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丝露

每年回老家过年，我第一个看到的人总是姑妈。

姑妈一直在这个南方小城的国税局工作，福利好、面子广。

小时候一个人坐火车回家，只有她能找到关系进站，站到火车旁接我。

呜呜的汽笛声响起后，我总能在车窗外越来越清晰的站台上，看到姑妈穿的藏蓝色中山装和宽宽的脸庞。

看到姑妈，就“回家”了。

今年也不例外，即便我早已过了需要人站在火车旁接站的年龄。

推门入屋，姑妈就坐在客厅中的小板凳上，宽宽的脸庞还在，但却只剩下蜡黄色皮肤紧贴着骨骼。

中山装也仍穿着，但我可以看出厚厚的衣服之下，姑妈已经很瘦了。

这是2016年的新年，距离我第一次听说姑妈患上抑郁症，已整整四年。

生病是原因，更像是借口

这和我印象中任何时候的姑妈，都不太一样。

患病第一年——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她“生病”了——姑妈是聒噪的，她的嘴一直停不下来，最常用的词是“必须”“一定”。

那时，她刚从国税局退休，又被返聘回去管理一个小小的图书室。

但她每天晚上到爷爷奶奶家吃饭，进门到离开，已一直处于亢奋状态。

渐渐的，事情开始朝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姑妈每天逼奶奶去上十几次厕所——即便她说了自己不想去——也总是把剩下五六天的饭菜给爷爷奶奶吃，甚至曾经用苹果和梨煮成一锅“糊糊”，要家里人“补身体”。

爷爷耳朵不好已经超过20年，奶奶脑萎缩也已经10年，两位老人没什么，其他的姑舅却受不了。

最后，连保姆都因为抵御不了姑妈的“狂轰乱炸”提出辞职。

爷爷总说，家里孩子最大的缺点是太老实，用东北话说就是“孬”。

因为姑妈的事情，我第一次经历了一场“家庭战争”。

那个时候，家人们普遍觉得姑妈得了“精神病”，偶尔在被吵得没办法时，也会恨铁不成钢地骂一句“神经”——但这是表哥无法接受的。

大伯的观点是：姑妈必须搬出爷爷奶奶家，绑也要绑到医院去看病；表哥的观点是：自己妈妈没有病，只要有人陪就会好。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能够陪姑妈——表哥刚刚添了孩子，小家庭已经让他焦头烂额；姑父和姑妈感情一直不好，早已分居；大伯已经七十多岁，表姐的孩子还不满月；妈妈照顾爷爷奶奶，只能偶尔抽空陪姑妈说两句话……

家庭战争很快变成了一场哭戏。

大伯哭了，妈妈也哭了，表哥哭得更伤心。

大家都有些生气，也很心酸，为姑妈、为了年迈的爷爷奶奶，有可能，也为了自己。

后来，兴许是因为心疼儿子，姑妈自己到这个小城第一人民医院，也是唯一设有精神科门诊的医院看病。

医生的结论是“重度抑郁症”。

姑妈并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但遇到每个人，都会说上一句：“不要怪我，我是生病了。”

说这话时，姑妈是高兴的，似乎为自己的“过失”找到了“借口”。

渐渐地，小城里方圆几公里的人们都知道，姑妈没有“神经”，她是“抑郁”了。

锁住的是门，更是她的心

每年但凡我遇到烦心事，都会在过年和爷爷说一说。

因为他最多只会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膀：“以后你会遇到的事情多了去了，这算什么。”

不过，这个新年，对姑妈的事情，爷爷也失去了冷静。我曾听到他和奶奶絮叨：“咱们得让娟子（姑妈小名）在这住下。她有房子，但那是家吗？”

在我的记忆中，姑妈的“家”一直很大，有川流不息送礼的人、好吃的糖果。

上世纪90年代，这个南方城市一度面临水危机。

每个夏天，爷爷奶奶家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停水，但姑妈家不会，因为单位有自凿的水井。

退休前，国税局又给她分了一套接近200平米的大公寓，配的是中央空调和直饮纯净水，作为对姑妈大半辈子贡献的嘉奖。

表哥结婚时和第一个孩子刚出生时，我去过那套公寓。

沙发和家具是专门请人设计的，主卧室的书房和房间自成一体，表哥、表嫂和侄女住在那儿，姑妈则住在靠近大门的小房间。

不过，听妈妈说，现在那里大部分豪华家具，早已经被姑妈铺上报纸。

因为受不了姑妈的“脾气”，表嫂家新买了一套小房子，表哥、表嫂和两个孩子，现在住在那儿。

姑妈则宁愿留在爷爷奶奶家不到70平米的板房，也不敢回到自己家去，因为“害怕”。

姑妈家或许真值得“害怕”。

表哥结婚后，姑父和姑妈正式分居，分别住在他们在这个城市五套房子中的两套里，很久不见一次面。

和表嫂大吵一架后，表哥表嫂和孩子一起搬走，为了省钱，姑妈遂关掉了中央空调，也锁住了大部分房间的门。

锁住的门，像是锁住了她的心。

第一次“抑郁”后，姑妈在孙女出生后，很快断了药。

她将全部的精力，都转到了照顾孙子辈身上。

每个早上，姑妈都到表哥的新家，接孙女出去玩，表哥表嫂下班后，再把孙女送回去。

但渐渐的，姑妈发现自己并不能令周围人“满意”。

后来，姑妈体力越来越差，再没有力气带着小孙女出去玩了。

第二年过年，我并没有立刻见到姑妈——她住院了，原因还是“害怕”：

害怕车，害怕人，害怕灯光，害怕安静也害怕吵，她甚至害怕热乎乎的饭菜。

在医院里，我对姑妈说：“您得的是富贵病，因为生活过得太舒适了。”

姑妈摇头，指着旁边的床位告诉我，那个阿姨是农民，每天都要种地，也因为抑郁症住进了医院。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2012年就曾表示，40岁到59岁之间的女性抑郁率最高，现在这种情况也蔓延到了中国。

离开小城前，我去医院给她送饭，吃着吃着，姑妈哭了：“你又要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好伤心啊，但我现在这个样子也帮不了你，怎么办。”

那是姑妈患病后，我第二次见到她，在她生病的第二个阶段。

被人需要，是一根救命草

家里很少有人知道，姑妈年轻的时候是一名很酷的“情报人员”。

十几岁起，她就在机要部门工作，专门破译密码——爷爷曾说，是这个工作害了她，因为从那时开始，她的世界就只有“巴掌大”。

在“组织”里，只有她和姑父没有结婚，于是通过“组织介绍”，他们在部队办了简单的婚礼。

此后的日子里，转业，进新单位，生儿育女。

姑妈和姑父共同度过了人生的许多阶段，却似乎从来未曾读懂对方：

他总觉得她生活简朴到几近寒酸，上不了台面；她觉得他太做作，对孩子也太严厉。

她把自己全部的爱放在表哥身上，但表哥迟早被另一个女人“捕获”，她再把爱转移到孙子孙女身上，发现他们并没有那么需要自己，又或者她开始害怕自己对他们而言，迟早会成为累赘。

妈妈说，这成为了压倒姑妈的最后一根稻草：“她觉得自己从来不被身边人需要。”

年前，姑妈就开始不愿意回家洗澡，后来又发展到不愿意和表哥去医院，说医院开的药让她“生不如死”。

但私底下，姑妈又催着妈妈开车带她去中医院调养——其实，她是不想要表哥再为自己花任何心思。

姑妈其实可以很美的。

还记得四年前表哥结婚那天，从来不打扮的姑妈，去发廊做了头发，还买了一身红色的套裙。

在那场婚礼上，姑妈像是找到了另一平行时空中的自己——在那里，她婚姻幸福、身体健康、自信又渊博。

现在，唯一能让姑妈平静的地方，是爷爷奶奶家客厅里最靠近电视的角落。

听妈妈说，她可以整天地坐在那儿，穿着几十年前的旧衣服，用的小板凳，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那张鲜绿色的——全家两代人的童年都在这个不足15平米的客厅度过。

姑妈的遭遇，也让我妈妈感受到了危机。

2015年，抑郁症一度成了媒体圈的热门词汇，妈妈就曾几次叮嘱：你可不要得抑郁症啊。

这两年，妈妈还不止一次对我说：“如果我更年期的时候乱向你们发火，一定要原谅我啊。”

有时，她也会自言自语：“人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所以不要麻烦别人，人注定是孤独的。”

2016年新年，这个大家庭的第四代相继来到这个世界。

年夜饭当晚，爷爷奶奶家小小的、破旧的板房中，挤进了不下20号人。

大人们做着饭互相开着玩笑、他们眼中的小孩互相交换工作进展和手机里的新App……

小孩的孩子们，则忙着哭闹和吐奶。

而爷爷奶奶，仍旧像每年一样，早早就坐在桌边。

姑妈就在他们旁边，帮他们拿来碗，摆好，觉得不干净，把碗拿到热水那冲了一遍，重新摆好。

还是不行，又找来一块布，把两只瓷碗擦干净，再摆好。来来回回，许多次。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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