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后，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朱和平仍然关心着国家人才培养。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朱和平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呼吁要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讲到激动处，他说：“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肯定还是选择应用型大学。”

谈军队教育

武器装备更新在加快，要建立终身教育体系

南都：根据军改时间表，2016年应组织实施军队院校改革。你长期在军队院校工作，你怎么理解军队院校改革的方向目标？

朱和平：目标就是要建立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和在职继续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的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院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整个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体系重要一环。

南都：为什么要提这样一个培养体系？

朱和平：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武器装备发展、更新换代速度在加快，战争的节奏在加快，学校学的知识，很快就会过时。除了军队院校教育，还需要同时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即在部队，通过训练和培训来解决知识更新的问题。此外，也要建立一个终身教育的体系，通过职业大学、远程教育等等，使知识更新跟上时代的步伐。

南都：军队之前不重视继续教育吗？

朱和平：也很注重的。从红军时代就一直在办学校办教育，井冈山会师后就成立了红军大学，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亲自讲过课。抗战时又成立抗日军政大学。解放战争时期，抗大的各分校就变成各解放区的军政学校。在职不断学习，一直贯穿我们军队成长壮大的整个历史过程。

军事教育在战争年代主要以培训为主，不是以学历教育为主，是典型的在职学习和继续教育。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我军武器装备发展、技术水平提高，只培训就不够了，所以建了一大批学历教育的院校，对官兵的文化素质培养上了一个台阶。

谈人才培养

我们不缺设计师，缺高端应用型人才

南都：作为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你有什么提案？

朱和平：我提交了关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提案。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建设制造业强国，从现状来看，我们现在只是制造业大国，还不是一个强国。从人才结构的角度考虑，我觉得问题主要是出在应用型人才不足。

南都：为什么这么说？

朱和平：制造业是以应用型人才为主的行业，高端制造业95%以上是应用型人才。我们的应用型人才基本都放在三本以下的院校，好大学都是培养研究型人才。所以现在优秀的生源都流向了研究型大学，应用型人才明显档次不够。

南都：作为军队院校的管理者，你也有这方面切身体会吗？

朱和平：我是空军出身，长期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对国家航空工业、军用电子工业的发展过程有很深的体会，拿航空工业举例，我们不缺科学家，不缺设计师，我们的理论很先进，设计很精湛，都是世界优秀水平，但我们产品始终与国外先进水平有差距。我想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足够优秀人才用在生产制造环节上，这跟社会的环境、政策、人才评价机制有很大关系，不只是教育的问题。

南都：你有什么具体建议？

朱和平：我们现在的一流大学都是培养研究型人才，毕业后并不适合去装备制造业工作。所以，我们要建设制造业强国，首先要培养一流的制造业人才，国家要拿出优质教育资源来进行培养。我的提案就建议除了硕士阶段，国家要考虑在本科阶段设应用型学位，分类培养、分类评价，一本以上高校的工科学位就应该瞄准应用型人才。

南都：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你仍会选择应用型大学吗？

朱和平：我肯定还是会选择应用型大学。

南都：你愿意培养你的孩子做应用型人才吗？

朱和平：会啊，我的儿子朱辰就是读的工科专业。我认为工科专业接地气，转型也比较方便。我孩子毕业的北航就是从工科院校发展起来的。

谈祖父朱德

“爷爷要我一定把基础打好”

南都：你去年花了很多时间，宣传你祖父的家风，为什么？

朱和平：去年我到很多大学去讲课，讲家风、讲传统，主要是考虑到现在年轻人生活水平提高了，思想更活跃，接触的信息量也更大，他们还能不能接受老一辈留下的优秀传统作风，我就想通过讲课来试一试，看看反应。

南都：最后反应如何？

朱和平：反应还是很热烈的。说明老一辈虽然离开我们很长时间了，但在人民心目中分量还是非常重的，只是我们宣传还不够，很多事情年轻人都不知道，觉得不可想象。

南都：比如有哪些事情？

朱和平：我爷爷作为八路军的总司令、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国民党上将军衔，这样一个高官在抗战的时候身上却没有钱。大家可能不相信，我就把抗战家书展示出来。当时，我爷爷在抗战前线上，心里放不下老母亲。但他身上没有钱，就写信给好友借钱，还说这个钱是还不上的，以后也还不上，让朋友作为捐助。通过这些事实让大家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什么叫真正为人民利益服务。

南都：朱德元帅对你个人成长的影响大吗？

朱和平：影响很大，直到现在我还不得不佩服他的战略眼光。上世纪70年代初，他反复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即使在大学都停止招生的情况下，他仍坚持要我自学。他把高中课本整理好寄给我，要求我自学也要补上。后来，部队想推荐我，但爷爷不同意。

南都：他为什么不同意你考军校呢？

朱和平：因为我在军队已经提干了，马上到军校出来就可以再提拔。但是他不同意我走这条路，他就说“你一定要把基础打好，没有很强的自然科学的基础，无法胜任现代战争对指挥军官的素质要求”。我现在很感激他。

南都：听说老人家去世后留下的床，你们一直保留着？

朱和平：他年纪大了之后经常要治疗，又不便一直住医院，家里实际上成了半个医院。当时的七机部给他定制了一张铁架子双人床，床板能升起和折叠。他去世以后，奶奶专门交代，这个床是公家做的，我们也没付钱，应该还给七机部。我们就找到七机部的领导，七机部的领导没答应，我们交钱也不要。

南都：后来呢？

朱和平：这个床爷爷用了四五年，爷爷去世后奶奶就睡这个床。1992年奶奶去世后，我和我爱人一直用这个床。到2006年，爷爷去世30周年，当时家乡要重建一个朱德纪念馆，我们就把这个床捐给纪念馆了。

南都：你一直说，他们这一辈人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家庭幸福之前，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朱和平：1955年定工资的时候，爷爷的工资是参照军衔来定的，元帅军衔的工资当年是七百块钱。毛主席当年只拿四级工资，六百多块钱。爷爷说，他的工资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多跟他们一样。因此爷爷没有拿元帅的工资，而是和毛主席周总理一样，拿六百三十多块钱。后来，他又主动减了三次薪，到1961年减到了四百零四块四毛。

但爷爷的党费当年是按照元帅工资定的比例，是十块钱。薪水减到四百零四块四毛，党费应该是四块钱，但他交的还是十块钱。去世前，他又把剩下的存款，大概两万多块钱，全部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了组织。他们这一代人确实是把个人的利益看得非常淡。

【实习生】刘旭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