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文嘉

十年前毕业求职的时候，师姐妹当中流传着一句话：“找工作，已婚有子的女博士（硕士）要比未婚的好找，未婚的要比已婚未孕的好找。”直白点说就是，用人单位希望你把孕产的事儿办利索了再来，不要跑到单位来生孩子，更不要一来就生。

这不是段子。在我的一场面试中，竞争者中的一位女博士就直接和面试者说，学术和履历上的成绩您看简历就行，“我的另外一个优势是读博之前已经生了孩子，现在已经过了最操心的阶段，很给贵单位省事儿。”也许就在这一瞬，一些“你懂的”默契在求职者和面试者之间达成。

十年寒窗过后，你在求职中撞上的第一个评判框架仍然是基于性别建立的，孕产期长短和其可能带来的成本，仍然极大地影响着你的“性价比”。比这更糟的是，这种把求职女性分为“未婚”、“已婚已孕”和“已婚未孕”的分类现在仍然流行。而且，在就业已成买方市场的形势下，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之后，通过孕产问题来衡量女员工“性价比”的思维还在强化，更多女性要在职业前景和家庭愿景之间选边站。

实际上，在既有职场生态和家庭分工下，“全面二孩”后职业女性所面临的窘迫已经渐渐展现出来。由于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不力，生育孩子所产生的教育、医疗等高额成本都被转嫁在家庭身上，而家庭由此产生的过量劳动、精力消耗、生活质量的损失，则被无意识、大概率地转嫁到女性身上。几乎同时，她们还要面对职场歧视、职场边缘人的尴尬以及就业、再就业的困境。

这种情况，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经济的。在老龄化社会的严峻趋势下，“全面二孩”政策上寄托着很多社会发展诉求，生育已经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也不单单是一种家庭行为，而是关系到人口结构、人口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供给等几个方面的社会行为。但“愿不愿生”“敢不敢生”的关键却在于女性。如果多一次孕产期会带来职场挤压和职业牺牲，很多已婚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再生育问题上就会变得非常慎重；如果仅仅因为生两胎的可能性就使自己在就业中陷入劣势，未婚女性的孕产意愿也会趋于保守。

也可以说得更上纲上线一些——适龄家庭中女主人的态度，是决定“二孩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变量。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家庭生育意愿的观点，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这是一件宏阔的事情，需要遵循长线逻辑。短期内最有针对性也最有效的办法，恐怕应是以严打就业歧视、严防职场歧视为切入口，率先提升女性就业和从业的保障，避免女性在评估生育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时趋于悲观。

新年前后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二孩”问题成为代表委员们的核心话题之一。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女性权益和全面二孩政策之间的关系也肯定会引起代表委员的注意。比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孙晓梅教授就表示，“可以预见，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将更加难以保障。”她将再次建议出台一部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禁止基于性别、婚育状况的歧视。

希望有更多的代表委员能参与到这个问题的建言中来；有更多关于“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生存境遇的讨论，能超出单纯的、传统的“保障妇女权益”的言说层次，而纳入到突破中国社会发展瓶颈的大视野中来。最起码，高知女性在面试时和对方掰扯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的荒唐场景，不该重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