更是难得一见。

费孝通先生专门作过统计,发现清朝科举录取的平民子弟,向上五代均无功名的,占13.33%;父辈无功名的,占33.44%,两项相加达46.77%,与官二代的录取率大致持平。这样的社会流动速率,同20世纪的美国相当!

 雪夜访普图(宋太祖赵匡胤 雪夜 走访大臣赵普商谈国事的故事)明 刘俊

人治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基本特征,总体上没什么规矩可言,奇怪的是,统治者单单在科举取士这个问题上,小心维护制度,刻意显示公平,这是为什么?

第一,没有公平公正,科举就失去了进步意义。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门阀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本质上都是世袭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干部队伍近亲繁殖,一代不如一代。科举制度淘汰了陈规陋习,拓宽了发现人才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质量,对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十分有利。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李约瑟先生称科举制度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取士甚至也成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模板。

但是科举又是一项十分残酷的制度。由于任何人都有考试资格,考生基数巨大,而进士录取率仅在10%左右,竞争之激烈,远非今天的国民教育考试可比,因此谁都梦想能走个捷径。但老百姓无权无势,除了干瞪眼别无他法。一旦科举取士没了规矩,乱开口子,只要有权有势,就能肆意妄为,干部队伍必然泥沙俱下,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如何治理?看来赵普的大局观确有欠缺。

第二,科举是一项导向双赢的高明的制度设计。考试不论出身,标准唯一,打开了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杜绝了阶层和阶级固化的可能,使社会达致动态稳定。钱穆先生看得最清楚:科举取士使得“此1000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人是理性动物,既然个人奋斗就能改变命运,还有必要揭竿而起吗?既然皇上不偏心,我为什么不紧密团结在他老人家周围呢?

清兵入关之初,江南文化人十分抵触,等到科举一开,读书人一窝蜂涌向考场,局势便迅速稳定。清代科举吸引力有多大?每次考试都有爷爷、太爷爷级的考生。康熙三十八年,广东顺德有个叫黄章的百岁老寿星,也跋山涉水进京赶考。老人家如此,何况年轻人!

自隋文帝开科举,到光绪帝废科举的1300年间,进士总计10万人,举人、秀才以百万计。可以想见,科举制度消化吸收了多少李自成、洪秀全!

所以,当看到新科举子悉数跪在脚下,唐太宗得意地笑了:“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啦!”赵宋王朝享国319年,时间之长,在封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两汉,并且,始终没遇到像样的农民起义,最后亡国也不是因为内乱,这与其严格的科举政策直接相关。破坏这个官民两利的社会政治制度,龙椅能坐这么久吗?

赵匡胤对赵普发火,原因在此。

第三,在科举取士中体现政治清明,契合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中国人对“公平”问题历来敏感,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个人的成功同时也是家庭和整个宗族的荣耀。只要子女有出头之日,人们可以忍受任何苦难,宁愿付出任何代价。而科举制度的本质正是机会均等,所以统治者总是手指贡院反复提醒:面包会有的,只要你努力!

而对草根平民来说,唯有科举还算靠得住、信得过,有分数线就有希望,考不取也不怨政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如此豪迈的励志谣,正是这种制度成功的体现,也是这种制度之下社会文化心理的写照。

假设,科举取士不讲规矩、没有公平,大蛋糕完全由官二代、富二代独吞,穷人的孩子不管多努力、多出色,永远是“屌丝”、“屁民”,如蚂蚁一般自生自灭,那么,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内心的屈辱和绝望,将会汇聚成多么巨大的破坏力,足以让任何一个政权烽烟四起,一日不得安宁!1905年9月,光绪宣布废掉科举,严复惊呼大事不好,因为除了科举,大清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老百姓留恋的。

【来源】政知道微信公众号(ID:upolitics)

编辑 葛政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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