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1月31日，呼格吉勒图案追责结果公布，内蒙古有关机关和部门在呼格案改判之后“迅速启动追责程序”，“依法依规对呼格吉勒图错案负有责任的27人进行了追责”。在官方发布的追责名单上，包括呼格案侦控审机关的相关人员被分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等处分。

2014年底得以纠正的呼格案，在2016年的春节前终于等来了这个“追责”结果，公众的感触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在第一时间，呼格的父母面对媒体镜头，说出了对目前这种追责结果的不满，认为“这样的追责结果，有比没有更残忍”。一个无辜公民因司法不彰而遭枉杀，历经一年的错案责任调查结果，除了一名因职务犯罪另案处理的当年办案人员之外，剩下27人全部为党政处分。是不是轻了，是不是“罚酒三杯”，舆论普遍感到困惑。

首先要看到，就是这样一份追责处分名单，也已经是本轮“冤案纠错潮”里有确切追责后续的唯一。诸如浙江叔侄案的错案追责，传言四起却迟迟没有结果，诸如昨天得以纠正的海南陈满案，其后续追责同样不容乐观。冤案纠错难，追责比纠错更难，甚至追责本身长期被认为是纠错的阻力之一。当然，其他冤案追责杳无音信，并不是呼格案追责结果可以免予被挑剔和“苛责”的理由。

就事论事地回到呼格案的追责问题，错案责任调查和追究的轻重评价，需要调查过程、程序和证据的综合呈现。严格说来，对于一份简单到只有当年职务、名字和党政处分结果的名单，公众可能无法真正做出轻了或者重了的实质判断。目前舆论呈现的各种声音，更多是一种出于朴素正义观的直观评价。一条被冤杀的生命，彼时为一众办案人员带来立功受奖，现在查实错案，得到的惩罚却只有党政处分。

不否认错案追责存在一定难度，这个难度还不仅是因为“当年办案的某些人员现在都身居高位”，或多或少会为问责平添阻力、设置障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在于，错案追责本身因了时间推移、证据灭失等因素，相关办案责任具体落实到人有一定困难。毕竟，错案追责同样可能涉及到一些人的罪与非罪，对错案责任的调查不能延续过去错案的制造逻辑，要看证据，要重程序。现在的问题是，公众无法从目前公布的信息中清楚、详尽地看到具体的错案责任调查过程，只能粗放地与其他案件结果比较轻重。

爬梳信息并不多的追责清单会发现，呼格案从侦查、预审、批捕、起诉及至案件审理的公检法人员，都有涉及，有直接办案人员，也有彼时侦控审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但其中，有一名呼案进入高院审理阶段的书记员被“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在现有追责程度里，都算“最重”的)。一般来说，书记员主要职责在于庭审过程的记录，虽然也从事某些“审判的辅助性事项”，但并不会被认为对案件审理的实体结果承担责任。此次问责问到了书记员，且只有高院阶段书记员被追责，对这一细节的解释，需要更多错案责任调查细节的披露。

呼格冤案，涉及到当地几级侦控审机关的责任调查，却并未有必要的整体回避。彼时启动调查各自为政，结果出台又被认为欠缺说服力，首先要看到的是整个错案责任调查过程的程序短板，调查主体自身并不适格。其次则是调查程序和过程的透明度欠缺，被认定负有责任的人员具体各自负何种责任，有哪些证据支撑，为什么是党政处分而不是追究刑责需要给出解释。

一个无辜的公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反复自承“有罪”，详细供述出并非自己所为的罪行甚至作案过程？刑讯逼供是否存在，是谁在执行，又是谁在下令？真正负责任的调查，应当用经得起考验的法律程序和扎实的证据，来逐一回答这些问题。呼格母亲说“谁有过，谁轻谁重必须分开”，并不算过分的要求，因为这本身就是司法调查所该有的底线。必须厘清这一切，才有从个案反思及至制度反省的可能性。概言之，冤案追责的法治化，是杜绝和防范新冤案产生的关键一步。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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